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8(下)
袁福成||江苏
凭心而论，大队书记和我们并无深仇大恨，当初他们的出发点也许还是好的。因为我是生产队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他最初的想法是把我留在农村当生产队长。我所在的生产队原有200多亩土地、32户人家、一百多人口。其中袁姓人口占了绝对多数，时任胡姓队长在生产队里势单力薄，有些管理生产的措施常因遭到袁姓家族的抵制得不到执行。胡姓队长文化程度不高但力气过人，做农活的确是一把好手，肩挑二百来斤仍大气不喘，但在处理生产队日常事务时则明显刚烈粗暴，其任职期间发生过一件事，把他和袁姓的矛盾推向了极端。
77年夏天，四夏大忙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以往生产队插秧，都一直坚持先公后私。等生产队集体田地的插秧任务全部完工后，才允许私人自留地插秧。我的一位远房叔父的自留地和生产队秧田仅一路之隔，生产队大田布水插秧，水从田埂的另一侧渗漏过来。农民都认为被水渍过的田容易板结，会影响日后秧苗的生长，直接影响到秋后的收成。因而主动向胡姓队长提出请求，能否网开一面，让他家的自留地提前和生产队的田块一同把秧插完。这本是一件寻常小事，但胡姓队长一听便暴跳如雷，断然拒绝了远房叔父的请求不说，还当着众多社员的面将我远房的叔父羞辱了一番。
在农村，大队、生产队干部辱骂村民的事司空见惯，碰到性格刚烈的时常相互对骂，碰到性格软弱的只能忍气吞声。我那远房叔父一贯性格内向而倔强，被胡姓队长羞辱后便服农药自杀了。在农村，闹出人命这是天大的事，也激起了袁姓社员的公愤。插秧季节正值盛夏，大家便准备将远房叔叔的遗体摆放到胡姓队长家中，胡姓队长事先也未曾料到会出现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害怕死者家属的报复，索性鞋底擦油溜之大吉。这一来更加剧了袁姓社员的义愤，大家准备扒掉他家的房子，用门板和房梁为死者制作棺木，此事惊动了当时的公社武装部，公社特地派武装部长来平息事态。在大热天，存放了几天的死者遗体已开始腐烂，血水不断从口鼻腔外溢，面部膨胀变形，十分恐怖。大家虽然心中不平，但不得不先行将死者遗体下葬再慢慢处理善后事宜。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胡姓队长不敢回村，生产队群龙无首，暂时由生产队会计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在大队、公社干部的调解之下，胡姓队长才返回自己的家中，队长的职务虽没撤销，但他和袁姓社员之间的对立情绪并未消除。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队干部开始物色新的生产队长人选，当时我是生产队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又是袁姓后生，“以袁制袁”是再好不过的选择，因此我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生产队长的后备人选。在当年，的确有人把当队长看作是肥缺或美差，殊不知，我对担任生产队长一职毫无兴趣，一门心思想着如何逃离农村。1978年，我已是25岁的青壮年，当年农村虽大力提倡晚婚晚育，但我的农民兄弟大多数在二十出头已结婚成家，确有许多人上门提亲，也被我婉言谢绝，心中始终做着跳出农门的美梦。
当时，在我们姐弟三人中，姐姐已经出嫁，哥哥早年中专毕业已经有了铁饭碗（这也是大队干部千方百计不让我离开农村的重要理由之一），他们认为我们家已经有了一名拿工资的国家干部，好处不能让你一家独占，有离开农村的机会，当然要优先考虑其它农户。当大队书记挑明想让我当生产队长，在遭到我的断然拒绝后，便认定我这是心高气傲，不识抬举，侵犯了他们这些“土皇帝”的权威，对我离开农村的所有举动也断然拒绝，以给我点颜色看看，极力阻止我参加高考复习便顺理成章。在我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中，生产队、大队干部明显居于有利地位，尤其令我十分气愤的是，书记的女儿高中毕业后就进村小当了代课教师，高考制度恢复后停课在家复习，还让村小的老师到家中给她辅导。而我去参加高考复习班，他们却三番五次前来干扰，并蓄意将我四叔赶回家以此逼迫我就范。
但无论他们如何动作，我下决心不理不睬。这也激起大队书记的愤怒，在他看来，我这分明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在高考复习期间，他们又一次找到了报复我的机会。
