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颠覆《史记》

    在西晋初年，在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叫不准（读音：否标）的盗墓贼，在月黑风高之夜偷偷地挖开了一座古墓。墓穴被打开后，他满地一划拉，摸了一把竹片。用火把一照发现有很多成捆的竹片，他心里一阵失落，就把竹片翻了一个遍，找了些值钱的金银之物便匆匆逃走了。

    村民们看到古墓被盗便告知了官府。官府派来了几个官员，把竹片收拾到一起，装了几车运毁了衙门。这些竹简被称为《汲冢书》或者《竹书纪年》，谁知道这几车竹简揭开的历史真相，竟然石破天惊、惊世骇俗、惊天动地。竹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成，每个竹片上40字。每个字都像小蝌蚪一样很是好看。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是战国时期的魏王墓，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

    西晋顶尖的学者们整理了这些竹简，居然发现了一部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后人称为《竹书纪年》。它记载了黄帝时期到战国时期魏国的一段历史，这些历史竟然和《尚书》、《史记》的记载有很多不一样。

    在历史的路口，我们究竟该相信谁呢？是《尚书》的尧舜禹禅让，还是《竹书纪年》中记载的“舜囚禁了尧，并为难尧的儿子丹朱，不让他见到尧”呢？”。

竹书纪年记载的历史可靠吗

    《竹书纪年》原来一共十三篇，记述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它所记载的历史与传统的记载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但是有些记载却与甲骨文和青铜器上的铭文相一致。比如对《尚书·无逸》中提到商朝的“中宗”的认定，《史记·殷本纪》等典籍都认为中宗是商王太戊（wu)，但《竹书纪年》记载中宗是“祖乙”，后在清朝末年发现的甲骨文中就有“中宗祖乙”的称呼，这证明《竹书纪年》是正确的。

    再举一个齐桓公在位的年数的例子来说，在《史记》中记作齐桓公在位“六年”的时间，《竹书纪年》中记载齐桓公在位“十八年”，而青铜器《陈侯午敦》的铭文记载有齐桓公在十四年做的事，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因此断言：“铭文上有'十四年’，就足够证明《竹书纪年》是正确的，而《史记》的记载实际上是错误的。”

    和甲骨文、铭文的印证，这都说明了《竹书纪年》是记载准确和真实存在的一部历史典籍。

参考书目：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尧舜禹传位的两个版本

    说起尧舜禹的禅让制，我们不得提到《尚书》这本书，很多人认为《尚书》是孔子修订过的典籍，是儒家经典之一。可是孔子修订过的《尚书》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已经被烧掉了。

    今天看到的《尚书》，是汉代独尊儒术后，由一个叫“伏生”的儒生口述，经过别人用汉代的文字隶书写成的，共28篇，被称为今文《尚书》。这样一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尚书》，也许带有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色彩，这时候尧、舜、禹的禅让就有了可能。

    后人根据今文《尚书》对尧舜禹的故事这样描述：尧即将退位的时候，听说舜是位贤孝而又有才干的人，就决定让位给舜。舜名重华，是黄帝的七世孙，颛顼的五世孙。原先舜被封在虞，于是，又称为虞舜。舜天性忠厚，十分孝顺父母。舜在位长达几十年，深受人民的爱戴。舜也没有把王位传给儿子商均，而禅让给治洪水有功的禹。 尧、舜、禹的禅让过程史称三贤禅让。

    而在《竹书纪年·五帝》中这样记载：“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也就是说舜把尧囚禁起来，又制造困难不让丹朱和尧见面。历史如此多的迷思，《竹书纪年》是个解开古历史的钥匙，跟我读历史，明晓是与非。

    《竹书纪年》是西晋时期出土的关于先秦的史书，因为记载的内容过于颠覆，部分内容和《史记》的记载完全相反，颠覆了大家对历史的固有印象，因此自出土后被封禁长达一千多年，最后竟然逐渐失传。

先秦文字靠竹简

    而《竹书纪年》最劲爆的莫过于尧舜禹权力过渡的记载，彻底轰塌了儒家文人心目中的明君和圣贤，也因此千百年来关于《竹书纪年》的讨论经久不衰，尤其是和《史记》的比较，甚至说《竹书纪年》颠覆了《史记》的记载，毕竟阴谋论大家都喜欢，但到底哪个才是最靠谱的。

