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山

戴临中

1968年12月26日上午9时许，一艘满载着城镇知青的机帆船，朝着桃源县燕家坪公社的大洑溪逆江而上，缓缓地驶离了县城东街的沅水码头。

船渐行渐远，有人还在依依不舍地向前来送行的亲朋好友挥手致意；有的还偷偷在擦拭着眼角挂着的晶莹泪花；有的目光凝重，眺望远方；有的低头不语，陷入沉思；尽管大家的表情和心思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即大家都很明白，从今天开始每个人的身份都已转变，不再是使自己感到优越的城镇居民，而是即将成为行走在乡村路上的一代新人。漫漫人生路，一切都将从零开始。

机帆船“突突、突突”朔江而上，我站立船头，放眼县城。

年久失修的文昌阁，披着斑驳的外衣，凄凉地蹲在江边一个叫做“石灰窝”的上方。它的侧面是1320年为防洪而建的一面巨大的石柜。石柜之上是北宋庆历年间建成的孔庙（暨学宫）。

孔庙作为县治最早的建筑，静静地躺卧在这里已达千年。沅江东去，斗转星移，虽改朝换代，但它却始终依旧，只是在文革中已面目全非，其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已被彻底否定，原有的设施物件，或已破损，或已流失，孔子和其他雕像早已不见了踪影。能存放东西的空间都成了大米厂存放谷壳和米糠的仓库，院内到处迷迷茫茫，浑浑噩噩，早已不是旧时的模样。

“呜……”汽笛一声长鸣，把我的思绪拉回，我仰望沅水左岸，清一色的吊脚楼挂在江岸，鳞次栉比，错落有致，中间码头那深褐色的条石铺成的台阶从江边的河床下一直延伸上岸，使得整个江岸的景致更有层次和立体感。

县城作为湘西北的重要门户，其沿江民居的古朴沧桑和民风情调，与城垣的其它建筑一起厚重繁复，魅力尽显，构成一幅武陵水乡的美丽画图。

边街尽头的河岸，橙灰色的裸石滩延绵而上，河坡布满了疏密有致一眼望不到头的老槐树。时已至冬，老槐树没有剩下一片树叶，光秃秃的深褐色树干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晃。岸上，不高不矮的围墙将那些高大的楼房围在里面，显得肃穆，宁静，这就是我最为熟悉的地方——桃源师范学校。

这是一所1912年由辛亥革命先驱宋教仁亲手创建的历史名校。新中国成立之初，父母来这所学校任教，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校内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都十分熟悉。

可今天，我却没有了如数家珍的兴致，内心充满了对许多现实问题的困惑，感受到了少有的压抑和迷茫。因为就在前不久，我听到了校方“斗批改”领导小组成员龚某森与家母的一次对话。

“你的历史问题要如实向组织交代，不要抱有任何幻想！”龚某森盛气凌人冲着家母说。

“我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历史问题。需要说明的问题组织上清清楚楚，这些问题以前早就做过结论。”家母以平缓语气解释着。

“你不要不老实，组织上既然在找你谈话，就说明你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搞清楚。”龚某森的嗓门开始高了起来。

家母的语速和语调依然如故，“我相信群众相信党，能帮我澄清问题。”

……

初次听到这样的谈话，使我倍感恐惧和不安。我不相信我妈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事情，更不相信我妈是必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牛鬼蛇神。在我的印象中，从来还没有见到过谁以这样的口吻和态度质问过家母。

文革前，我妈一直是学校校务委员会的委员、校工会的女工委员，曾被授予过县“三八红旗手”称号，我从小就为有这样的母亲而感到非常自豪，怎么突然之间就成了被审查和反省的对象了呢。妈妈看到我茫然若失的样子，反而安慰我说，“没事，你要相信妈妈，妈妈没有什么需要交待的问题。”

原来，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妈妈正在贵阳师范学院就读，当时为了扩大抗日救国的声势，争取更多的青年学生参加抗战运动，国内大学都动员在校学生整班办理了集体加入“三青团”的手续。解放后，组织上对类似问题进行过甄别和处理。不想文革中，这些问题又都被重新翻出来说事，并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的老师也就是因为无法承受诸如此类强加于人的无端诬陷，而无奈地选择了含冤自尽。

