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点厦铺新华刘家村
雪岸
在公社化时期，农村基层干部，除了公社的司务长、炊事员和留守办公室人员之外，无论你具体从事什么业务工作，一般情况下都要配合抓好中心工作，其中大多数人还要住到生产队。在翠屏公社的那一年，由于公社干部较少，每人都有自己的职务工作。虽然作了分工也安排一个人住一个队，但真正到队里住下来的时间不多。区这一级就不同了。一是大队生产队的工作，有公社一级在具体抓；二是各条线一般都有两个人，面上的工作有一人跑跑、掌握一些情况、抓抓典型，搞搞上传下达就行了；三是办点。到哪里去办点？就是把办点和住队结合起来。干部除了抓好点上的全部工作之外，还可以重点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抓好试点，以此带动面上的工作。
到厦铺区时间不长，刚刚和沈昌武一起到几个公社跑了一趟回到区里不久，通山县县委决定，县委副书记程忠坤兼任厦铺区委第一书记，原厦铺区委书记陈世喜同志继续担任厦铺区委书记。程忠坤高中毕业后回乡当了大队民兵连长，两年后被提拔到公社，接着到区当了几年的区委副书记。在突击提拔年青干部和农民干部的大环境下，一下子提到县里担任了县委常委副书记，接着要他兼任厦铺区委第一书记，算是提拔得很快的干部了。不过从我在厦铺的那段时间的接触看，他这个人是很爱学习的，每次开会前的讲话稿都是他自己直接起草，而且改了又改，直到满意时为止，能如此刻苦努力，怎么会有所进步呢？以后在此岗位上他一干就是二、三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才转任通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他上任没有几天，就安排我到他蹲点的厦铺公社新华大队驻点。
那是早春二月，也是阳历三月杨柳展枝，桃花含苞的时候，我冒着料峭的春寒，来到新华三队。三队的刘队长安排我们在知青点住下。这栋房子在湾子前面，离最近的农房也有五、六十余米远。和那些墙壁相连的农户相比，显得有些孤单。房屋是平房，一共八间，中间为走廊，一边四间，进门的左右两间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储藏室，里面的六间是住房。队长告诉我，开始下放时来了六个知识青年。现在还剩下三个女知青，一个女知青与家在本队的一个区部门职工结了婚，搬到他自己家里去了。剩下两个女知青一人住了一间，还有一个进城的知青东本没搬完，占了一间。三间房留给你们工作组。队长把我带到一间已经打扫过的房间说你就住这儿吧。那两间我再派人清扫，一间留给程书记，一间作你们的会议室。
刘队长帮我放好行李，出去喊来队长帮我整理。干部住队，一般带的行李很简单，一会儿就整理好了。随即我和刘队长一起到田畈里看了看。中饭自然是吃派饭。下午就我社员一起参加积肥劳动。直到吃罢晚饭在社员家里座谈了一会我才回到我的住处。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管怎样，总觉得有些不太习惯。与大小队干部和社员接触，既使是再陌生的地方我都适应了，没有什么。在农民家里住宿，过去的一年也已成了家常便饭。但是一个人住在这个离农家较远的知青点上，特别是到晚上，总觉得缺了些什么，说害怕吧，自然不是，是不害怕吧，又感觉到房里房外有些阴森森的。好在程忠坤书记说要常常到队里来住一住看一看，两个留下来的知青听说过几天也要回来。
一下队我一边参加集体劳动，一边找干部社员了解情况，以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一个好的工作基础。这个队是一个中等规模的生产队，有三十五户人家。农民的住房大都是祖辈留下来的青砖瓦房。房屋比较高大，有些房间还装了楼，显得很开阔，而且冬暖夏凉。唯一不足的是房屋紧挨着房屋，光线较差。加上这里农民家家户户都是烧的火塘，一进屋到处黑黝黝的，影响了人的视力。
过了两天，一个女知青回到知青点。她姓王，叫阿哲。她说这里还一个女知青，名叫阿秀，她的母亲病了，要在家服侍老人，过个把月时间才能回来。我一个人先回来了。她说她二十四岁了，高中一毕业就下了乡。她人长的比较清瘦，但相貌端正，举止大方。都是年青人，都是学生出身，一见面就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尤其是她没有一般姑娘见了男子的那种害羞的神态。初次见面，自然少不了问长问短，到后来两个人谈话的题目扩大到文学艺术，世态人情，无不涉猎。夜晚空旷的知青点一下子有了生气。我是国家干部，白天不是到公社大队参加会议，就是到队里参加劳动，晚上，隔不两天就要开一个队委会或社员会，在知青点的时间少。她是大队的赤脚医生，白天或者到大队医疗室，或者背起药箱下队，一般时间是在知青点吃了早饭就出门，直到晚上回来做晚饭。她一来，就主动地把我要用的开水热水包下来了，早上走前，烧好两瓶开水送到我的房间，晚上又烧了热水，给了我生活很大的方便。开始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对她说不要你操心，在那家吃饭就到那家去提。她却一再说那多不方便，再说我也要用，又不是专为你一个人的，只不过是多加点柴火罢了。说的也是，我不好推辞，后来要生产队多给她一些烧柴。至于后来我从她的言语之间发觉她对我有了爱恋之意，再后来那种女孩对青年男子的爱慕之情溢于言表，已是后话了。