一个盗墓贼的发现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有个叫不准（fo biao）的盗墓贼挖开了一座古墓，可惜这座古墓早已被人光顾了，墓里只留下一些没用的竹片，为了碰碰运气，他随手点燃地上的竹片向深处走去，至于有没有收获不得而知，反正第二天很多人发现了他的盗洞顺便报告了官府。

因为记录在竹子上的，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

    官府派人查看之后，知道古墓里也没啥值钱的东西，就简单的走了一个流程，却不料有人发现竹片上居然有文字，搞不好是古代的典籍，经过整理后居然装了十大车，全部运输到官府里。

    此时司马炎已经平定天下，听闻从古墓里发现了竹简，心想这搞文化的好机会，于是组织朝廷史官们进行翻译和破解，经过多年的研究，这批竹简终于露出本来的面目，原来这古墓是战国时期第四任君主魏襄王的陵寝，而这篇文献则是先秦时期的典籍，包括《易经》、《国语》、《琐语》、《大历》、《纪年》。

除秦国之外的史书都被秦始皇焚烧

    这些典籍从未经历秦始皇的毁坏，可以说非常珍贵，尤其是《纪年》十三篇，这是魏国史官记载的关于魏国的史书，因为记录在竹子上的，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记载了上古黄帝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近两千年的历史，一共记录了89位帝王，是当时非常珍贵的史学材料，但就是这么一部史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遭到朝廷的封禁，被列为“异端邪说”，毕竟和儒家正统文化格格不入，到了宋初的时候，《竹书纪年》失传了。

    到了明朝时期，《竹书纪年》又神奇的出现在民间，但经过考证，这是民间伪造的史书，虽然流传下来，但可靠性很低，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

司马迁著《史记》

    比如《今本竹书纪年》错将周赧王当作周隐王的事情，《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周隐王二年，齐地暴长，长丈余，高一尺。”

    但其实这段来自于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三的记载：“周隐王二年四月，齐地暴长，长丈馀，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妖》曰：地四时暴长，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历阳之郡，一夕沦入地中而为泽水，今历湖是也，不知何时。《运斗枢》曰：邑之沦，阴吞阳，下相屠焉。”

    其中《易妖》、《运斗枢》都是评论汉代纬书的著作，而这两本书都是江湖骗子胡编乱造出来的，不足为信，可以说《今本竹书纪年》图一乐就行，但在真正的学术研究方面毫无价值。

    到了清朝时期，历史学家朱右曾想要窥《竹书纪年》全貌而不得，但一想这是从西晋时期就有的史书，肯定有文人引用，于是花心思探寻古人文章，历经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等人的努力，终于提取了一部分内容，为《古本竹书纪年》，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看的《竹书纪年》只是当年的一部分只言片语，大部分内容还是失传的。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与《史记》完全相反的记载

    总体来看，《竹书纪年》记载和《史记》保持了一致，但是一些内容和《史记》大相径庭，堪称颠覆性的：

尧舜的权力过渡

    《史记》记载，尧舜禹的权力过渡都是靠禅让制，这也是后世千百代人奉为理想社会的楷模，但《竹书纪年》里却记载他们的权力过渡是血腥的宫廷政变。

尧舜禹的禅让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想见也”

太康失国

    禹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之后，启建立了夏朝，并且传给自己儿子太康，可惜太康继位后沉迷于酒色，被东夷部落的有穷氏首领后羿夺取了王位，这就是“太康失国”，但后羿自己没有称王，而是扶持傀儡君王仲康，自己掌权。

太康失国

    后羿年老后被部落内部的人杀死，仲康的孙子少康重新夺回王位，史称“少康复国”，关于这个内容《史记》却没有记载。

伊尹夺权事件

    伊尹是商朝开国国君汤的老师，担任国相多年，辅佐商汤、外丙、仲壬、太甲四代商王，到了太甲时期，太甲任性妄为，不遵循祖训，被伊尹关押起来让他面壁思过，太甲改过自新后又被伊尹亲自接回来继续当商王。

