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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历史认知,《竹书纪年》与《史记》谁是可信的?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太史公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是史学上的鸿篇巨著。

《史记》这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在文学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只是《竹书纪年》的横空出世,颠覆了历史认知,它的很多内容都与《史记》中的记载大唱反调。这让人不禁疑惑,两者究竟谁是可信的?

《竹书纪年》横空出世

《晋书·武帝纪》记载:“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 藏于秘府。”

西晋时期,月黑风高之夜,摸金校尉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进入墓室后,因火把熄灭,不准就点燃了身旁的竹简搜寻宝物。搜寻完宝物后,不准又将竹简翻弄了一番,查找财宝。不料,竹简之下并没有财宝,不准就此离去,只留下散乱一地的竹简。

古往今来,各朝各代都有不准这样的摸金校尉。这本来不算一件大事,只是被不准看不上遗留下的竹简却在文学史上想起了一阵大波澜,可以说在历史上惊天动地。

几天后,不准盗发的墓室被人发现。当地官府前去后,只发现了一地的竹简,觉得上面的蝌蚪文不寻常,就收集整理了散乱的竹简,装了十多车。

晋武帝司马炎听说后,极为重视,当即派学者整理。当时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领头,集合了当时的一流学者整理翻译竹简,得到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这就是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焚毁了各国史记。这部《竹书纪年》因为埋在地下,躲过了一劫,是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比《史记》还早二百多年。

《竹书纪年》古本和今本

《竹书纪年》有两个版本,古本和今本。

荀勖和峤竹负责翻译的本《竹书纪年》,是第一个古本。只是由于竹简出土后,散乱无章,又因为当时对战国文字也不能全部认得,因此对初释本《竹书纪年》的争议很大。

晋惠帝时期,重新派了秘书丞卫恒考正竹简。永嘉之乱时,卫恒被杀害,他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接替了他的工作,完成了考正本。这个考正本被称为《卫束本》,也是古本的《竹书纪年》。

永嘉之乱后,出土的竹简丢失,初释本、考正本流传于世。经过唐朝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初释本、考正本逐渐流失。到宋朝时,古本的《竹书纪年》已经流失了。元明时期,又出现了一个《竹书纪年》刻本,这个被称为今本的《竹书纪年》。只是这个《竹书纪年》已经与古本不同,被很多人斥责为伪作。

到清朝时期,有很多学者研究《竹书纪年》。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搜罗古代典籍中的引注,形成了一个清儒古本。现在通行的《竹书纪年》,是在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三人编著的书籍重加编次而形成的。

《竹书纪年》经过流失又重新收集整理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不过,在很多史书上依旧保留了很多引用的《竹书纪年》,通行的《竹书纪年》,还是很有价值的。

《竹书纪年》和《史记》的区别

《竹书纪年》和《史记》的区别,主要是内容的颠覆。

1、尧舜禅让的颠覆

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史记·五帝本纪》

上古时期,垂拱而治,天下清明。当时尧为天子,仁德如天,智慧如神,他以儿子丹朱愚顽、凶恶,没有任用他为继承人,而是选择了虞舜。帝尧首推禅让制度,被传扬了千年。

《史记·五帝本纪》主要取材于《世本》、《尚书》、《大戴礼记》。尧舜禅让的说法最早出自《尚书》,《论语》和《孟子》等书中都有类似的说法。随着《竹书纪年》的出世,这一说法大为颠覆。《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是“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放帝丹朱于丹水”等等,这不是尧舜禅让,而是舜篡位。

关于这个说法,今本和古本是一样的。唐代司马贞作《史记正义》时引用《竹书纪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两晋的郭璞《海内南经》引《竹书纪年》注说:“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按照这个说法,是篡位而不是禅让。尧帝年老后,舜囚禁了尧帝,自立为帝,并且放逐了尧帝的儿子丹朱,不让他们相见。从后面的帝朱称呼,可以看出丹朱已经即位,就是说帝尧已经传位给儿子丹朱,却遭到了舜的篡夺。上面已经说过,《竹书纪年》古本在宋朝时流失。两晋时期的郭璞和唐朝的司马贞未必没有见过古本,这个记载未必会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

上古时期,究竟是贤明的禅让,还是阴谋的篡位。其实,关于尧舜禅让的说法,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被人质疑。

最早提出尧舜禅让的是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一直被儒家尊崇。最早提出质疑的也是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他在《荀子·正论》中说: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

荀子认为尧舜禅让是不可能的,是不符合人性的。天子地位尊贵,没有人会让出来的,再说天子道德纯备,生民向化,那又何必让呢?