又过了几天，程忠坤书记也把行李搬到队里，他驻在与我斜对面的房间。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又兼任县委副书记，工作是很忙的，不能老住到一个队里。事实上他也是一个星期来一次住一晚就不错了，有时一个星期还来不了一次。队里的工作就全权交给了我一个人。一个人就一个人吧，有翠屏一年的工作实践基础，有了我在部队农场一年半的劳动生活，对农业活路都是驾轻就熟。再说那时住队，一是抓双季稻的推广，抓生产进度；二是抓技术应用，精耕细作；三是抓农田水利建设，改造扩大大寨田；四是组织政治学习，是比抓生产要重要的工作。就是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农村干部都知道，只要当年的粮食产量上去了，社员分配和上交国家以及集体积累增加了，什么话都好说。我要程忠书记放心，我会按照他的意图抓好驻队工作的。一个星期之后，为了加强与他的联系，方便工作，区委办公室派人在我的房间里安装了电话。
说起电话，我就想起了叫我惊心动魄的那一幕情景。那是当年的五月上旬，正是抢插几丘迟插早稻的时候，上午的天气特别地燥热，预示着一场暴雨的来临。到了中午吃罢中饭，我回到住处小憩，这时窗外的天空布满了乌云，太阳躲进了云层。忽地一阵狂风吹来，捣起满天灰尘，吹的树枝左右乱摆。我从床上起来要到门口看看天气。当我刚下床走到电话机旁时，在我的脚前方不到一尺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有两个篮球般大小的火球。我知道这是闪电形成的火球，碰到这样的火球是十分危险的。我如同一脚踏到熊熊燃烧的炭火上一样，本能地纵身一跃，越过火球，来到房门口，奔到走廊中。人还未站稳，只听得“噼叭”一声炸雷，震耳欲聋，屋上灰尘纷纷落下，撒了我一头一身。回头一看，火球消失，冒出一股青烟，随即弥漫了整个房间。
刚走进知青点大门找我的刘队长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他惊慌地说：“怎么回事，这么大的烟雾，是不是起火了？”
“不，是雷电产生的火球引起的，没有看到火苗。”
我把我碰到的情景告诉了他。他战战兢兢地走到我的房门口，伸头朝内看着。三、四分钟后，房里的烟雾才慢慢散尽。我以为这一声炸雷肯定将电话炸坏，就拿起那部带摇柄的电话机，摇了起来。电话里没有回声。是啊，电话机真的被响雷炸坏了。
过了一会儿雨停了。我和社员们一起照常出工了。路上人们纷纷询问刚才发生的情况。我边走边说，走出村头，一眼就看到村前的那棵安装电话线的树干从上至下被辟为两半。啊，我明白了，这里才是真正的雷击点。如果雷击点移到我的房间，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庆辛的是这次有惊无险。
我的工作从调查入手，经过几天的走访和座谈，又听了小王的介绍，我初步弄清了新华大队特别是新华三队的情况。新华大队离厦铺区只有五、六里地。它坐落在一个群山怀抱的小平原里。村子就处在翠屏河与杨芳河即被我称为的双河的交界之处，河流与村子之间是农田。前两年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厦铺区委组织农民在村子的北边的翠屏河修建了一道拦河大坝，并在河的西边山岗上开挖了一道新河，将翠屏河引向了新华村的西方，直到流到厦铺桥头与留芳河汇合到一起，形成了厦铺河。河流的改道，使新华大队像是一个大江中的岛屿。特别是在那洪水季节到来之时，河面加宽，老河沟积水，这个岛屿的轮廓就更加清晰。当然改河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农田。这一改，新华大队就成了厦铺区唯一的以水稻为主产的大队。
新华大队还是一个老试点大队。县里办过点，区里办过点，公社办过点。拦河筑坝改造良田以后的这几年，新华大队就一直是区委的点。一般干部都知道，驻队工作以“开生荒”为好，不要到别人办过的点上去。这是因为，老试点大队一般是城墙上的麻雀——见过了炮火。老试点大队的干部群众对什么样的干部都见过，积累了一套对付干部的办法。以后再去驻队的干部，如果不是职务更高，如果不是真正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或者如果不是有一套比原来在这里驻过队的干部不同工作方法和更高的领导艺术和水平，是很难把工作搞上去的。下队之前，区里好心的干部就给我打了招呼。怎么办？我想我们的大小队干部和群众从总体上讲是好的，如果我们的下队干部真的能诚心诚意对待他们，能够和他们真正地打成一片，遇事多和他们商量，何愁不好工作呢？
