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中国北方的金国，鼎盛时人口近6000万，被蒙古灭亡后，其故地仅剩约900万人，
蒙古大臣原打算将北方汉人杀光，空出田地改为草原，用来放马，还是在其宰相耶律楚材、道士丘处机等人的竭力劝说下，铁木真和其子窝阔台等蒙古大汗，才勉强接受了「允许服从的汉人活下来种地，可以交税供养蒙古人」的统治理念。
同时，亦是南宋王朝众多军民将士， 持续数十年的坚决抵抗，包括在钓鱼台之战击毙第四任蒙古大汗蒙哥，才让蒙古军明白，单单靠恐怖杀戮和野蛮恐吓去征服整个中国，绝无可能。
主张以汉法治汉地的忽必烈上台，成为第五任蒙古大汗，推行汉化改制，建立大元王朝，同时重用汉人官员，招降大量宋朝将领，将蒙古征服华夏变成一次形式上的元朝取代宋朝的改朝换代，历时数十年功，才终于在崖山之战扑灭南宋最后的抵抗星火。
蒙元军队灭宋之后，接着进攻日本、进攻缅甸、进攻印尼、进攻越南，却屡屡失利。对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那些“西北诸王”的战争，也是败多胜少，兵锋长期止步于吐鲁番盆地。
曾经天下无敌的蒙古军，为何征服整个中原后，却屡屡败给周边小国？ 不能继续对外扩张？真当是忽必烈不想？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原因很简单。所谓“狼图腾”式的胡人尚武精神，在草原上啃沙子，在深山老林里打野兽，一无所有者自然不怕再输，赢了就是跻身人间天堂。所以，胡人武士有机会联合起来去抢掠南方富裕文明之地，自然是动力无穷。
等到胡族军队占领中原地区后，建立王朝后，将士们一个个吃饱穿暖，囊里装满了抢来的财富，心满意足，自然尚武精神开始消磨，再往后两代人习惯了温柔富裕的生活，先祖啃沙子打野兽时的彪悍敢死之气自然荡然无存。
哪怕有胡族皇帝居安思危，想要竭力维持先祖的“尚武精神”，也不过是面子工程，南辕北辙罢了。他们往往一边自己要花天酒地，享受汉人提供的丰硕和发达文明财富，一边却要自己族人吃苦受罪保持野蛮人的淳朴尚武之风，来保持军队战斗力，没做梦吧？
忽必烈这个大元朝“薛禅皇帝”，自己营建上都城，大都城，广修宫殿，却指望怯薛军将士继续过草原上放牛牧马的日子，保持尚武精神，可能么？
然而，不论汉人还是胡人， 作为高等动物，羡慕繁华富裕，喜欢文明讨厌野蛮，都是正常人性。对汉人相对先进、文明、富裕生活方式的向往，正是广大胡族贵族和民众的必然需求，要制止这种心理，完全就是和人性对着干，也注定不能成功。
对胡族王朝来说，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逆取顺守才是保全政权之道。军兴之初灭人之国，自然必须崇尚武力，自然必须鼓励族人崇尚竞争，崇尚权力，甚至阴谋诡诈无所不用其极。
等到天下已定了，帝国扩张已经达到了地缘的极限了，强弩之末难穿鲁缟了，再继续鼓励族人崇尚武力，崇尚权力，以及善于阴谋诡诈，这是要对付谁呢？对外扩张不能，就只能内斗自残了。
蒙元王朝的致命问题，是面对文明选择多，贵族势力又强大，所以汉化势力始终不能获得全胜，由此导致的恶果，就是元朝皇权弱势，贵族势力强大，由此权臣擅权，内斗层出不穷，甚至闹出两都之战的大规模内战，所以持续不到百年，就走向了衰落灭亡。
而直接摧毁了元朝统治基础的，正是汉人贫苦百姓掀起的红巾军大起义。
红巾军起义军的核心，韩宋政权在刘福通的带领下，直接活动在中原腹心，一举攻下大宋旧都汴梁，极大地打击了元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和北方的军事体系。
尤其是至正十七年（1357年）红巾军的三路北伐，东路军打到离大都不到一百里，中路军更是打出塞外一把火烧了元朝的陪都上都。
上都在元朝有特殊政治地位，就类似于宋朝的西京洛阳，大批贵族的聚居之地，元朝历史上，宫廷内斗一大半政治阴谋，都是在上都酝酿的。
这么一来，一是大大打击了元朝的核心统治阶层，二是基本上等于向天下宣告，大元朝要完蛋了，最后东路红巾军打烂整个辽东后，在高丽因为麻痹大意，阴沟翻船，全军覆没。
但是，整个红巾军起义，大大加剧了元末以来元朝中央政府内部的争权夺利和北方各实力派的军阀割据，基本陷入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
