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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往事
1960年初，全国性饥荒也处于最艰难的时刻。四川、山东、河南、安徽、甘肃均有人口因饥饿而亡的报道，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江苏也不例外。
据我父母亲回忆，就在这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刚刚六周岁的我，因长期饥饿突然昏厥倒地。大家手忙脚乱又是掐虎口、又是按人中仍无济于事。经过一番折腾后见我命若游丝，家人便将我从床铺上抱下，平放在地面的芦蓆之上，作无法救活的最坏打算。
按老家的传统，未成年的孩子如果夭折，被视为是前来向父母“讨债”的，“讨债鬼”的遗体只能用芦蓆包裹，再用稻草绞成的绳状物捆扎后扔至荒郊野外。据说，如给予厚葬，“讨债鬼”会卷土重来。母亲抽泣着不敢出声，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俯下身子用双手在我的身上来回抚摸着。早在十几年前，我的大姐、二姐先后被“天花”（出水痘）夺去了生命，母亲因思念过度差点丢了性命。直到我们姐弟三人相继出生，母亲才慢慢走出阴影。此后，一旦遇到我们生病，母爱的本能和条件反射叠加，常使母亲惊恐万状。眼见我已生命垂危，母亲双膝跪在芦蓆之上，用颤抖的双手紧紧握着我的小手，仿佛一松开，孩子的生命就会被夺走。
父亲站在一旁也急得大汗淋漓、束手无策。就在这时，在大队当通信员的四叔，听到消息后火速赶回，摸了摸我的鼻息，觉得呼吸虽然微弱但还均匀，知道我本来并无大病，应当是极度饥饿所致，迅速返回大队部旁的徐大爷家，讨回了二两红糖，用温水调和后再用小勺慢慢喂到我嘴里，有了糖分的补充，我才慢慢苏醒过来，全家人围着我一夜未眠。第二天，一家人开始商量，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人因饥饿而死，便决定让祖父带着母亲和我，去上海的二叔、三叔和我姨母家临时避难。
按理说，新中国成立已经十一个年头，我的家乡地处苏北里下河地区，土地肥沃，一马平川。建国后，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兴修水利之后，水乡泽国逐步成了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既然是鱼米之乡，饥荒又是从何而来？这还得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说起。
建国之后，穷怕了的中国人，梦想十五年超过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发起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在农村，人民公社迅速取代了原来的互助组、合作社，“共产风”迅速吹遍祖国大地。农民不能再有可自家耕种、自家收获的自留地、十边地，不能再拥有私人财产。除了暂时在自己的房子里居住外，家中粮食全部收缴到生产队，一日三餐由公共食堂免费供应。农民的主要任务是“敞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干活”，力争尽快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汽车一跨”的共产主义生活。1958年10月7日，湖北省当阳县跑马公社已在全国率先宣布进入共产主义。
这种出于善良愿望，但严重脱离实际，具有极左色彩的“大跃进”推行的结果，不仅没有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反而逐渐釀成全国性饥荒。
上上下下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直接导致说大话、浮夸风的盛行。以粮食生产为例，在我的老家，正常年景稻麦两季实际亩产仅四百来斤，但上报给国家的产量是超千斤甚至上万斤。原本上缴了国家征购粮之后余下的粮食，就不足以维持农民的温饱，还要靠在自留地、十边地（指家前屋后、沟渠塘边的零星土地）上种植稻麦或瓜果蔬菜来补充。但在极左的狂热口号鼓动下，在收回农民的自留地、十边地的同时，自下而上层层谎报农田产量，《人民日报》就在头版头条报道过“湖北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水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福建海星社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谎报产量的结果导致国家下达的征购量的提升，留给农民的粮食就更少。
大办公共食堂后，本来就不多的粮食放开食用，半年不到，生产队仓库已无粮可供，不得不靠国家下拨的救济粮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转。当年，国库的存粮有限，只能用于临时救急。老家的农民每天得到的救济粮仅为二两四钱五，每人每顿平均还不到一两！从此之后，饥荒的噩梦便开始降临。饥饿的人们发疯似的寻找能够充饥的食物，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走的、地下藏的，但凡能填饱肚子的无一幸免。连毫无营养、吃得进、拉不出的观音土也用来作临时充饥，还有活人偷偷煮食死人肉的传闻。
饥荒时间越长，直接导致农民普遍营养不良，面色蜡黄，嘴唇青紫，骨瘦如柴。有些人走着走着就倒毙在田间地头，老、弱、病、残、幼更经不起饥饿的煎熬，纷纷在不该去世的年龄就走了。如果不是随祖父和母亲去上海避难，极有可能我也早已成了大饥荒的牺牲品。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专门向全国发出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严重脱离实际的“共产风”，在此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又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在农村，除了保留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外，解散了所有公共食堂，停止执行大跃进期间出台的各项脱离实际的政策，农民又重新获得了自种自收的自留地、十边地，过上了虽不富裕但很安宁的生活，大饥荒的状态很快得到了扭转。
追忆当年的生死之劫，饥荒虽早已远去，但留下的深刻教训应当永远被铭记。一个党，一个国家，无论出发点如何，制定的方针政策一旦脱离实际，轻则让百姓受苦受难，重则将导致国破家亡。重温这段非同寻常的童年往事，旨在让这面历史的镜子时时照耀我们前行的道路，不让极左的历史悲剧再度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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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与远方》：灵魂的诗和远方
袁福成，江苏盐城人。中共党员，公务人员，盐城市作协会员。喜欢用文字记录人生，追溯过往，洞察世事，怡情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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