我不知道要怎样去安慰妈妈，爸爸在师大不能陪在她的身边，老兄和大弟都已下放去了农村，小弟很小还不懂事，我平生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内心的无奈和无助。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二毛，你放心，妈妈不是那种一压就垮的人，妈妈也绝对不会抛弃你们四个弟兄而不顾，去走一条极端的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妈妈始终相信群众相信党，最终会把问题搞清楚的。”听完家母的话，我的内心总算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机帆船马达的声音突然变得沉闷起来，排气筒冒出来的浓烟像是舞动的一条长长的黑飘带，眼前一段河床落差越来越大，水流湍急，尽管加大马力，船仍旧走的很慢。

想着家里发生的一些变迁，心情就跟这逆水行舟一样，感到压抑和沉重。临走时我向妈妈告别，声音哽咽，几乎不能自已。细心的妈妈反而叮嘱我说：“我知道几弟兄中你的自理能力最强，也最能吃苦，今后的路很长，还得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我相信你一定行！”

妈妈在自己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尚能乐观地替我释怀，使我倍受感动，我心里暗暗地告诫自己，一定要振作起来，不能辜负妈妈的期待。想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来望向远方。

过了双洲，沅江突然变得宽阔起来，对岸江边的菉萝岩就在眼前，那像刀劈一样的山崖，无不让人感叹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959年秋，桃师附小曾组织我们四年级的学生来这山上捡过“栗茧子”（即橡子果）。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供应不足，学校把采集后的果子加工成淀粉，做成粑粑等用来当主食。当年，我们就是找寻了这里的群山，爬上了菉萝岩的山顶，吹着江风，俯瞰远处江边的县城，这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桃师附小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除每周安排有两节劳动课之外，从小学四年级起，每到农忙时节学校都会组织师生打起背包下乡去支援附近农村的“春插”和“双抢”，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中学。

那时，我随家母住在桃师校园，桃师也经常在周末安排师生去茅草街等附近农村帮助抢收抢插。只要去乡下，家母都带上了我，低年级的时候做不了重活，就帮助捡稻穗，大一点后，就学着扯秧插秧，收割稻谷。农活做得多了，手脚就显得麻利起来，正因为如此，我在班上劳动时总是显得熟练和里手。

除了春插和双抢之外，学校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还经常安排一些突击性的劳动任务，其中有几次至今让我仍记忆犹新。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组织我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今冬明春”积肥运动。我记得当时为了找一点老陈土当肥料，我躬身爬进了教师宿舍“太平楼”的楼板底下，弯着腰把原来地基上的面土一点一点刨出来。

那年，学校还组织我们参加了县城边街街道的改扩建。此前，边街是沙铺路面，这次改建成三合土路面，垫层需要大量碎砖头，学校动员全校师生几乎是刨地三尺，将所有可能找寻到砖头的地方翻了个遍，各班又安排同学们用锤子将砖头碎成适宜的大小，大家干得热火朝天，为赶工期，晚上挑灯夜战，干得很晚才休息。

四年级时，桃源遇到了历史上罕见大旱，为了挽救学校在二里岗种的几亩绿豆，我和柴旺仓、单振宇、李泽定等一部分同学暑假期间带着垫被、凉席和蚊帐在学校大礼堂舞台上安营扎寨，自愿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抗旱劳动。每天从沅江担水到至少有一里多路远的二里岗学校园地为绿豆浇水，上午、下午各跑两趟，持续担了10天左右。尽管最后绿豆还是干死了，但我们毕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进入中学后，学校同样重视劳动教育，劳动课进入课表，课外活动中也安排了两天作为劳动作业时间。学校给每个班分配了一定面积的菜地，配置了基本的劳动工具。初、高中阶段也会有计划的安排集体下乡支持附近农村的春插或“双抢”劳动。

从小的劳动锻炼使我们对农活已不陌生，对“上山下乡”也并不惧怕，文革时期，年轻人那股子热血催发出了少有的革命热忱，加上对伟大领袖的无比崇敬和信仰，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和“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都磨拳擦掌，渴望在广阔天地里大展宏图，一显身手。

桃源的12月已是仲冬，26日这天气温很低，船头上迎面而来的寒风刺骨，越往西这种感觉越明显。船过剪市穿石，天开始间歇飘起雪雨来，前面就是著名的凌津滩，河床变窄，落差更大，水流湍急，历史上货运船只逆行至此，必须靠纤夫齐心协力、一鼓作气才能闯过险滩。机帆船虽开足了最大马力，但要通过这段滩头，也显得十分吃力。激流冲击着船头，溅起高高的浪花，此时我的内心亦思绪万千，也像这激越的浪花翻滚，无法平静。