高考前夕，建湖县乡村中小学教师奇缺，便计划在高考前夕举行一次招考民办教师的考试。在文教局工作的堂哥率先知道这一消息后，极力动员我报名应考。如能通过民办教师招考考试，万一考不上大学，去当民办教师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怕考不上，报名参考也可多积累些考场经验。当时报名的条件除了要求政治、学历、年龄上合格外，农村青年还必须持有大队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方可报名。我明知回去开证明肯定会遭到刁难，但人到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一大早，我连早饭也没吃，硬着头皮从建湖乘车回家直奔大队书记家中。向书记说明了来意之后，书记并未多说什么，只是说大队公章由大队会计保管，要盖章得去找大队会计。我来不及多想，立马从书记家中出发，前往家住另一生产队的大队会计家中，大队会计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我说明来意后，大队会计的脸色立马沉了下来，他告诉我，公章虽由他掌管，但盖章要得到书记的同意。口说无凭，你得请书记写一个二寸半的纸条，我才能给你开具证明。这时我才如梦初醒，这分明是在拿我开涮，但为了得到这一纸证明，我不得不忍气吞声再折返到大队书记家中。这时已是中午时分，书记全家已开始吃午饭，倒是书记夫人看不过，当着我的面指责起书记来，但不管书记夫人如何劝说，书记始终不为所动。
待他们全家吃完午饭，书记准备上床休息，我仍在坚持不走，书记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要我把大队干部都通知到大队部集中，研究一下是否同意让我报考。此时已近下午一时，我早饭、中饭未吃，但对书记的这一要求也无法反驳，为了自己的前程，吃点苦、受点累又算什么？当时没有电话、没有手机，大队干部除书记外，大队长、大队会计、民兵营长、妇女主任、治保主任，分别住在五个生产队，把他们逐一通知到位，我得步行十多公里（那时我还不会骑自行车），一路上又气又饿，到下午三时左右，大队干部才在大队部集中，准备研究是否同意我报考民师。正在这时，本大队另一名女青年也申请报考，书记立马同意并让大队会计当着我的面，在同意报考的申请书上加盖了公章，这一幕彻底地激怒了我。
人们常说“千万别唤醒一头沉睡的雄狮”，此时的我，满腔愤怒使我几乎失去理智，也不等他们研究，冲上前去抓住书记的衣领，大声责问他为何别人报名可以，而我就不可以？虽然两顿饭没吃，但身强力壮的我紧紧抓住书记的衣领，他也无法挣脱。
在农村大队，平时谁也不敢对书记动手动脚，我这一突然的举动，把在场的其它大队干部也惊呆了，书记的脸色变得铁青起来，呼吸也变得急促，还是和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妇女主任好言相劝，让我先放手，有话好说，我却坚持必须先盖章然后再放手。其余几位大队干部看到僵局难解，才把大队会计叫到一旁，开好了同意报考证明，此时的我才松开了书记的衣领，也顾不上肚中的饥饿，只在河边捧上河水喝了几口，拿着一纸证明扬长而去。拿一纸同意报考的证明，就让我吃尽了苦头并饱受屈辱，更坚定了我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早日离开农村的决心。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县里招收民师要考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门，我参加的是文科复习班，物理、化学根本就没复习，但也顺利通过了初试，进入了全县前三百名的预选名单。报考民师通过初选的消息传回到大队，大队干部们看到，要把我强留在农村已经无望，即便考不上大学，离开农村去做民办教师也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从那以后，也不再派人到复习班来骚扰，罚没工分的事也很少提起。我重新获得十分宝贵的安心复习的近两个月时间。
1978年夏天，文革后的第二轮高考又如期举行，而且取消了预考门坎，凡符合条件的考生均可直接报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后来才得知，在恢复高考制度前夕，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由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副校长何东昌、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童弟周、中国科技大学助教温元凯参加的科教座谈会，温元凯提出了恢复高考的“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十六字建议（文革中高校招生十六字方针为：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邓小平听了之后诙谐地说：你的建议我看至少可采纳四分之三，把“领导批准”这一条就去了吧，参加高考是符合条件的考生的基本权利。如果“领导批准”不拿下，我的报考不知又要经历怎样的惊心动魄，回想起我为争取复习和考试机会所经历的波澜起伏还真有点后怕。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三个多月的顽强抗争和全力拼搏，终于以超过当年划定分数线60多分的成绩，昂首进入江苏师范学院政教系就读。大学毕业后又被分配到江苏省盐城中学担任政治教师，此后又奉调至市教育局工作直到退休。