伊尹

    而在《竹书纪年》里，则是宫廷政变，伊尹流放了太甲，自己当了商王，太甲逃回来后又杀了伊尹，自己重新夺取王位。“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伊尹这个千古第一贤相在《竹书纪年》里成为了乱臣贼子。共和执政到底是什么方式？

    《史记》记载，周厉王因为暴政引起国人不满，被大家赶走，而周厉王的儿子太小，不足以处理政务，改由周公和召公两个人联合执政，等周厉王儿子周宣王长大后又将政权交还给他，周公和召公的执政时期为“共和执政”。

    但在《竹书纪年》里，“共和执政”其实是共国一个叫“和”的君主趁着周朝内乱夺取了大权，而这一时期被称为“共和”执政，意思是共国的和执政时期。

    这就是《竹书纪年》里几个主要的颠覆点，也是大家讨论的焦点之一，可以说两者完全相反，这也引起了大家的争论，到底哪个才是尊重历史？

《竹书纪年》和《史记》哪个更靠谱

《竹书纪年》也有可能被人为改动过

    《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时代，是唯一没有经历过秦始皇焚烧而得以保存下来的其他国家的史书，因此很多人认为他的权威性远远大于《史记》，但权威的前提是西晋的那些翻译的史官们是靠谱的，而且是完完全全的还原《纪年》十三篇的本意。

    毕竟战国到西晋已经几百年了，且《竹书纪年》的文字还是秦始皇统一之前的文字，毕竟魏国的文字和秦国的文字差别太大了，西晋这帮人能不能准确的翻译还是个未知数，而且《竹书纪年》的几个颠覆性内容都是篡权夺位。

司马炎篡魏建晋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西晋司马懿的篡位夺权，为了稳定司马家的地位，司马炎有没有可能篡改了古籍的内容故意放大古代夺权的故事来向天下人证明，夺权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借此粉饰他西晋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竹书纪年》也有可能被人为改动过。

谁也不敢说自己是正确答案

    关于这些颠覆性的内容，不仅仅《竹书纪年》有记载，就算是先秦的一些文章也有关于这些事的记载。

    《韩非子·说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吕氏春秋》：“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

    这些战国时期的文献司马迁当时肯定都接触过，但他明显没有相信这些材料，还是选择其他资料，比如《墨子》关于尧舜的记载。

    《墨子》：“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墨子和韩非子是同一时期的人，记载却完全相反，如果说《竹书纪年》能否颠覆《史记》，就好比问《韩非子》能否颠覆《墨子》一样，没法说明谁是正确的。

    而尧舜的故事最早只能追溯到春秋末年的记载，而且当时还没有文字进行佐证，大家都是口耳相传，甚至尧舜存不存在都是疑问，因此战国时期对于尧舜的存在感其实很薄弱，可以说战国时期口中的尧舜禹形象都是遵从本人学说里的尧舜禹形象。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而魏国又是法家的发源地之一，史官自然倾向于法家的观点，因此只是代表了魏国对于尧舜禹的认知，不能说是还原了历史，尤其是伊尹篡位被杀，在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中伊尹所受商王祭祀规格颇高，侧面证明《竹书纪年》可能存在错误。

    但《竹书纪年》里关于“共和执政”的记载又和清华简的记载类似，互相印证，与《史记》记载又有点不符，同时《史记》也没记载“太康失国”这个重大的事情。

《竹书纪年》比《史记》更“劲爆”

    要想学习和了解我国的古代史，那必然绕不开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这部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书，为我们探究历史，提供了相当全面的资料。不过，除了《史记》之外，曾经还有一部非常出名的史书，其部分内容不仅与《史记》大相径庭，并且还相当“劲爆”，完全颠覆了《史记》中所记载的“明君圣贤”形象。

    这部史书的名字，正是《竹书纪年》。那么，《竹书纪年》和《史记》相比，究竟是谁的可信度会更高一些呢？难道太史公司马迁真的欺瞒了我们吗？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竹书纪年》中，都记载了哪些颠覆性的内容。

    首先，就是关于“尧舜禅位”的另一种版本。众所周知，在《史记》的记载中，尧、舜、禹三代通过禅让这种方式，完成了权力交接，并且，他们也通过这种举动，成了后世学习的楷模。但是在《竹书纪年》中，这段历史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竹书纪年》