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脖颈，身上的棉衣没有衣领，是家母自己动手做的，冷风顺着领口可以直接灌进衣内，好在棉衣的棉花铺的厚实，而且内外都是那种粗棉纱手工纺织的土布。这种土布买来时是白色的，家母自己将它染成了青色。虽然穿在身上显得臃肿和土气，不出样子，但是十分舒适和暖和。那时我家有四弟兄，还有外祖母需要赡养，就靠父母的工薪，不可能有更多的钱添置衣物，我老兄比我长两岁，我一般就捡他的衣穿，我老弟又比我小三岁，他又捡我的穿，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我高中阶段，那时因我和家兄的个子已经不相上下了，我妈才适当的给我去缝纫社做几件新衣服，但棉衣、棉裤等布票要得多、价格又贵的服装，她还是坚持自己做。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凡是生活必需品如吃的大米、食油、猪肉、红糖等，用的如布匹、蚊帐、肥皂、煤油等都是需要凭票购买的。买农民自己纺织的土布是不需要布票的，而且土布比官布要便宜很多，能节约尽量节约，还是自己动手做划算。晚上家母把工作做完后，就开始在书桌上为我裁剪衣服，铺棉花，一针一线的做起来，直到深夜。至今，这些场景我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就是穿着这件棉衣坦然大方地读完了高中。它虽然土气，没有样范，穿上显得臃肿和老旧，甚至让人笑话，但这是家母一针一线用手做出来的，它凝聚着家母的心血和对儿子的一片亲情，我没有理由不穿它，更没有理由嫌弃它。相反，只要穿上它，我就仿佛感到母亲就在身边，它能给我自信，给我温暖，给我力量，让我时时刻刻能深深地感受到母爱的体贴温存，勾起我对家母永远深挚的眷念。这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唐代孟郊的那首《游子吟》的诗：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从凌津滩再往上，水流平缓，船过兴隆街、夷望溪，再经小洑溪，最后在下午五点左右从沅江拐进大洑溪，停泊在樟树码头的时候，全程约120里水路的航程终于结束了。

大洑溪注入沅江处是一个水面宽阔的峡湾，是来往船只理想的停泊处，岸上不远有一株树龄上百年的大樟树，人们通俗地称这里为樟树码头。

仿佛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船上所有知青都兴奋得无以言表，大家都清理好自己所带的行李，鱼贯式地爬上岸来。

岸上，早已有公社主管知青安置工作的专干和几个大队的支书及生产队长等候在那里，经打听，我们落户的大队和生产队都没来人，心里不免猜测和沮丧起来。我们的目的地白石溪大队丰火屋生产队离大洑溪还有十几里地，天上飘着雪花，时间也不早了，山区的早晚温差很大，看来今天只有在这里过夜了，等明天队里来人再说。

说来也巧，我和文建中、涂湘柏都是高中的同班同学，能安排在一起下放且又安置在同一个生产队也算是少有的缘分。还有更巧的是，就在这县域边陲的樟树码头，我们竟然遇到了校友何金毛，他的家就在这沅江边上的大洑溪。听说我们要在这里睡一晚，他尽地主之谊，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食宿，叙旧谈新，共话桑麻。

其实，下船后，早有其它大队的支书与我们聊过，也曾透露出愿意接纳我们的想法。论自然条件和收入状况，确实比安排我们去的地方还要好。但我们几个在一起议论了一下，不为所动。如果接纳的大队和生产队有困难不愿意接受我们，等明天见面后就清楚了，到时候我们再去联系其它地方不迟。

原则确定之后，人也就变得轻松起来，大家你一句我一语地谈论着一天旅途的收获，猜测着明天会是什么结果，也怀抱着对未来前景的憧憬，但又没有谁能够回答，自己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也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自己的人生发展究竟会是个什么结果。今后的路怎么走，全都还是未知数。

27日上午，白石溪大队的樊支书和丰火屋生产队的苏队长终于与我们见面了，感觉二位都是很有故事的山里汉子。他们为通讯不畅没有在当天赶到码头来迎接我们表示歉意，并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寒暄几句，话不多说，我们各自挑上行李跟着支书和队长上了路。

我的行李担一头是当时供销社用来装“马头”肥皂的简易木箱，箱子里装着我的衣物和鞋子。木箱上面叠放了一床陈旧的棉垫褥。另一头是一口高约70公分用胶合板做的方方正正的仪器包装箱，里面放着我喜欢的书籍、高中阶段的作文本、日记本、各类彩色纸、画笔、颜料、学习用具和其它资料等。剩下的空间放了一床大概6斤左右的棉被。我的行李说起来简单其实也不简单，我所有认为需要保存下去的和当前必须使用的物件全部都在这里，它是我当时的全部家当。

