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昆明一年四季如春，气候宜人，以“春城”著称。市区可观赏的景点甚多：滇池、大观楼、翠湖、石林、民族村、圆通禅寺等。藉着前往昆明的机会，我特别造访了西南联大的旧址，圆了多年的愿望。
《未央歌》是我从大学以来最喜欢的书，书里头的故事就是以西南联大为背景。西南联大起源于对日抗战。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决定南迁，在湖南合组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1日开始上课。12月南京沦陷，维持不到四个月的长沙临时大学再度分海路、陆路步行与乘车（主要是女生）三路西迁，于昆明会合；其中，陆路步行走了六十八天三千五百里路。1938年4月2日学校更名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共同治理。
至抗战胜利，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后，7月31日宣告结束，三校复员北返。唯为了感念昆明当地人士的支持，该校师范学院独留昆明，在原校址设置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今西南联大旧址即在该师范大学旧校区内。
旧址内尚保留原来教室一幢，土墙铁皮屋顶建筑，内有四十张连身桌椅。据说师生上课时，冷不怕、热不怕，就怕下雨；一遇雨来，雨滴打在铁皮屋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学生听不清楚，老师要扯着喉咙。有次经济系陈岱孙教授上课时，雨正大，老师干脆下令：“停课、听雨。”但是到了抗战中期，学校经费困难，部分教室屋顶铁皮被拆下变卖，换成了茅草。
步入联大博物馆，宛如走进时光隧道，里面有多不胜数的大师级人物，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们例如：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钱思亮、朱自清、闻一多、叶公超、冯友兰、钱穆、陈寅恪、傅斯年、陈岱孙等。
但抗战期间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即使是大师也未能得到特殊优渥待遇。以1937年抗战前大学教授薪资三百五十元为计算基础，至1943年下半学期实质薪资仅剩八．三元。有次闻一多先生全家处在断炊威胁中，大师不得不下海兼差挂牌治印，还劳动蒋梦麟、梅贻琦、朱自清、沈从文、冯友兰等十二位老师为其价目表联名推介作广告《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从闻一多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面对贫困之时，一位真正的读书人是如何以无愧的颜色大无畏地顶立在天地间。
对照现今社会，许多顶着学术桂冠的学者争先恐后地求取一官半职，或者奋不顾身地投入政治，甚或争与财团、红顶商人酬酢往来，耐不住钻研真理的孤独，抵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让人只能慨叹大师之不出。
老师的日子不好过，学生亦是难免。有些学生因为父母身陷沦陷区，生活费断了接济，部分辍学、从军，部分靠着兼差苦撑，包括擦皮鞋、抄公文、当店员、外国电影译员、放午炮（中午报时）等，不一而足，谁也不怕谁笑。
由于匆促迁校，校地难觅，五院二十六系无法集中在同一个校区，分散在昆明市各地，因此有人说：“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当时闻一多、华罗庚两家曾在昆明北郊陈家营共住一室，数学大师华罗庚还为诗：“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借用昆明中学南院的男生宿舍则是床挤着床，每间寝室要住上四十多位同学，女生宿舍的窘迫亦不遑多让。
如此艰困的环境，拿来和《未央歌》对照，真不知鹿桥先生如何能在书里把联大的生活写得有如在世外桃源，每一位人物的故事都是多采多姿，为动乱的时代留下美丽的注记，令人悠然向往。或许是人人珍惜在砲火下维持弦歌不辍的不易，学生求学、求知若渴，大师不改其志地继续研究工作，外在物质环境反成了点燃热情的火把。
联大在昆明八年，合计就读过的学生八千多位，其中有八百余位因不同理由转替盟军充当译员，或加入中国远征军，参加滇西、缅北反攻，或加入空军部队。毕业的学生约有四千多位。
但联大的故事并没随着学校的结束而结束。离开学校后，学生们在不同岗位肩负起抗战胜利后建设国家的使命。有的到了台湾，例如曾任中油公司董事长、经济部长的李达海先生。