    什么意思呢？大意就是说，在尧年老之际，舜为了夺取权力，不仅将尧囚禁，还将尧的儿子丹朱也关了起来，导致父子二人从此不得相见。要是按这种说法的话，那么所谓的“尧舜”禅让根本就是一个谎言，真实的情况，则是舜发动了“宫廷之变”，强行夺取了原本不属于他的权力。

    当然，如果仅仅是《竹书纪年》一家之言，那么大可以用“孤证不立”来反驳这种说法，但问题是，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人对“尧舜禅让”提出了质疑。

    其中，说得最直白的要属思想家荀子，他在著作《荀子·正论》中就提出，所谓“尧舜禅让，是虚言也“。

    另外还有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他不仅认为“尧舜禅让”根本不存在，并且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包括“尧舜禅让”和“舜禅让禹”，都是“臣弑君”的结果。“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有了荀子以及韩非子的佐证，这样看起来《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尧舜禅让”，似乎就更接近于真相了。

    不仅如此，《竹书纪年》中还记载了历史上第一位贤相伊尹的另一种形象。

    在《史记》的记载中，伊尹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的老师，商汤正是通过他的教授，才得以彻底灭掉了夏朝。并且，到了商汤去世后，伊尹又辅佐了外丙、仲壬以及太甲这三位商朝的君王。但在太甲继位之后，由于其肆意妄为，且贪图享乐，导致朝政混乱，百姓也对他怨声载道，期间，伊尹虽说多次规劝，但太甲根本听不进去。

    最后，伊尹为了匡正太甲，便把太甲放逐到商汤的坟墓所在地桐宫，让其闭门思过，同时，伊尹暂时代理了所有朝政。直到三年之后，太甲得以悔过自新，因此伊尹便将其接回，又将权力重新交给了太甲，自此，太甲励精图治，将商朝治理的蒸蒸日上。也正是通过这件事，伊尹被后世称为“第一贤相”。

    而在《竹书纪年》的记载中，伊尹对于太甲的所作所为，不仅称不上“贤相”，并且他的结局还十分凄惨。他先是放逐太甲，之后又自立为王，结果，太甲从放逐之地秘密潜回，杀掉了伊尹，重新夺回了自己的权力。这样的记载，完全是将伊尹这个人，刻画成了一个“权臣欺压幼主”的负面形象。

    此外，《竹书纪年》中，还有关于周朝时著名的“共和执政”记载，也和《史记》中所记录的大为不同。按照《史记》中的记载，周厉王在位时，由于其昏庸无道，且不听劝谏，同时还将胆敢对他有怨言者统统处死，导致全国上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最终，不堪忍受的百姓们发动叛乱，将周厉王驱逐，国政则由召穆公、周定公这两位相国共理管理，名曰“共和”，史称为“共和执政”。但在《竹书纪年》中，这个所谓的“共和执政”，却是指一个叫做“和”的诸侯，代理了天子之职。因为这个名字叫做“和”的诸侯，其封地是“共国”，且其爵位是“伯”，所以，也被称为是“共和伯执政”，简称“共和执政”。并且，在《晋书·束晳传》中，也明确提出，所谓“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也就是说，《史记》与《竹书纪年》，记载了完全相反的两种“共和执政”，双方唯一相同的，仅仅是该事件的名字一样而已。

    诸如此类相悖的记载，在两部史书中还有不少，总之，两者虽说大体上较为一致，但很多人物、事件的细节，却完全不一样。

    更重要的是，《竹书纪年》的部分记载，颠覆了后人心中“圣君贤臣”的正面形象。那么，可不可以就单纯认为，太史公司马迁糊弄了后人，《竹书纪年》的记载更贴近于真实的历史呢？答案是也不能如此武断地下结论，因为《竹书纪年》所发现的时间，十分可疑。

    《竹书纪年》这部“惊世骇俗”的史书，最早是在西晋时，由一个叫做“不准”的汲郡盗墓贼，在无意间发现的。根据记载，当时正值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也就是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的第十五个年头。

