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
国家认同
学科反思
“国学”在中国古代
是指设在京师的
教育管理机构
和高等学府
近代以来
为学人们
所关注的
“国学”则
主要是指
中国传统
的学术文化
和价值体系
其概念和
最初的内涵来自
日本的国粹运动
目的是要处理在西方
思想文化和生产方式
的冲击下
“本国”
思想文化和
价值体系的
地位和作用
的问题
很显然，“国学”这个词的引入
带有着弱势文化的防御性特点
从国学思潮的
发展历史来看：
自晚清国粹派、章太炎
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
“整理国故”运动
一直到
20世纪末
21世纪初
的“国学热”
不同的阶段对于“国学”的
意义和内涵的理解差异巨大
在见仁见智的
各类见解纷争
中
国学“运动”和国学研究
贯穿着两条基本的线索
其一
是国家意识的确立
和民族精神的重建
其二
是对近代以来
所逐渐形成的
研究传统文化
的学术（科）体系
的接受和反思
本文将以此为
脉络来去梳理
“国学”所蕴涵
的复杂的理论
和思想文化问题
并分析当下“国学热”出现的
内在原因和可能的发展方向
一、“国学”与国家认同的迁移
所谓“国学”
其最重要
的立足点
在于“国”
也就是与
别的国家
相对待的
“本国”
这在当下已属无可赘述之常识
而在海禁初开的19世纪后期
乃是一问题的焦点
原因在于当时的国人
并无现代意义上的
国家观念
现代意义上的
民族国家体系
是在罗马帝国
解体之后
在西欧形成
并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不断确立的国与国之间的
关系格局
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
所带来的
政治、经济和军事等
基本社会生产方式和
组织理念的变化
形成了以国家间的
劳动分工为特征的
经济体系
资本的逐利驱动推动了
西欧国家在全球范围的殖民活动
将民族国家体系扩张到世界各地
它冲击了建立在血缘和地缘
为基础的传统政治体系
中国便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
被拖入民族国家
的建构进程当中
“中国”之名由来已久
但是，一直以来
并不是“国家”的
名称
“中国”不仅标志着
地理上的世界中心
还
意味着
文明和
教化的
先进
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是以“宗主国对藩邦”为基本架构
和以“怀柔对朝贡”为机能的
世界体系和秩序
虽然，中国
作为一个王朝国家
一直以具体的朝代
作为国家的名称
但是，“中国”一直是
我们共同的价值认同
然而
秉承这样子的观念的清王朝
却必须面对一个全新的挑战
即
西方世界新形成的民族国家体系
对于清帝国的，宗藩体系的冲击
不仅如此，由于军事竞争的失败
曾经自以为是天下共主的中华帝国
突然发现
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
形成的“治外法权”和租界
等损害国家主权的局面下
中国的独立性被局部剥夺
所以在优胜劣汰的
进化观念的刺激下
建立
民族国家
成为争取
经济自由和
文化独立的
重要手段
这样，建立在
宗法基础上的
政治法律体系
和以
文化价值为基础
的天下国家观念
逐步为
追求独立的
民族国家的
理想所取代
这样的变化说明了
中国已经不能仅仅
通过易服色改正朔
这样的传统手段
在内部关系的调整中
确立权力的合法性
而是必须，通过厘定
外部世界的主权关系
来界定自己的合法性
由此，国家仪式的强调
既能符合社会进化的公理
也是抵御外敌的思想资源
杨度认为在
强权的时代
须以
国家思想
才能抵抗
外国侵凌
因此主张抛弃
天下主义和
家族主义
提倡国家主义
梁启超认为：
天下一统的观念
虽是崇高的道德
但并不切合
中国的实际
而在当下
国家
才是忠诚
的最高点
由天下观念向
“国家”意识的
转变
是近代中国人对于
世界秩序认识的
重大转变
这样的转变，在近代国学的
最初倡导者章太炎和国粹派
那里头，有十分明确的表达
而在章太炎看来
对于国家的确认
并不具有什么
崇高的意义
而是
在一个以国家
为基本单位的
世界格局当中
国家成为一个
“不得不然”的
存在
他说：
今之建国
由他国之
外铄我耳
他国一日不解散
则吾国不得不
牵帅以自存
这样的背景下
确立国家意识
构建国家认同
成为“国学”的使命
一般来说：
国家认同是一个
含有多重意义的体系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即
“族群血缘关系”
“历史文化传统”
“政治社会经济体制”
即所谓的
“族群认同”
“文化认同”
“制度认同”
在经历大变局的
近代学者那里头
他们所建立国家认同的资源
也因政治和文化立场的差异
各有不同
比如以
孙中山等为代表的革命派
主要强调族群和血缘关系
试图
通过民族革命
来推翻清朝的
政治社会
经济体制
康有为
则偏向于
制度认同
主张改良
但是，更多的情况是
这三方面的资源兼取