有许多事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是很难的。要真正得到群众的信任更难。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这个城墙上见过炮火的麻雀生产队在我一下队就给我来一个下马威。工作没有开始，自然找不到差。他们就在吃饭上做文章。本来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好，到我的派饭派到一些农户家庭时他们就故意做的更差。早饭就那个几个“苕渣粑”，一碗苞谷糊糊，和一碗苦菜汤。中餐晚餐还是“苕渣粑”和苦菜汤，苞谷糊糊改成了从红苕窖里取出的红苕。几天见不到一碗大米饭。有几位好心的社员看到过意不去，就把有人有意要整驻队干部的消息告诉我，要我小心注意，并且偷偷地为我做一些好吃的，改善改善我的生活。能为这一点事批评那些人吗？显然不能。搞的不好他们就会说我不是来搞“三同”，而是要吃要喝挑吃挑喝的。
怎么办？还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给他们看的好。我不相信我的行动不会打动他们。从驻队的第一天开始，白天我除了到大队、公社、区里开会以外，就一直驻在队里。白天和社员们一起劳动。晚上除了在生产队召开队委会社员会外，就到社员家里串门、座谈，沟通思想，联络感情。就是最重最累的活我也抢着干。队干部和社员看到我这样干，才发觉我和过去的有些干部不一样，渐渐地感到过意不去，就不让我和他们一样干。当他们看到我实在太累时，就编出话来，有时说大队有人找我，有时说公社干部要我到公社去一趟，目的是要我多休息一会。我和队干部、群众的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第一轮派饭中虽然一些户把饭菜搞的特别差，但我毫无怨言，到社员家里吃饭，他们吃什么我也跟着吃什么。差就差吧，反正你们自己能吃，我还能不吃吗。再说经过三年饥荒年代的人什么样的饭菜没吃过呢？我才不在乎呢。还有我到大队、公社、区里开会时间多，要改善生活的机会有的是，怕什么。一段时间下来，大家改变了态度，第二轮派饭时就大不一样了，他们也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我了。他们自己家里的事情，队里的事，邻里的事还主动对我讲，有些事还主动要我帮他们出出主意呢。一次有一个叫刘长林的年青社员和爱人闹矛盾，并动手打了爱人。他的爱人一气之下跑回娘家告了状。他爱人娘家的兄弟较多，一听到自己的同胞姐妹被打，就组织了一帮人在刚刚天黑之时来到三队，要痛打刘长林一顿，出出气。一时湾里的气愤大为紧张。我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村头把刘长林的老舅带来的一群人引到知青点，苦口婆心地给他们做工作，讲明打人泄愤可能引起的后果，尤其是对他们的姐妹的婚姻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得他们口服心服。同时把刘长林找来，当着他们的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要刘长林向他们道歉，做出保证。夜深了，他们要回去，我要刘长林专门为他们做一餐宵夜。到端起酒杯时一切怨气就烟消云散了。后来干部社员们多次提起这件事。有的对我说人家是清客难断家务事，你是驻队也断家务事啊。
驻队干部的工作不光是和农民一起劳动，打成一片就行了。更重要的是要带领群众把粮食生产搞上去，把收入抓上去，为群众办一些能够让他们真真实实地看得见、摸得着、得的到的实事、好事，才能最终得到群众的拥护，树立驻队干部的良好的形象。
新华大队的耕地较好，粮食产量较高，社员的生活水平也比周围大队要好得多。社员的房屋大都是青砖瓦房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它的经济基础和工作基础都比较扎实。平平淡淡地搞一年，混到头就走，这不是我的性格。程忠坤书记也几次对我说，不能“步子不大年年走，贡献不大年年有”。区委的点要拿出东西出来。在摸清情况之后，我就围绕粮食这个大题目，考虑如何采取过硬的措施，抓好生产队的生产，争取所驻队各项工作有一个新的起色。经过和大、小队干部一起讨论研究，征得程忠坤书记的同意，决定从过去改河造田遗留下来工程入手，扩大耕地面积。就三队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个遗留工程还有五十亩沙滩面积可以改成良田。但是在一年之季在于春，春耕活路较多的情况下，一次是拿不下来的。我们决定一次规划，分期实施。先用一个月的时间改田十到二十亩，确保在“八一”以前栽上晚稻。剩下的三、四十亩，留到冬季农闲再抓。这样，一则可以做到当年施工，当年收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二则又不影响当前春季农业生产。方案一公布，除了少数人有些意见外，大多数人看到我是在为他们着想，方案也比较符合实际，表示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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