毛泽东的心理战是非常著名的。众所周知,在敌强我弱的战场上,毛泽东在紧要关头曾经多次运用空城计化险为夷。但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的紧要关头对张国焘也成功地实施了心理战,也同样达到了化险为夷的目的。
中央在半夜单独北上
1935年9月10日凌晨2点,长征路上的中共中央反对张国焘的南下政策,率中央红军独立北上,其时情况非常紧急和危险。当时叶剑英出发时异常匆忙,不仅忘了带随身的手枪,而且竟然来不及通知自己的机要秘书和机要科的骨干,就单身上路了。杨尚昆说:“如果没有叶帅获取那份密电,透露张国焘威胁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为什么走得那样急,那样险呢?那岂不是发疯了!”杨尚昆如此强烈地表达北上时的匆忙,可见当时已经危险到了何等程度。
然而几乎所有著述在叙述这一重要时刻时,几乎都用了轻描淡写的文字,似乎中央红军的离开是轻而易举的。这就使人费解:既然当时张国焘孤注一掷志在必得,甚至在中央独立北上后还敢于另立中央,开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党籍,通缉杨尚昆与叶剑英,那么当时为何没有动手以求一逞?人们普遍想当然地以为中央红军是在半夜秘密出走,张国焘并不知情,所以避免了武装冲突。作为历史当事人的彭德怀也有这种观点。他在回忆中说:“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陈谈,张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主席即说:'既然要南进嚒,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了,他们未想到是脱身之计。”
但事实恰恰相反,其实张国焘对中央准备单独北上的行动知道得一清二楚。
张国焘知晓中央单独北上计划
1935年9月9日24时,也就是在中央即将出发前两小时,张国焘致电中央,再次要改变中央北上正确路线,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是:“左右两路绝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必须指出,那时中央已经决定独立北上,而且即将开始行动,张国焘的来电中却已经明确要求“左右两路绝不可分开行动”,显然是在暗示中央,他张国焘已经掌握了中央的动态,其中不乏有警告和威胁之味。还必须指出,张国焘此时明明已经密令陈、徐率部南下,却还在装模作样地向中央表示“立候示遵”,这其中显然有试探和麻痹中央的用意。
10日凌晨4时,张国焘又向林彪等人发出了一封转中央的电报:
“林、聂、彭、李(富春)转恩、洛、博、泽、稼: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为然。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南进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朱、张九月十日四时”这就表明中央红军刚刚启程,张国焘就已经快速反应。他之所以让当时正率领红一军团为全军开路的林彪转电报,是因为中央正在北上而关闭了电台。张国焘当然知道中央会与林彪保持着联系。这两份电报的时间紧贴中央单独北上行动的前后,说明张国焘当时已经完全掌握了中央红军的动态,根本就没有被蒙在鼓里。换句话说,张国焘当时正紧紧地盯住了中央红军的一举一动。这就更令人云里雾里:当中央红军北上时,张国焘为什么事前事后都非常嚣张,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却在关键时刻慌了手脚没了底气?尤其是后一份电报,已经是“急不择言”,可谓判若两人。这就是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心理战在紧急关头发挥了作用。
毛泽东给张国焘的第一份电报
1935年9月9日下午,如前述彭德怀的回忆,毛泽东在听取了陈昌浩关于张国焘来电要求右路军准备南下的汇报后,就到周恩来处召开了会议。会后,中央就给左路军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了一份电报: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中央九月九日
这份电报除了中央坚持北上方针的内容外,有一个最关键的信息,那就是“陈谈”二字。这二字隐藏着两个对张国焘极其重要的心理暗示:一是告诉张国焘,陈昌浩已经把张国焘9月8日22时命令右路军准备南下的秘密电报口头报告了中央;二是这份电报同时发给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把陈昌浩向中央的报告同时发给张、徐、陈三人,表明中央光明正大,所述内容绝对属实。
可想而知,张国焘看了这样的电报一定会对陈昌浩的立场产生极大的怀疑,因为徐向前和陈昌浩原本是明确支持中央北上的。1935年9月8日上午9时,徐向前与陈昌浩就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说:“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随后他俩虽然改变主意同意南下,但生性多疑的张国焘心里依然是很不踏实的,因为他知道中央在组织上有着绝对的权威,毛泽东又聪明过人,尤其擅长思想说服工作,谁能保证陈昌浩不会又转而支持中央。为此,张国焘担心夜长梦多,就立刻在当晚分别给陈昌浩和中央各发出了一份电报。前者是命令陈昌浩第二天,即9月10日就率领左路军南下以制造既成事实。后者就是前述给中央所谓“自信不会胡说”的电报,试探中央是否已经掌握自己命令右路军立刻南下的计划。结果,毛泽东的回电使张国焘大惊失色。
毛泽东给张国焘的第二份电报
《检察日报》2001年4月3日刊登了一篇采访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当年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四方面军机要科译电员黄思深的文章:“1935年9月9日这天晚上10时许,正在值班的黄思深突然接收到张国焘独自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给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政委的一份密电。”黄思深随后就按照规定程序把电报交给了正在司令部值班的吕黎平,于是这份电报落到了叶剑英手里,并交给了毛泽东。据杨尚昆回忆张国焘的那份电报:“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我虽然没有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
中共中央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抢先单独北上以争取主动避免冲突。会后,时间已过午夜,毛泽东作为对张国焘9月9日24时来电的回答,给张国焘发出了第二份电报:
国焘同志:
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望你速复。中央九月十日
这份电报粗看之下几乎连文字都与前一份电报雷同,毛泽东为什么要连发两份内容基本相同的电报?其实,这份电报除了再次重申中央坚决北上的态度,还有个最关键的信息,那就是一个“阅”字。这个字又强烈地暗示张国焘:陈昌浩不仅向中央进行了汇报,还给中央看了张国焘的第二份秘密电报。
这下张国焘的思路和计划全乱了。张国焘当年之所以敢向中央叫板,就是依仗由陈昌浩指挥的四方面军主力。一旦陈昌浩的态度有变,张国焘就成了孤家寡人,什么计划都会成为泡影。根据毛泽东在两份电报中的暗示,张国焘必然得出了这样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发生了他最担心的事,陈昌浩最终被毛泽东说服了。如此机密的电报陈昌浩都向中央汇报,张国焘又岂敢相信陈昌浩再会执行他的命令?又岂敢再命令陈昌浩阻拦中央的单独北上?更令张国焘担心的是陈昌浩立场的转变,将完全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这样一想,张国焘确实立刻就失去了底气。当然,在慌乱中的张国焘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这份电报是只给张国焘一个人的。因为张国焘给陈昌浩的电报是叶剑英偷来给毛泽东看的,陈昌浩完全被蒙在鼓里。如果让张国焘与陈昌浩及时通气,历史也许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当张国焘发现上当,毛泽东早就远走高飞了,张国焘事后的气急败坏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毛泽东准确地掌握了张国焘心虚而又多疑的心理特征,在关键时刻出色地用心理战镇住了张国焘,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保证了中央红军能够安全地单独北上,又一次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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