因国家建构的过程
并不是对于传统的
政治、文化和历史
的简单回忆
而是一个
重构过程
也就是通过
对于历史的
重新理解和整理
来去凸显
民族历史
当中
积极的
和符合
当下形势
的部分
现代意义上的
国家意识的
重构过程
即近代国学
的建立过程
晚清国粹派的
代表人物之一
邓实：
国学者何？
一国所有之学也
有地而人生其上
因以成国焉
有其国者有其学
学也者
学其
一国之学
以为国用
而自治
其一国
这段文字
十分强调
“学”之产生和应用
与
“国家”之间的关系
与中国传统学术
以天下为指向的
普遍主义的态度
已大不相同
他们进一步认定
国学之存在即是
国家存在的基础：
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
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
何者
盖国有学
这国亡而学不亡
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
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
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
“国粹”一词虽由日本传入
但对“粹”的强调明确表征出
选择、重构传统资源的意图
国粹派的一个重要论题
即区分“国学”和“君学”
他们认为：
不以，学术真伪，作为标准
而以，功名利禄，作为指向
的学问是“君学”而不是国学
他们要批评君学的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他们认为“君学”是人们
只知道有朝代和帝王
而不知道有国家
他们指出
孔子思想
到了汉代
已与君权
结为一体
所以
一方面
由政治专制
达学术专制
制约
别的学派
思想发展
同时也使
儒学自身
趋向僵化
所以
国粹派的
精神领袖
章太炎说：
“为甚提倡国粹？
不是要人尊信孔教
只是要人爱惜我们
汉种的历史
这个
历史是就
广义说的
其中可以
分为三项：
一是语言文字
二是典章制度
三是人物事迹
其目的是要反对欧化主义者
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的心理
要
“用国粹激动种性
增进爱国的热肠”
国粹派常使用
“国魂”的说法
强调需要
融汇中西
重铸国魂
如前所述
近代中国的
“国家”意识
确立的原因主要，并不来自于
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而是来自西方
政治和军事的
侵凌
正因如此
国家认同所要面对的
最大的挑战即是如何
对待西方的
政教体系和
文化价值的
问题
伴随着工业社会和
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发展
而形成的，民族国家体系
在其形成之时
就存在着以欧美为中心
和以其他地区为边缘的
差序格局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依靠
军事和行政组织能力
通过不断扩张的方式
来推进其市场的逻辑
这样就把中国这样的
处于市场边缘的国家
置于两难的困境
一方面
即以寻求
国家独立
作为目的的
追求富强的
冲动
需要我们接受
新的生产组织方式
和市场为导向的机制
来适应社会生产方式
的变化
因依靠传统的方式
已难以维持国家的
主权和保持竞争力
另一方面
即要通过
承续传统
的符号体系
来激发国民
的凝聚力
和创造力
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
这时的东西文化之争
并不完全是一个
文化认同的问题
而是一种以
世界市场
为基础的
新的生产方式
对于农耕社会
的挑战
也是建立在
平等基础上的
社会组织方式
对于以血缘和家族制度
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的挑战
所以
从国粹派开始
的国学研究者
一直在申辩提倡国学
并不是要阻碍“欧化”
国粹派
提出文化发展
需要中西互通
他们要反对的是
两种极端的倾向
一是“醉心欧化”
认为中国万事不如人
另一种就是
“盲信己国”
依然是以
夷夏的观念
来看待外国
而国粹派所提倡的
是以中国为本位的
兼收并取的态度
在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正式成立
并颁布了新的法律体系
不过，模仿西方政体
而建立新体制并没有
带来预想中
的社会繁荣
反而是
在新的市场机制下
乡村社会的破产
和
在新旧转移过程中
国民道德的崩溃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
部分人将道德的崩溃
视为制度变革的失误
试图通过提倡传统价值
来去重建社会道德系统
而在以
陈独秀和胡适等为代表的
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看来
现代中国
落后的根源在于