有的留在大陆，校友中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一百六十三位，获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十二位；1999年大陆表彰研制“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或导弹、人造卫星等）有重要贡献人士二十三位，其中联大校友就占八位。至于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更是联大之光。
在台湾，西南联大之所以知名，部分原因可能得归功于在台湾出版的《未央歌》。但到了大陆，问过很多人，却鲜少人知道《未央歌》一书，唯对西南联大则怀着敬仰的看法，认为该校在学术和教育方面有极高的成就，出了许多了不起的人物。
在昆明期间曾和当地一位大学校长谈起，为何现在的学校没能产出伟大的人才，环境那么艰困的西南联大却能造就众多的国家俊彦？或许有人会说，联大有大师云集，学生又是聚全国顶尖，当然能培育出杰出人才。这个说法在逻辑上就有些跳跃。
记得看过一篇文章，是九叶诗派九位诗人之一的郑敏谈及她在西南联大就读时的老师。她说：“不管什么时候我看到的老师，都觉得他们是在思考问题，带着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和学生讲课，让学生和他们共同思考，他们把生活和思考连在一块儿。”换言之，老师对学生而言，不只是教给课本里的知识，更是启迪思维的钥匙。
谈起西南联大的大师往往会让我联想到原子核物理学之父拉瑟福、爱因斯坦和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拉瑟福是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的学生和实验室助手先后获诺贝尔奖的就达十二位，此成就可谓空前。在拉瑟福领导下一起工作十四年的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卡皮察曾说：“拉瑟福不仅是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位伟大的导师”。1934年卡皮察从英国回当时苏联探亲时，被当局强行留置，不许回英。拉瑟福以其影响力说服英、苏政府，把卡皮察在英国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运至莫斯科，让他得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所谓导师就是这样地爱护、提携后进。
据说有天深夜拉瑟福见到实验室还亮着灯，他前去察看，原来是位学生还在工作，因此问说：“你从早到晚都忙着工作，会在什么时候思考问题呢？”拉瑟福之所以是位伟大的导师，除了他持续在读书，就是热中于带领学生和助手探索研究方向、思考问题。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初成立时，首任院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邀请爱因斯坦前去工作。爱因斯坦对日常生活没什么概念，提出的待遇是年薪三千美元，并说如果在普林斯顿的生活费不需这么高，他还可以减少。但弗莱克斯纳说：“如果只给你年薪三千美元，全世界人都会骂我在虐待伟大的爱因斯坦。”因此，核给爱因斯坦的待遇是年薪一万六千美元。
弗莱克斯纳追求的是一个不被实用性所束缚，解开禁锢人类思想锁链的研究机构。传说，爱因斯坦和一些科学家在高等研究院每天经常的活动是端着杯咖啡四处串门子；弗莱克斯纳也说：“他希望爱因斯坦能做的是，把咖啡化为数学公式。”在如此开放、自由，让好奇心奔驰、灵感碰撞的环境，爱因斯坦深入拉瑟福原子结构模型，把闭锁在原子内部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其道理，不就像联大大师们引领着学生思考，进入神经网络，激发学生深度的潜能，乃能成为日后新一代的鸿儒、大师。
岁月是时间一秒一秒串起，历史是一代人一代人接棒，西南联大完成了阶段性使命，留下的精神仍在今日时空回荡。现今的物质、环境条件均远胜于那时代，但台湾的校园里，政治黑手无处不在，学校当局汲汲于评鉴，老师忙于升等，学生抢着考证照。在崇尚实用、功利导向的教育体制下，好的制度和校风遭到扭曲，弦歌变调，经师难求、人师难觅，导师更不复见。教育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在浮躁的年代，气度恢宏、大师往来的大学何时能再现？
作者简介
吕传彬，80年代生人，现居重庆。从事医学工作的文学爱好者。先后在《中国铁路文艺》、《短篇小说》、《北方文学》、《躬耕》、《羊城晚报》、《新民晚报》、《龙门阵》、《故事大王》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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