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竟相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改良主义的戊戌维新失败了,但是,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却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肩负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使命。为了镇压这一反帝爱国运动,保护列强在华利益,当时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出动了,由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组成的联军,悍然发动了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
19世纪末,世界列强乘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掀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狂热,不几年即控制了南至广州湾、北到旅顺口的许多沿海战略要地。在不断扩大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同时,它们的宗教侵略也渗透到中国的广大乡村和城镇。外国传教士依仗清政府给予的种种政治特权,到处为非作歹,欺压群众,凡有教堂之处,与百姓多有积怨。有的外国人还以教士身份作掩护,刺探情报,许多教堂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外国入侵者的凌辱,尤其是传教士的丑行劣迹,不断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抗,在斗争中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是在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和军事合一的反帝群众组织。其主要成员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一些无业游民。义和团的基本单位是"坛",由几个或几十个坛组成总坛。各坛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机构,但在坛内规定有严格的纪律。需要联合行动时,主要靠发帖子互相邀请,往往"传单一出,千人立聚"。义和团运动最早兴起于山东。当时山东是外国教会势力最猖撅的省区之一。广大民众认为洋人是带来各种灾难的罪魁祸首,因而愤起袭击外国军营,拆除租界界石,其目的仅在于御侮自卫,逼迫外国教士退出中国。但传教士却将他们视作"叛逆",经常无故寻衅侵犯,从而导致群众更加强烈的反抗。
1898年10月,山东冠县赵三多等人打出义和拳的旗号,率数千人攻打桃园教堂。很快,在"杀洋灭教"的号召下,义和拳活动遍及山东全省。面对声势日渐浩大的义和拳运动,清廷迫于外国的压力,极力加以压制。尤其是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民进行了疯狂屠杀,使山东义和团的斗争转入低潮。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却迅速发展起来,乡野村庄,无不有坛。4月,义和团活动进入清政府统治的中心北京,尽管朝廷严令查禁,但在两个月时间内,全城即开设坛口约1000个,参加者达10多万人。一队队团民在北京街头巡行,到处张贴反对洋人的揭帖,烧毁一些教堂、医院,还捕杀了一些劣迹昭彰的教民。与此同时,义和团在华北重镇天津也大量出现。随即,山西、内蒙、东北地区等北方各省群众亦群起响应,纷纷参加义和团,开展攻打教堂、驱逐传教士的斗争。同年五六月间,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以至陕西、新疆等地,也都发生了义和团和大刀会、哥老会等秘密组织联合起来,进行反对教会、焚烧教堂、惩罚传教士的活动。在义和团的带动和鼓舞下,一个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迅速在全国形成。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英、美、法、德等国一面要挟清政府严加镇压,一面互相联络,协调行动,合谋出兵侵华。1900年5月,英、法、俄、美借口保护使馆,威逼清政府同意派兵400多人进入北京。为阻止列强进兵北京,义和团烧毁丰台车站,拆除了丰台、黄村、安定3个车站间的铁路和电线。
各国使馆分别向本国政府告急,请求增兵。随即,在天津会议上,得到本国政府授权的各使馆作出了派遣联军进犯北京的决定。
对义和团,清政府先是主张用武力剿灭,后又转而采取控制利用的政策。尤其是当慈禧听到外国要用武力迫其归政光绪的谎报后,顿增仇外心理,便决定利用义和团对付列强,以达到"以团制夷"、"假夷灭团"的目的。面对清政府的这种态度,列强在拉拢南方一些主张剿灭义和团的督抚,策划"东南互保"的同时,加紧从在华军事基地、殖民地国家和国内抽调兵员,由军舰和运输船运至大沽、塘沽,进入天津租界。至6月10日止,进入天津租界的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陆海军已达3000余人。6月20日,慈禧在得知联军攻占大沽、进犯天津后,即正式决定招抚义和团,抗击外国的进攻。21日,清政府颁布宣战谕旨。
1900年6月9日,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和海军头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各国进入天津租界的士兵中抽出2000多人组成先遣军,由英国东洋舰队司令西摩尔中将和美军的麦卡拉上校率领,分批乘火车北上,企图以最快的速度进占北京,用武力保护使馆,胁迫清政府改变政策,剿灭义和团。