传统中国建立在
专制和迷信基础
之上的文化观念
而
观念的
落后的
基础
则是以自然经济
作为主要特征的
传统的生产方式
因此面对
新的世界
政治和经济
的发展阶段
以儒家
为代表的
思想文化
已经成为
中国发展的
阻碍性力量
很显然民国初年
袁世凯和张勋等
政治人物
假借通过传统文化
来去装点他们的政治行为
和康有为、严复等人对于
新的共和政体的批评
都导向了
启蒙运动
以一种激烈的
反传统的方式
来展开
而吊诡的是
1920年代以后
一向以反传统形态出现
的新文化运动出现分化
部分人转入
“整理国故”
并将之纳入
新思潮
引发了
新文化运动
内部的质疑
“国故”这个词本是章太炎
对于传统中国学术的称呼
用以取代“国粹”这个
带有价值评判色彩的名称
但章太炎的立场是明确的
中国的
精神存在于中国的
历史和典章制度中
而启蒙思想的倡导者
毛子水、胡适和傅斯年
等人在沿用“国故”
这一个词的时候
则是试图
通过整理国故的过程
来去宣扬“科学”精神
批评一部分人对于
国故的追慕心态
从而“再造文明”
胡适给“国故”下了个定义：
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
都是我们的'国故’
研究这一切过去的
文化历史的学问
就是'国故学’
省称'国学’
胡适：
国故
这个名称
最为妥当
因其中立
不含褒贬
所以他并不愿意
用国粹之类的词
在这篇文章当中
胡适，特别强调
国学的研究方法
所以他反对康有为
将儒家孔教化的做法
也并不认为
古文古诗的
保存即国学
而是强调一种系统的整理
面对着新文化阵营的质疑
胡适的解释虽然多有变化
但其基调
则是认为
“故”可理解为
“过去”“死亡”
他在1928年回答
一个人的来信时
甚至把“整理国故”
比喻成“打鬼”
要让人知“国故”
也就“不过如此”
这个时期的“国学热”
获得广泛的体制性的支持
比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在1921年创建，1923年4月
东南大学国文系议决设立国学院
并制定了系统整理国学的计划书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
1926年厦门大学国学院成立
与晚清国粹派
的国学观比较
这个时期的国学讨论
出现了一些重要转折
首先
中华民国
建立之后
现代
民族国家的建立
已经成为了事实
由此
“国学”研究者的思考重心
逐渐地从国家意识的确立
转变为对于么是
现代中国的讨论
即要关注说
么样的思想
能够成为
民族国家体系下
中国的立国之本
对此
不同的学者的
认识尖锐对立
有人
认为中国
之为中国
主要
在历史文化
和经典传承
启蒙派
的学者
则认为：
中国的精神
不在经典中
而是
存在于民众的
生活世界当中
北京大学
研究院
国学门
侧重于民间
歌谣的收集
和
习俗的调查
即意在于此
更为关键的是：
他们认定科学所代表的
普遍意义的公理超越了
国家之间的区域局限
成为民族精神的向度
从而解构了
传统价值与
民族精神之间的
血缘性、地域性
联系
这样的改变中
国恰好成为了
公理的对立面
何炳松说：
国学的国字，显然表现出
一种狭小的国家主义精神
这不但违反我国先贤所主张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这种大同精神
而且亦违反了
西洋学者所主张的
'知识无国界’那种
学术公开的精神
作为这个时期国学研究的
代表人物的顾颉刚等人
对于历史的态度的转变
有人认为是“革命性”的
“大概在1920年至1930年
中国一群领导性的史学家
不约而同地提出新的反省
他们对史料的态度
有个革命性的变化
这些人包括
胡适、傅斯年、
顾颉刚、李济等
他们的文字
分散于各处
如果稍加比辑
可以发现一个
认识论的改变
首先，对这一代人而言
传统的权威已几乎倒塌
所以六经在他们看来
已都只是史料了——
是供人研究的材料
而不是让人寻求
治国平天下
大道理
之所在
在这个前提下
他们
同时也提倡一种
历史发展的观点
也就是平等看待
每一个时代学术思想材料的价值
不再以为只有那最高点才有价值
傅斯年开始筹建中山大学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
就是要把历史和语言
从传统的学术谱系中
“解放”出来
在科学公理面前
地域的差异
对于国家认同的意义
被看作是一种固步自封
因此
即使就连“国故”这个概念
也成为了他要攻击的目标
认为要建立
一种真正的
“科学”的态度
必须将“国故”
的概念也抛弃
由此可见
从晚清的国粹派
到1920年代以后
的国学研究
虽然
多样化的
立场之间
争论激烈
但是总的趋势
则是循着由以
提振民族精神、
确立国家意识
到
强调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
新的民族精神的建设的转变
这样子的转变的
动力来自于国学
研究者所面对的问题发生了
由寻求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
到
建设富强的国家、
改变国民特质
的转变
而1930年代之后
面对日本的侵略