距今四十年，往事仍历历在目。夜深人静之时，我常常在想，当年的我为何要下定决心逃离农村？说实话，当年的农村太穷，穷到温饱难以保障，农民太苦，苦到年轻人难以忍受。温饱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如基本温饱都难以保障，就更谈不上有尊严地活着。
高中毕业后，我当了五年多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当年，农村除了手扶拖拉机、抽水机、碾米机之外再无任何先进的生产工具，大量农活都是靠消耗农民的精力和体力去完成的。城里工人还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休息调整，农民的劳动绝无节假日可言，当年提出的口号是“大干干到年三十，初一一过开门红”，连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也不让农民休息。特别是集体经济时代的层层瞎指挥，让农民去从事大量重复的无效劳动，夏收夏种、秋播秋种，农民们起早贪黑，出门和进门两头不见太阳成为常态，农闲时分打着“兴修水利”的旗号，驱使农民不断挖新河填旧河，反反复复的折腾无休无止。
但凡有点思想的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可能无动于衷，再加上世袭制的户口政策，农民的孩子永远只能是农民，这就把农民世世代代束缚在土地之上。城镇市民的后代永远是城里人，世代享受城里的相对优越的生活。城里的工人、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退休了还有劳保，而农民老了，只能依赖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去度过寄人篱下的悲催晚年。如果碰上不孝子女、残疾子女或天灾人祸，农民的晚年就更加凄凉。农民们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无休止的重复劳作让你看不到希望和未来。在农村，逃离和反逃离总在不断重复上演，但能够挣脱的永远只能是少数。直到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才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我承包的土地我做主，一年四季种什么、如何种、如何管农民自己说了算。农忙时分务农，农闲时分外出打工，再也不需要什么“三级证明”，生产队、大队干部的权威也日渐式微，再也不能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再也无法以克扣工分、口粮来耀武扬威。和农民利益无关的行政命令，农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随着农村民主生活制度的健全，农民也不再是任生产队、大队干部宰割的羔羊，还可以行使对村组干部监督的民主权利，对村组干部的选择，农民也可以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
当下的农村，农民依然艰苦，但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的状况正在逐步得到改变，有改变就有希望，有希望才有动力、才有奔头。当然这种改变依然任重而道远，农村的年轻人依然向往能早日过上城里人优越的生活，农民的子弟并不希望留在农村仍是主流，要让农民变成令人羡慕的职业还要经过几代甚至数代人的努力。好在党的十九大已规划出新农村建设的美好蓝图，但愿有一天，农村成为人们向往的宜居之地，农民成了令人羡慕的职业，让农民的子子孙孙不再经历我们当年逃离的折磨和痛苦，希望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故事永远成为历史，不要在新一代年轻农民身上重演。
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那些曾经想方设法把我留在农村的生产队、大队干部们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也垂垂老矣。即便他们还健在，我也决不记恨他们，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对我而言，虽有些辛酸，但还应感谢他们，是他们用特殊的方法鞭策和激励了我的斗志，坚定了我的决心，促使我走上一条无愧于我人生的光明道路。回首往事，我对“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理解会更加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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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福成，江苏建湖人，公务员，文学爱好者和初学者，退休后撰写的多篇文学作品在报刋、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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