从大洑溪到燕家坪公社所在地有一条约五里路长的毛坯公路。公路一侧就是燕家溪，顺着溪流往上走，在刘家坪大队处有一条溪水汇入进来，苏队长告诉我们，这溪流就叫“白石溪”，顺着这条溪往里走大概六、七里路，就到家了。从毛坯路下来有一条分岔路，路面很窄，只能容一个人行走了，我们一行六人，有四人挑着行李，拉成了大概十多米长的队伍，显得很有气势。

路伴溪行，忽左忽右，溪弯路随，曲折蜿蜒。走惯了大路的人，头次走这高低不平，路面狭窄的小路，眼睛总离不开地面，时间一长，脖子觉得很累，深感视觉疲劳，确实很不习惯。对山区小路的这种特殊的视觉感受，应该算作是大山给城里人认识山区所开设的第一课。

溪流在两山之间流淌，山路也随溪流延伸，不知过了多少桥，绕过了多少弯，当默默行进到一处狭窄的山坳时，苏队长告诉我们，已经进入了白石溪大队的范围，听到快到目的地了，大家一下子振作起来，不知不觉加快了脚步。

远处的右边山麓有一山嘴向山坳中间凸了出来，小溪紧贴着山脚穿行。山嘴上有一棵高大的枫树，枫树下有一座土地庙，后来知道这里叫“安堡”，是丰火屋的地标之一。安堡下面有一座古老的石拱桥，石拱桥的桥墩两侧粘满了常青藤，显得十分古朴和沧桑。

走过石拱桥，小路分岔，队长告诉我们，直走进入山路，两里之外就是沅陵，丰火屋与沅陵县麻伊伏公社的八方台接壤。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队有山地甚至还跨界进入了他县的地域，有几次我们去山地垦挖玉米山地，还去过沅陵县的农家喝过茶，两地虽不同县治，但山民之间历年来都相互认识，相处和谐，通婚的男女不乏其人。这里离沅陵的麻伊伏和柳林汊都很近，买什么东西去这两个地方都很方便。

过石拱桥之后右转的那条路，继续沿溪上行，一直通马鬃岭大队，最后抵达溪流的尽头。

其实，到达安堡这座石拱桥，就到了我们下放之地丰火屋。这里往右走的任意一道小路或者田埂，都可以通向生产队的队屋。

我们在右边大约百米远的地方拐了进去，那里有一面两米多高的巨大石柜，石柜中间有大概两米宽的石基台阶，拾级而上便到了一个很大的屋场，这屋场外面靠右边的那间厢房，就是安置我们的地方。

这是一间面积大约16平米的房子，上楼下枕，除房间里有两个床以外，我们又用条凳和木板搭建了两个临时床铺，虽然显得有点拥挤，但作为四个单身男生来说，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连着房间的还有一个厨房，是那种烧柴的大灶，一口大锅，莫说四个人的饭菜，就是十个八个人的饭菜，也足以应付下来了。

队里的人知道后，陆续前来看望了我们，并送来了新鲜的蔬菜、干菜和泡菜。队长安排家人为我们做了早晚饭，算是给我们接风洗尘，这是我们在到达生产队后吃到的第一餐饭，这一餐饭菜并不丰盛，但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回味。

队长对我们说：最近一段队里农活不是很多，安居之后，先熟悉一下情况。在自己的菜地还没有收获之前，队里的人会送些蔬菜和柴禾让大家过渡一下。必备的劳动工具如柴刀、锄头、蓑衣斗笠、箩筐背篓等队里会尽快给每个人配备一套。春节前，生产队的男劳力还要上工地修公社到龙潭去的毛坯公路，知青也会一同前往，所有上工人员争取尽早完成任务回家过年。

丰火屋生产队属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地貌，全队10户34人，有劳力半劳力22人，上年年终决算，一个劳力一天的收入为0.45元，我们这次有4人插队到这里，就如同“虎狼之师”，要分享原有收成的15.38%（实际上不久又新增了2人，占到了全队收入分配的21.42%）。农人本来就生活拮拘，而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却用他们仅有的一点生产生活资料接纳了更多需要生存生活的人。可是，他们却长久地背负着“小农思想”的诅咒，如果你不来到乡下，不与他们平等地生存生活在一起，你又怎么能判断这论调有多么的主观和荒唐呢。

第二天，我们第一次升起了自己的炊烟，冬季属于农闲的日子，一日两餐，知青生活就在这袅袅炊烟里拉开了序幕……

作者简介：戴临中，男，与新中国同年生。老三届毕业生。先后从事教育、体育工作47年。2021年开始学写散文，笔耕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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