民族主义
再度兴起
在随后的
很长一段
时间里头
传统资源长期被贬斥
国学研究也被置于
“批判”甚至“破除”
的境地
一直到
19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
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
才再度被重视
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
国学研究再度兴起
并到21世纪初
成为热点
新世纪的国学热
所要面对的则是
全球化的深化
所带来的
国际关系形态
的进一步变化
“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跃进中
一系列新特点界定着国家内部秩序
而新的超国家秩序同那些特点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
……
这种对应关系并非'由内及外’
以内部秩序推演出国际体系
而是'由外及内’
以超国家秩序推演出
国家内部的法律体系
这种由外及内的秩序体系
最典型的表现是：
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
在解决国际纷争、
维护世界和平、
保障国家之间的平等
诸方面担负的某些作用
所以国家的重要性相对减弱
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取代了
某些国家功能
同时，全球化还使
国家的经济自主性
在一定程度上减弱
在这样的
背景之下
民族认同和
国家认同
之间的关系
发生了一些疏离
看上去有些矛盾的是
全球化也从另一方面
强化着民族国家的认同
因为全球化过程所形成的
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秩序
对于弱势国家是一个挑战
中国作为
一个有着独特的
文化价值体系的
新兴的经济体
内在地要求
对世界的秩序的和谐
承担起应该有的责任
并试图为重建世界秩序
提供有益的价值支撑
这样
建立在鲜明的
中国意识基础上
有更强烈的责任意识
成为国学研究的主要议题
我们
可以看到
在夹杂着
读经、
儒学复兴、
文化本土性
等复杂议题
的国学热
虽然有时
体现出激烈的
民族主义色彩
但是
这样的意识
与其说是对
中国本位的
强调
毋宁说是对于
国际间秩序的
批判性视野
表达中国想真正成为
世界重要成员的渴望
1978年之后
中国进行着由经济体制改革
导引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
思想文化也进一步开放
对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调
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的目标的确立
体现出民族文化已然成为
解释中国政策的文化背景
和呈现中国未来方向的
重要基础之一
基于此
国学研究对于
增强民族凝聚力
和文化自信心
乃至国家软实力的建设
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国学”与“科学”、“学科”
“国学”
虽立足于
“国”
但“学”
才是其载体
无论是国家认同
抑或是民族精神
的重构
这些使命，都要通过
对于传统思想学术的
不同呈现方式来体现
国学的具体内涵即
中国传统的学术
在中国
面对现代性
的挑战之时
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
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现代化运动
打破了古代社会
的有机整体结构
取而代之以目的-合理化
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
根据马克斯·
韦伯的理论
现代化运动
是社会理性化
和世俗化过程
它以理性化发展打破了
传统社会基本理性的统一性
对于思想学术而言
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
适应生产、分工发展
而逐渐形成的
专业化学科体系
的建立
“多元学科的
创立乃基于
这样一个信念：
由于现实
被合理地，分成了
一些不同的知识群
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
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
并借助于
这些技能
集中应对
多种多样的
各自独立的
现实领域
以科举为典型特征的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
虽是一种
世俗性的
教育方式
但是并非是
专业性技能教育的
所以传统的
中国学术体系
在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之后