红巾军痛揍元军——元朝中枢只好放出军阀——红巾军被击败——元朝中枢和地方实力派政治内讧——红巾军再度复苏——朝廷再次向军阀妥协——红巾军被击败——各实力派继续恶斗——红巾军又又又复苏……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由于韩宋政权直接建立在中原腹心，不仅吸引了绝大部分元朝政府的注意力，而且事实上断绝了元朝中枢和南方各省的直接联系，元庭不得不在南方靠代理人（还往往是汉人，陈友定、方国珍等）进行绥靖统治，这为汉人在南方势力的发展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等到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元朝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察罕帖木儿，夺取山东，消灭红巾军最后的根基，自己却也被红巾军降将刺死。
朱元璋已经控制了江南地区，陈友谅则正式在上游称帝，明玉珍控制了四川，整个南方除陈友定的福建以及邻近的广东还算忠诚外，已经不复为元朝所有。
元朝版曹操还没来得及把控大权就去见了长生天，继承人王保保没能完全继承他义父的政治和军事资源，结果就是元朝中枢再次进入喜闻乐见的内斗环节。
而元朝浪费的这几年，正是南方汉人势力力量整合最关键的时期，至正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年年大战，
等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王保保击败最大的对手孛罗帖木儿，得以掌握大权的时候，朱元璋已经消灭了陈友谅控制了大部分南方地区，接下来，就是明军一鼓作气、如摧枯拉朽的北伐战争，将蒙元彻底赶出长城以南了。
徐达和常遇春两位名将，虎贲十万挥军北伐。
洛水之战，明军面对沿河列阵，意图半渡而击的5万蒙古大军，主将常遇春单骑突击，麾下壮士从之，一举击溃敌军，追亡奔逐五十余里，进而光复河南山东两省。
之后，常遇春和徐达两位将军，仅用一年多时间，光复了自靖康南渡以来，丢失二百多年的北中国各省；他们更是四百多年后，首次以胜利者身份踏足燕京的两位汉人将军。
这是不朽的历史功绩！是安史之乱大唐盛世中衰以来，华夏民族最光辉的时刻！
此时蒙元在长城内外，尚有号称“四十万骑”的庞大兵力，其首席名将王保保不甘失败，集合各路大军反攻，却在太原之战被明军打得全军崩溃，十万大军尽数被歼，最后身边仅剩十八骑。光这一战，明军就收降了甲士四万。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这也是自铁木真统一蒙古，兴兵西征南下，“黄祸”恐惧笼罩全世界各国百余年来，汉人骑兵对蒙古骑兵的第一次辉煌大胜，在敌虏最擅长的场地下将其完败，从此彻底打断了蒙元军和明军在阵地战对决的的胆气。
之后，常遇春率领步骑九万，一路势如破竹，疾追穷寇，不出一个月便摧垮蒙元北方防线，攻破其上都开平府，追奔元顺帝数百里，俘虏元朝宗室亲王、平章大臣及将士万人，车万辆，马三千匹，牛五万头，子女宝货无数。
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徐达、 李文忠又再次分兵两路，讨伐北元。沈儿峪之战，徐达挥军奋勇出击，大败元朝名将王保保的十万大军，此战明军俘获北元亲王、国公、平章等文武官员1865人，俘获士卒八万四千余人，获马一万五千余匹，其他驴骡牛羊等杂畜不计其数。
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也是扬王陈士兵的另一个外孙女所生之子，活捉了北元皇子买的里八剌及诸王将相数百人，俘虏元军三万七千余人。两路大军奏凯而还，朱元璋亲迎并犒赏三军，大封功臣。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在常遇春、李文忠、徐达相继去世后，蓝玉率领明军出征北元，在捕鱼儿海之战犁庭扫穴，大获全胜，俘虏北元部众十余万人，皇子妃嫔公主百余人，官吏三千余人， 焚毁其甲仗蓄积无数。北元皇帝仅率数十骑逃走，不久死于乱军之中。
从此后，北元作为一个王朝政权，不复存在，重新回到草原各部互相攻杀的部族纷争时期。
大明帝国取得了这场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帝国反击战的最终辉煌胜利。
云从龙、风从虎，金鼓齐鸣万众吼， 不破黄龙誓不休。
虎贲十万，横扫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华夏之天！
这亦是对南宋灭亡时，为国殉难的文天祥丞相、陆秀夫丞相、张世杰将军等英雄志士，对数十万南宋军民的最好告慰。
天道好还，中华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