关于尧舜禅让,荀子是质疑,韩非更进了一步。韩非认为尧舜禹不仅不是禅让,而是赤裸裸的“臣弑君”。《韩非子·说疑》中有言: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此外,唐代的刘知几著作《史通》时,引用战国时代的笔记小说《汲冢琐语》言:“舜放尧于平阳”。

可见,《竹书纪年》记载的这一段历史是有可信度的,也是符合人性的。

2、伊尹形象的颠覆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史记·殷本纪》

伊尹是商朝开国元勋,辅佐成汤建商灭夏。商汤去世后,伊尹又辅佐了外丙、仲壬、太甲。太甲即位三年后,昏乱暴虐,伊尹就把他流放到了商汤陵墓所在的桐宫。此后三年,伊尹执政,大会诸侯。三年后,太甲改过自新,伊尹就把他迎接了回来,还政给他。

伊尹贤明的形象,在历代备受尊崇。到了《竹书纪年》中,伊尹的形象大为颠覆。书中记载:

“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在《竹书纪年》中伊尹一改千古第一相的形象。伊尹流放太甲是为了自立,而太甲是从桐宫逃出来杀伊尹后重新掌权的。在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外篇·杂说上》中也有“太甲杀伊尹”之说法。这段历史有疑云的是根据商代甲骨文的破译,有“大乙(即商汤)和伊尹并祀”的记载,在整个殷商时期,伊尹的地位都是非常高。如果真的是伊尹自立,太甲杀伊尹,那么历代商王就不可能皆隆重祭祀伊尹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疑惑点。

在《竹书纪年》中,最颠覆的有四件事。除了舜流放尧,太甲杀伊尹,还有就是启杀益,文丁杀季历(西伯姬昌的父亲)。因为这些“污蔑至圣”的谤言,所以被后世很多史学家认为是荒谬的。而梁启超认为这些记载是符合历史状况的,“实则以情理论,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异类,逼位谋篡,何足为奇?启及大甲为自卫计而杀之,亦意中事。”

《竹书纪年》和《史记》哪个可信度更高?

根据科学考古发现,《竹书纪年》的一些记载比《史记》可信度更高。

1、共和执政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晋书·束晳传》引《汲冢纪年》: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周厉王即位后,暴虐成性,奢侈专横,国人暴动,驱逐了厉王。《史记》记载,周厉王逃奔彘地后,召公、周公两人共同执政,号称“共和”。《竹书纪年》记载是共伯和行天子之事,这个共伯和受到诸侯的推荐而执政。

近年战国的清华简出现,证实了《竹书纪年》的真实性。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在秦朝之前就埋在了地下。根据清华简《系年》记载:“乃归厉王于彻(彘),龙(共)伯和立。”现在史学界基本一致认为“共和执政”是“共伯和代行天子之政”的意思,而不是2000多年来人们认为的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

2、神秘的周携王

《春秋左传正义》孔颖达引《竹书纪年》:“先是,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当作文侯)所杀。以本非适,故称携王。”

《史记》记载,周幽王因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攻伐,西周灭亡,其后周平王宜臼建立东周。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一直被历史学家质疑真实性,在《竹书纪年》和清华简中都没有相关记载。在《竹书纪年》中,周幽王废黜宜臼后,宜臼跑到外公的申国,周幽王率军攻打申国。清华简也是类似的说法,是周王攻打申国,而不是《史记》中记载的申侯联合西戎攻打周幽王。申国因不是对手,他的盟友缯国找来了西戎,一起打败了周幽王,灭亡了西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流传几千年的烽火戏诸侯,这件足以影响西周命运的大事件不存在。

这还没有结束,西周灭亡后并不是诸侯拥立周平王即位这么简单。当时申、鲁、许拥立周平王,虢国等诸侯却因为周平王得位不正,拥立了周幽王的弟弟余臣为周王,就是周携王。周携王在位二十一年,被晋文公所杀。清华简也有同样记载“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

在周幽王去世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两王并立。周携王在位二十一年,可谓是一代周天子,《史记》中却只字未提。这只能说明周平王抹除了周携王的记录,而《竹书纪年》因为时间更早,却有相关记载,清华简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近些年根据出土的甲骨文、铭文等出土,也验证了《竹书纪年》的内容可信度很高。例如《竹书纪年》记载“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殷本纪》说商代三十一王,太丁未立而卒,实际三十王,殷墟甲骨文和周祭祀谱证明商代确是二十九王。其他铭文和甲骨文也验证了《竹书纪年》的可信性,比如陈侯午敦铭文。

《竹书纪年》是有史料价值的,经考证很多记录都是可信的。只是《竹书纪年》是先秦古文写成的,翻译时难免有误。史书多简洁,一字之差意思大不相同,又经后世散失,难免有误。

现在从出土文物看,战国时期的记载可信度倾向于《竹书纪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史记》中关于战国前的记载是太史公搜集资料而得,经考证有些被推翻,可信度最高的要数秦末汉初这段历史。

随着一些史书和文物的出土,对于历史我们或许能够更加贴近,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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