必然要面对日渐专业化的过程
鸦片战争
失败之后
人们
对于绵延千年的
科举制度的批评
主要就是其
选拔的人才
难以“经世”
不能使
中国在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可以发现
虽然晚清改革
无论
从理念
到方法
见仁见智
甚至
绝然对立
但是
对于改变
教育制度
采纳西方的
学术分科观念
却是空前的一致
康有为、张之洞、
严复、梁启超、张百熙
等均接受西方的学术分科体系
并且开始提出各自的分科方案
1898年，严复发表文章
《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
指出：
传统中国的学校
只有做官治事一途
所以难以，适应分工
日益细密的社会需要
国愈开化
分工愈密
学问政治
至大之工
奈何其不分哉
所以要分开
治学和治事
稍后
在知识界
影响巨大
的杜亚泉
也说：
国家之间的竞争其实即是
职业（产业）之间的竞争
而专业化则是
增强产业
竞争力的
关键
专业化所要求的
知识系统的分化
那是中国传统的
教育和学科体系
所不能够提供的
这样的认识始终体现在
“国学”的发展实践当中
晚清的国粹派区分
“国学”与“君学”
就是试图确认
学术的独立性
而他们
所预备设立的
“国粹学堂”
学制三年，科目包括
经学，文字学，伦理学、
心性学、哲学、宗教学、
政法学、实业学、
社会学、史学、
典制学，考古学、
地舆学、历数学、
博物学、文章学、
音乐、图画、
书法、翻译等
形式上与旧学
已经大不相同
虽然所学内容均来自
中国传统的学术资源
但显然已经借鉴
西方的学科体制
进行了新的分类
最早
进行国学讲习活动的章太炎
也是新的学科分类的实践者
1906年，章太炎
在日本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曾经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
谓国学讲授内容为：
一、诸子学；
二、文史学；
三、制度学；
四、内典学；
五、宋明理学；
六、中国历史”
这一个对于“国学”内容的设置
与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
有根本的差异
最明显的
是没有了
传统知识的
价值基础
“经学”
另一国学
代表人物
刘师培
从社会分工论证
以分科方式整理
中国传统
知识体系
的必然性：
野蛮之民，所具之能甚简
世界进化，所具之能日多
惟所具之能甚简
故所业亦必简单
惟所具之能日多
故所业亦归复杂
古之商人，不必知书
古之士人，不必习武
今则
文明各国
商必知学
士必服兵
农必入学
所治之业
由简而繁
今行此法
使人民于
所治职业
由简而繁
正与社会进化
之公例相合
且古代之学
均分科而治
今则无论何国
人民未冠之前
均习普通科学
夫普通之科学
既尽人而能知
则普通之职业
亦
必尽人而能为
既尽人而能为
则
智识愈备
能力日增
由传统的
整合式的
以
人文思想
为核心的
知识体系
向现代的
分科式的
以
科学思想
为特性的
分科方式
变化
从价值上
本身就是要推翻
传统的宗教性的
劝慰
代之
以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
来对应
原先为神学经学
垄断的知识领域
说到底，现代学术的产生是
因为人们相信可以通过某种
可以验证的方式发展出一种
系统的世俗的知识
在这样的转变当中
中国原有的以经学
为核心的知识体系
便要经受
“理性化”
的洗礼
在经验性的对照之下
传统的体会式的经学思维
便显得缺乏可验证的方法
的支持
实证化的科学成为
建立普遍性原则的
基础
在这样的
要求之下
传统学术
缺乏规则和
可验证性的
特性
就
成为一种
方法上的
“缺陷”
刘师培
十分重视“方法”
对于学术的意义
他认为传统的学术
缺乏纯用理论之规则
比如
中国论文法之书
并没有上乘之作
他甚至认为中国
无一人了知国文
但是在引入新的方法之后
内在的问题也随之而产生
传统的国学
所提供的是关于：
宇宙、社会和人生
的整体性思考
既包含，可验证的，理性知识
也包含，价值性的，信念
当我们开始接受科学公理
取代以前的“天理”的时候
我们
需要接受新
的学科体系
和实证方法
但新学科则导致
中国传统思想的
意义系统被分解
最终难以突显
自身的独特性
比如：
当中国的传统的经典系统
被归入哲学、历史和文学
等不同的学科之后
这些西方化的学科方式
完全剥离了经典的语境
经典
原先承载的
意义和价值
便难以呈现
这样的矛盾在
20世纪20年代
激化
有人因忧虑
中国价值的解体
而拒绝新的学科
而有人则想通过学科的变革
而完全否定原有的价值系统
的确
学科变革
的背后即是
价值的重构
西方文化的出现
解构了中国固有
的天下国家观念
并将中国带入了
现代化的进程中
为了理解这个
新的世界秩序
便需要寻找一种
新的“共同语言”
这个语言便是“科学”
在人们的观念当中
科学，因为其客观性和普遍性
很大程度上甚至体现了“公理”
“是故科学定理
以人类为公
人惟于此
有所浸润
而后
服从公理
之心切”
这可以避免
误把“私见”
看做“公理”