6月10日,西摩尔率第一批联军800多人,乘火车自天津出发。义和团闻讯立即将京津铁路的一些地段拆毁,不断阻击联军,先遣军只得边修路、边打仗、边前进。原定两天内到达北京,结果第一天才走了40公里,第二天走了10公里,第三天只走了3公里,到达廊坊时,因通往北京的铁路被彻底破坏,再也无法继续前进,被义和团四面围住。西摩尔见前进无望,于16日率部退至杨村。18日,义和团2000余人和同情义和团的清军董福祥部3000余人,向留在廊坊的联军两列火车发起进攻,毙伤联军50多人。撤至杨村的联军也遭义和团袭击,死伤近40人。20日,陷入被动挨打境地的联军乘木船沿北运河向天津方向逃窜,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追击。22日,联军抢占西沽武库,坚守待援,直到26日才在援军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西摩联军进军北京的计划宣告失败,付出了死伤300多人的沉重代价。
大沽是天津的门户,也是重要的商港和军事要塞。西摩尔先遣军进军北京受挫后,联军即决定夺占这一要塞,以便从海上增兵。在确定从水陆两路攻打大沽,并作好进攻部署之后,6月16日晚,联军向大沽守军发出通牒,限令于17日凌晨2时前让出大沽南北两岸炮台,否则即开炮轰击。防守大沽的天津总兵罗荣光断然拒绝了联军的无理要求。结果未到17日凌晨,在事先驶入大沽口内的炮舰和鱼雷艇的掩护下,联军组织的1000人的突击队向大沽炮台发起猛攻。罗荣光指挥守军进行抗击,一直坚持到17日上午9时许,击毁击伤敌舰6艘,毙伤联军250多人,终因势孤力竭突围退出。大沽失陷,天津门户被打开,各国从海上来的后续部队从此得以毫无阻挡地向天津开进。
早在西摩尔联军进犯北京时,天津紫竹林租界即被清军和义和团包围。联军攻占大沽后,决定调集兵力先解紫竹林之围,再夺天津,然后进军北京。
从6月17日至月底,联军数次派出部队从大沽驰援租界,驻守租界的联军亦分路出战,均遭到清军和义和团合力攻击。租界联军一度被打得挂出白旗,以示不战。联军增援部队在付出重大代价后,终于突破拦阻陆续进入租界。
至6月29日,在大沽登陆的联军已达1.4万人,其中驻扎在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的联军约有9200多人。7月5日,直隶总督裕禄与马玉昆、聂士成商议,决定联合义和团对盘踞租界的八国联军实施"三面进攻之计";由清军马玉昆部和曹福田率领的义和团从北向南进攻;由聂士成部从西南进攻;由罗荣光、何永盛部和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从西面进攻。次日,三面进攻开始,清军和义和团与联军激战,给其以杀伤。7月9日,联军出动6000人向占领八里台的聂士成部反扑,将八里台包围。聂士成不顾两腿受枪击,持刀督战,最后重伤7处,肠出数寸阵亡。7月12日,租界联军增至1.7万人,便由防御转入进攻,在俄国海军司令阿列克谢也夫指挥下,分两路攻打天津城。义和团和清军进行了艰苦抵抗,杀伤联军800多人。由于裕禄得知清廷准备乞和,对战胜联军缺乏信心,未能积极有效地组织清军作战。15日清晨,联军攻入城内。裕禄率军主动撤退,天津城被联军占领。虽然义和团还在城里坚持战斗,但已无法挽回败局。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经过20多天的准备,于8月4日集中1.88万人,从天津出发,分两路沿北运河两岸向北京大举进犯。这时,驻守在京津沿线及北京附近的清军不下10万人。但由于慈禧开始发出求和、避战的指示,各部清军大都不愿卖力抵抗。联军于8月5日突破北仓防线,随即进攻杨村。清军奋力抗击,终因不敌联军攻势而撤退,直隶总督裕禄以手枪自杀身死。
联军乘势继续北犯。刚被清廷任命为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的前山东巡抚李秉衡,主动请缨出征,统率清军前往河西务御敌。战斗打响后,数万清军顿成惊弓之鸟,一触即溃。李秉衡无奈,吞金自杀。联军占领河西务、通州,兵临北京城下。
8月13日,联军1.5万人分三路冒雨进逼北京。俄军先头部队首先抵达东直门,在进攻中遭到清军顽强抵抗。14日,日军进攻朝阳门、东直门,激战两天,未能攻下。英军乘虚攻入广渠门,在占领天坛后,由一个水洞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随后各军相继入城,向紫禁城逼近。守卫皇宫的清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与联军血战。15日晨,当联军进攻东华门时,慈禧挟持光绪皇帝;由居庸关经太原向陕西出逃。但义和团和部分清军仍坚持抵抗,同联军展开巷战,直到次日晚才退出北京。16日,日军首先攻占紫禁城,北京陷落。联军进京后,纵兵劫掠3天,大肆屠杀义和团员及无辜平民。接着,经过内部协商,由德国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司令,并成立了所谓北京管理委员会,将北京划分为11个区,由各国军队分别占领。
为了胁迫清政府屈从,八国联军在占领北京后即四出攻城略地。从9月下旬至次年4月,联军先后占领北塘、秦皇岛、山海关、保定、宣化、张家口、井陉等地,控制了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的直隶四周要地。联军在华兵力已逾10万,驻京部队超过3万。
在北京即将陷落时,慈禧即派李鸿章与联军和谈,后来在西逃途中,又派庆亲王奕匡回京议和。与此同时,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也立即改变,认为义和团是"肇祸之由",下令"痛加剿除",企图以此作为向列强求和的表示。在八国联军的镇压和清廷的欺骗、出卖下,义和团运动终于失败了,经奕匡、李鸿章与联军谈判,1901年9月7日,清廷同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共11国,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
这一条约的签订,使列强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中国的主权丧失殆尽,从此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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