    当年，这个盗墓贼光临了汲郡（今河南卫辉）城郊的一座古墓，不过在他到此之前，这座古墓早已被盗掘一空，里面值钱的东西基本上所剩无几。所以，盗墓贼在挖开古墓后，发现没什么金银珠宝，便就此离开，但在不久之后，当地的村民发现了盗墓贼留下的盗洞，因此就赶紧上报官府。而官府来了之后，一番搜索，什么陪葬品都没发现，反而发现了成堆的竹片。并且，在这些竹片上，还刻有大小不一的文字，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他们一个都不认识，因此就有人认为，说不定这上面都是“古文”。

    于是，这件事被层层上报，最终连司马炎都得知了此事，而当时他正是春风得意之际，西晋的第一个盛世“太康之治”正在他的治理下徐徐展开。所以，他在听说了有古墓发现古籍的事情后，十分重视，赶忙派人对这批竹片加以保护，并安排人对此进行整理编译。而经过整理，这些刻有文字的竹片，足足装满了十辆马车。

    最终，经过当时的史官进行编译后，最终编译出一部史书，而这部史书，就是我们所说的《竹书纪年》。按照常理来说，既然是从古墓中发现的史书古籍，理论上应该是真实靠谱的，但这仅仅是理论上，因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西晋那帮编译的史官们，是不是真的百分百还原了竹片上的所有内容。这一点，相信没人敢说百分百确定，毕竟西晋距离商周时期已经过去了数千年的时间，曾经的文字与西晋当时的文字，已经大相径庭。不然，司马炎也不至于安排专门的史官来进行编译。这就好比我们现代发现的甲骨文，上面的每一个符号，所代表的意思都需要大量的求证，并且，即便是求证之后，也不能说就是求证而来的那种意思。因此，编译时难免会存在误差，以及和真正的史实不符的地方。并且，既然是有人进行的编译，那就必然会出现一种情况，即这个编译的人，会把自己的情绪以及对这个历史人物的看法给带进去。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太史公世司马迁，他在写《史记》的时候，那可是夹带了不少“私货”。比如，司马迁出身世家，就因为给李陵求情，遭到了汉武帝的“腐刑”，因此，他对汉武帝就有一种不满的情绪。当然，他不敢直白地批评汉武帝，但他却敢借助批评汉武帝重用的人来侧面指责汉武帝。别的不说，就是卫青与霍去病，人人都知道卫、霍二人是汉朝历史上功勋卓著之人，正是他们击退了匈奴，弘扬了大汉天威。

    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卫青却成了“以和柔自媚於上”的人，至于霍去病，司马迁不仅说他是仗着汉武帝宠爱才得以上位，并且还将其描写成一个“不体恤下属”的纨绔子弟。之所以司马迁会这样描写卫霍二人，说白了就是看不上他们出身低微却掌握了大权。而曾经因为迷路导致自尽的李广，就因为同样和司马迁是世家出身，让司马迁不仅对他多有着墨，甚至还不惜写出“李广射虎”这种有神话味道的记载出来。

    举司马迁的例子，并不是说他所写的史书不可信，而是为了说明，史书出自人之手，其中难免会有个人情绪与看法在内。而说回西晋那帮编译《竹书纪年》的史官，他们同样也是如此，经过他们所编译的史书，难道真的就和史实一模一样吗？我看未必。所以，这就是为何不能说《竹书纪年》的真实性更高于《史记》的原因，毕竟我们看到的，只是经过史官们整理之后的历史。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朝局以及司马炎的需要。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点，属于个人猜测和推断，也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并不代表事实真的如此。司马家能建立晋朝，是通过阴谋诡计的手段，篡了曹魏的政权而得来的，这是无法更改的事实。并且，司马家的司马昭，还干出了“当街弑君”的事情。而在司马家之前，虽说权臣篡位屡见不鲜，哪怕是杀害皇帝也不乏有之，但最起码，做得都相对隐蔽，没有公然撕破脸。

    但司马家却在受恩于曹魏的情况下，用不道德的手段摘取了曹家数代人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胜利果实，这一点，极为让人诟病。因此，司马炎在登基之后，就有必要要为自己的爷爷、父亲以及伯父的所作所为，来进行一种掩盖和掩饰了。当然，如果司马炎直接说司马懿等人是忠臣肯定不行，毕竟天下人都不是瞎子，所以，他就得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