或者根本不承认
有一公理存在的
错误认识
从而“社会团合之力强”
许多人眼里
科学代表着：
最大的普遍性
其“公理”性特质意味着：
中西学术之间所揭示的
并不是不同的真理
至多是真理的
不同面向而已
因此有人断言：
学不应分中西
其差别只是
“广狭疏密”
王国维在给
《国学丛刊》
写的序言中说：
世界学问，并不出
科学、史学、文学
所以
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
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
所异者，广狭疏密耳
……
且居今日之世
而讲今日之学
既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
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他认为
学问之事
之所以为
古今中西
所重视
主要是因为
其提振道德
和利用厚生
非徒一国之
名誉与光辉
而已
政治立场上
趋于保守的
刘师培、
王国维
在学术立场，却相对激进
他们与后来的科学主义者
有种逻辑上的承继关系
在胡适看来
他所提倡的
“整理国故”
的运动
不过是他的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的科学方法的一种运用
他说自己做的关于
《红楼梦》等小说
和古史考证的文字
“都只是
思想学问
的方法的
一些例子
而在这些
文字里头
我要读者学得
一点科学精神
一点科学态度
一点科学方法
科学精神在于
寻求事实
寻求整理
科学态度在于
撇开成见
搁起感情
只认得事实
只跟证据走
所以
“整理国故”运动
表面上看是
新文化运动
的一种收缩
实际上
代表着启蒙派的人士
对于科学方法的自信
他们
试图通过科学方法的整理
证明先前国粹派和守旧派
固守传统文化价值的错误
站在公理的基点上
他们认定中西之间
并非是一种建立在
地域基础上的不同
根本就在于
他们是属于
不同时代的
知识体系
虽然钱玄同和顾颉刚
等人都以传统的学术
作为他们的研究重点
但是
他们发扬的“疑古”精神
所要解构的则是沉淀在
历史文化之上的
文化价值理想
所以他们自觉地
要与晚清的国粹派、
甚至章太炎式的
国学划清界线
顾颉刚说：
至于
老学究们所说的国学
他们要把过去的文化
作为现代人
的生活规律
要把
古圣贤遗言看做'国粹’
而强迫青年们要去服从
他们的眼光
全注在应用
他们原梦想不到
什么才叫做研究
当然说不到科学”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在第一次的世界大战
被集中展现出来之后
科学主义及其所关联的
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
同时受到了来自传统和
同样是西方背景的
知识群体的批评
首先是梁漱溟
从文化的不同路向的方式
阐发东西文化的发展前景
后来又有
胡适与张君劢之间关于
“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
核心是：
科学
是否对于
价值领域
仍然有效
而以吴宓和梅光迪
等人为代表的学衡派
则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
来批评科学主义和浪漫主义
认为新的文明则是
应该兼取
中西之长
“则今欲造成
中国之新文化
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
而熔铸之，贯通之
吾国古今之
学术德教，文艺典章
皆当研究之、保存之、
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
而西洋古今之
学术德教，文艺典章
亦当研究之、吸取之、
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
从1920年代
激进和保守之间的争议
通过无数次全社会的辩论
而沉淀为重要的思想模式
这些看去有些
非此即系彼的
矛盾冲突局面
是
由近代知识阶层的
内在困境所造成的
就科学主义
的立场来说
一方面
他们都是
民族国家的
坚定的支持者
希望有一个
富强的中国
另一方面他们却
坚信要实现中国的富强
必须舍弃掉自己的文化
这就出现了国学大师
反国学的，奇怪现象
就守成主义者而言
他们
坚信中国
传统资源
的重要性
但他们同样认定
民主和科学那是
中国必须接受的
所以
他们的重心在于
论证民主和科学
为中国文化所本有
作为
面对西方学术体系
的挑战的一种回应
“国学”的观念
呈现出这样
内在的矛盾
一方面
国学即是
中国现代
学术体系
完善之前
一种对于西方
学术分类方式
的吸收和借鉴
另一方面
出于
对文明存续的忧虑
“国学”即又是对于
学术本土性的强调
试图通过强化
本国价值和外来价值
之间的差异来确立其
存在的必要性
在这样的矛盾中
中西文化的差异
在有的人那里头
被看作是新、旧或
进步、落后的差异
在另一部分的人看来
则是文化类型的不同
并不能够简单以
进步、落后视之
经常为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况
则是有些学者两种立场共持
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国学热相比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国学热
其学科反思的力度也毫不逊色
“国学”的提出
对应的问题是
现代的学科分类系统
和由西方学术术语
所构建的学术体系
对理解传统中国思想的困难
从1990年代开始文学等学科
开始了对于学科本身的反思
近年来哲学界
所开展的对中国哲学
“合法性”问题的讨论
重点也是对于
学科规范的反思
侧重探讨外来的
范畴体系和哲学观念
来去整理中国哲学的
穿凿附会
但是，“国学”学科化
并不是解决学科分割和
意义系统丧失的有效途径
因为，将边界不明的“国学”
引入的学科体制的讨论
或者作为现行学科的
一种纠偏机制
效果可能
恰好相反
因为
国学研究本身包含着
解构传统意义的向度
例如，1920年代在
科学主义立场下的
国学研究
其根本目的恰好即是
要说明传统的价值观
应退出中国人的生活
并且批评
人们对于
古学的留恋
如果一定
要为禁锢于
学科局限的
古典研究
寻找一种
补偿机制
那么
已经有悠久历史的“古典学”
可能是最为合适的学科方案
这样
可以有效地
过滤沉淀在
“国学”之上
的“意识形态”
和“非科学”影子
使其形成一种
学术性的机制
三、“国学热”和超越国学
19世纪
一度发展滞后
的日耳曼地区
就出现了强调
不同国家的“特殊性”
拒绝采用英法等国学科
区分标准的“国家学”
但最终在
20世纪初消失
在中国也一样
子虚乌有的国学：
国学最初的出现
一方面是要，提振民族自信
但同时也是，对西方学科的
抵触性反应
因此，许多国学大师均认为
提出国学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最为典型的国学大师
章太炎、钱穆等人
也均认为国学这一概念
在最终意义上并不成立
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
便即认定“学术本无国界
国学一名
前既无承
将来恐不立
特为
一时代
的名词”
的确，对于
“国”的强调
无论是基于
建立民族国家、
提振国民信心
的角度
或强调文化的
本土性的角度
均是
弱势国家和
弱势文化的
防御心理的
反映
民族精神的建立和
民族复兴的理想是
建立国家认同的基础
国学的意义，非可等闲视之
我们需要从文化的传统当中
发掘和继承符合人类发展规律
和丰富民族精神的积极内涵
为民族的复兴
提供精神动力
但是国学也不应该成为
拒绝吸收别的人类文明
的借口
就学科意义来说：
国学
即作为一个
与国外学术
相对的概念
并不是一个自足的范畴
而是一个依靠对象参照
凸显自己的特点的名称
因此
对象和方法
均十分含混
从国学发展的历史看：
同样的国学研究者
既可以是传统价值的支持者
也可以是传统价值的批判者
因此
马一浮先生说：
国学这词虽然
已为大家习用
其实并不恰当
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
即系是国立大学之称
今人以吾国
固有的学术
名为国学
意思即是对于
外国学术之谓
此名依他起
严格说来
本不可用
今为随顺时人语
故暂不改立名目
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
含义亦太觉广泛笼统
使人闻之
不知所指为
何种学术
的确
当下国学概念的混乱
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有人说国学就是
中国传统学术的
总称
有人说国学
即就是儒学
也有人说：
国学主要
指意识形态层面
的传统思想文化
这都有道理
但都不足给国学
以恰当的规定性
所以
当
我们回顾国学发展的历史
反思当下的国学热的时候
应该承认
当下国学热的出现
是全球化和多元化矛盾
在中国当下的一个体现
同时也是
中国当下
政治合法性
和
道德重建的
内在需要的
体现
有它的合理性
同时作为
学科意义上
“国学”可让
我们清醒地
认识
到现代的
学科分类
对解释传统的
学术资源时的
困难
但我认为
国学的最佳定位
即是作为一种
批判性的视角
让我们意识到
学术传统的独特性和
中国自身价值立场的
重要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
必须拒绝西方
的学科体系
才能有效地延续
本土文化的精神
同样
对于
国家的认同
并不意味着
对于人类
共同价值和
共同利益的
忽视
当科学和人文
得到有机结合
当文化认同
由强化族群
转化为强调
人类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
强调国学目的
即要超越“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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