    什么方式呢？就是找到一个与司马篡魏类似的例子，来支持他们篡君自立的行为。而在这种需求下，恰逢古墓发现古籍，无疑是个极好的机会，同时由于那些竹片上的文字很少人认识，因此，怎么编译，编译成什么样子，都是司马炎说了算。所以，“尧舜禹禅让”变成了“尧舜禹拼杀上位”，极有可能是出自司马炎的授意。即便“尧舜禹拼杀上位”有可能是真的，但这无疑也给司马炎提供了理论支持，因此，《竹书纪年》才会在晋朝大为流行。此后，弑主自立成为了晋朝以及晋朝之后那个时代的主题，倡导“忠君爱国”的儒学却日渐式微，而造成这种原因的根本因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时局需要。

    只有打击和颠覆“尧舜禹”，才能打击儒学的忠君理念，而打击了儒学的忠君理念，则就可以打击皇权。更重要的是，按照《竹书纪年》所呈现的内容，无疑是有辱儒家圣人，但要知道，其出土之后，儒家居然对此没有太多的反对声音，甚至，这部书还得到了晋国上下的重视和传阅。如果没有司马炎的支持，可能实现这一点吗？所以说，这部书里面的部分内容，大概率是配合司马炎的需要而出现的。而一旦如此，那《竹书纪年》的真实性有多少，就需要打一个折扣。

    假设，《竹书纪年》的内容，被西晋的史官们准确无误地编译了出来，但谁又能保证，曾经写下这部史书的史官们，所记载的就是真实的历史呢？

    根据资料显示，《竹书纪年》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编写该书的人，大部分是魏国的史官。而该书的编撰时间，则与春秋战国的大事件“三家分晋”十分接近。三家分晋，是韩、赵、魏三家列卿瓜分晋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该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以及战国时代的来临，由此，七国争霸的时代来临。而这同时也标志着，周王室曾经号令天下诸侯的权威，已经彻底不复存在。

    周王室历来以黄帝直系后裔自居，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显示自己承接天命。代商建周的合法性，同时也是为了笼络当时的中原各族，将他们拉到一个祖先名下，以便于稳固自己的统治。正因为有了黄帝直系后裔这种身份，周朝才得以用“先贤后代”作为起点，延伸出了宗法制、天命观以及分封制，最终形成了一系列的政局体系和思想基础。

    但《竹书纪年》的出现，却将周王室的先祖，也就是“尧舜禹”等人抹黑了一遍，再加上其出现的时期，处在“礼崩乐坏”，且周王室大权衰落的时期，这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似乎，《竹书纪年》就是专门为了挑战和质疑周王室而存在的。

    毕竟当时各个诸侯野心勃勃，同时又对周王室日渐不屑一顾，没有了往日的敬畏之心，因此，为了颠覆周王室，用舆论进行攻击也是很正常的事。尤其是《竹书纪年》刚好出版在“三家分晋”的特殊时期，并且还是出自于晋国和魏国的史官之手，这背后，保不齐就有魏国向天下宣示自己野心的可能。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着“惊世骇俗”之语的书籍，也不止《竹书纪年》一个。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新思想和旧思想就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就如同清末民初时，西方思想涌入后，与传统的理念相互冲突一个样。所以，《竹书纪年》中对于古代圣贤的另一种版本记载，说不定也是一种类似于“疑古派”思想下的产物，这种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怀疑曾经的一切，继而进行否定。

    而回归到问题本身，究竟《竹书纪年》和《史记》谁的可信度高？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从来没有哪一部史书敢说完全还原历史，不管是《竹书纪年》也好，还是《史记》也罢，两者都是记录历史，只不过记载的人不同，所讲述的内容也不同而已。谁真谁假？谁更具可信度？这就要看你相信什么，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此而已。

    所以不能单纯的说《竹书纪年》颠覆了《史记》的记载，更不能嚷嚷着说《竹书纪年》颠覆了先秦历史，毕竟“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竹书纪年》只是提供另外一个版本的记载而已，毕竟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件事，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解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