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宏宇
【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获奖者。著有《管得着吗你》《红月亮》《武王伐纣》《深水爆破》等多部长篇小说。主笔、主创多部影视剧本，其中《九死一生》（30集谍战剧）、《危机迷雾》（38集谍战剧）已在央视、北京大台播出，《婚姻变奏曲》（30集情感剧）、《阿佤兄弟》（电影）已拍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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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就是外祖父，母亲的父亲。北方叫姥爷，优雅一点儿的叫法是“外公”。反正就是那个人，妈妈的爸爸。
每个人都有妈妈，就象也都有爸爸一样，这样一来，姥爷也就出现得很理所应当。
有的人没见过，或者不了解自己的姥爷。这不奇怪。然而没谁敢说他（她）没有姥爷的。有没有姥爷其实于自己并无大碍，但对母亲大人却重要得很，而母亲对我们的意义又是那么显而易见。
因此，姥爷还是重要的。
就象我们不能选择父母一样，母亲也不能。
她也曾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也在长大后对自己父母有过与我们类似的这样那样的不满。比如对她们选择的终生伴侣，即后来成为我们父亲的那个人不够欣赏，不够满意，有针对性地给予偏见，就象我的姥爷曾经做的和我的母亲曾经感受的那样。
这种偏见在我们家的主要理由是——父亲是地道的知识分子，而姥爷则是直至解放还几乎目不识丁的工人。
妈妈应该算是介于纯粹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若非如此，恐怕在那个年代（其实依我看在任何年代都是一样）他俩也不能走到一起。
按说姥爷也算是工人里比较好的工种——汽车司机，属于技术活儿，和其它好多工种比较在体力上都更轻松，在收入上也稍好些。
他的驾驶是解放前学的，直到十多年前离休一直开汽车，跑过运输，开过班车，也开过首长车，带出来的徒弟的徒弟如今也已经带上了徒弟。
他开了差不多五十年车，没出过一次事故，没损坏过一辆车。所有了解他的人都说姥爷是个好司机，包括父亲也这么说。
姥爷比我大四十五岁，比父亲大十四岁，妈妈是他的大女儿，接着有了姨和舅舅们。姥姥，就是他妻子，妈妈的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
姥爷靠自己的工资养活着一家大小，是家里的支柱和君主，任重道远说一不二，当之无愧地享受着这个家庭所能给予的最大限度的回报。当自己喝酒的花费在全家人吃馒头还是吃窝头的矛盾中处于关键位置的时候，他依然有酒喝，一边喝一边听着孩子们吃窝头的声音。
在学业优异的妈妈面临进一步深造及可能的花费和进入社会工作养家的选择时，他的决策无可争议、不容动摇。
他说，别念了，念多了也没用。
姥姥就说，能挣钱了也好贴补贴补家用，弟弟妹妹都大了，花钱的事越来越多……
姥姥话多，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百分之八十都是废话，似乎竭尽全力弥补着姥爷寡言的不足。
“其实她说不说都一样，我能不明白吗。”很多年之后妈妈跟我说。
“别念了——别念了就别念了呗……”妈妈的眼里闪出少有的挂着愁丝的光。
姥爷的一句话，永远结束了她的求学生涯，使她永远也没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
本来，成不成知识分子没什么重要，爸爸妈妈风华正茂的时候知识分子并不吃香（其实现在也没吃香到哪儿去，好些就是了），被叫做“臭老九”。后来这“九”的排名还真让我找到了典故出处——古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儒，也就是知识分子，介乎于娼和丐之间。
社会主义已经彻底清除了娼和丐，儒能一息尚存已然大幸矣，也就是这些年生存空间才逐渐广大了起来，不知与娼和丐的复出有无关系。
不管怎么说吧，妈妈到底也算不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并因此在夫妻间必然的也是常有的争吵中屡屡遭到拙于辞令的父亲有意无意的“无知无修”的评价、抨击和论处，连十四岁的我都知道妈妈很伤自尊心——就算无知也不是她的错。她曾经是那么优秀的学生，要是也能上大学不见得比父亲差，甚至可能更博学也未可知。
于是我说，文化不高不是她的错。对父亲说的。那可能是我对父亲说的第一句没有孩子气的话。然而内心还是十分孩子气的。
具体表现在为他们的争吵寻找调解办法的执着上。不怨妈妈，也不怨爸爸——文化水平的差异影响沟通质量是明摆着的。那总得有人为此负责吧。
当时我一下子就认定了姥爷。我不喜欢他，那样认定了之后就更不喜欢了。他应该为妈妈的文化素质以及因此而导致的争吵及其给我带来的所有灾难感和不愉快负责！
一直到所谓长大成人，即我大学毕业，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姥爷概念中的知识分子的那时候，我都不喜欢姥爷。
这是实话，被我曾经肆无忌惮地告知给朋友甚至父母。
那些从小在父母面前得到过隔辈人袒护的朋友对这种偏执表现出明显的不解。我不解释——那并不是什么荣耀，也实在算不上什么能够折算成沧桑和荣耀的苦难。细想起来似乎根本就没有意义。
在我的生命中，姥爷一点儿都不重要。
姥爷是全家包括长成后的第三代在内的所有男人中最高大最魁梧的，手上布满了一生辛劳的沧桑和坚硬，脸庞的皮肤很粗糙，不喝酒的时候也是红的，很大的脑袋上一天比一天白的头发虽然日渐稀少，可仍旧很有骨气地直立着。
在我的印象里，这个魁伟的身躯总是踩着异常沉重的步伐，带着铁钉敲击地面的铿锵和近乎磅礴的气度。烟草和酒精修饰出的嗓音沙哑、沉闷，操着永远都听不懂的北方方言，简短而具有权威。
我第一次挨打就与这口音有关。
当时全家人正吃着饭，我还没上学。直到手背挨了筷子还不明白他到底要我怎样，不过总算知道了刚才那两声是在说我。
姥爷的脸红着，目光深邃而严厉。第二下又要打下来时，妈妈厉声命令我——把饭碗端起来吃。
这命令和幼儿园里的规矩相悖。不过，看在远在天边的幼儿园阿姨的呵斥和近在眼前即将落下的筷子之间质的差异，我没有坚持，更没胆量据理力争。被打过的小手上有一道红印，让粉白的嫩肤托得非常显眼。
记得那天后来回到家父母好生吵了一通，不知是否与这一筷子有关。不过我相信，妈妈决不会眼睁睁等着我挨打。
这个相信配合着逻辑得出一个多年之后还让我觉得不那么理解的结论。那就是，连跟他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才嫁给爸爸的她，也不怎么听得懂姥爷的话——口音太重了，也实在简练得不能再简练了。
从那以后，我便对姥爷的讲话生出了挥之不去的忌惮，在姥爷心里也留下了不机灵的印象。
后来，这种印象又由客观的不机灵变成了主观的目中无人，就象知识分子的爸爸一样。既而得出了“坏”和“狡猾”的评价。
记得爸爸曾跟我讲过他和姥爷之间一场关于直接经验即劳动实践和间接经验即知识文化孰轻孰重的讨论及其不欢而散的结局。
爸爸的立论和观点丰富而复杂，我是记不太清的。
姥爷的比较简单，说是那些知识分子把工人们劳动的经验抄下来编成了书——他们的书。于是成为学者、教授、工程师，而其实一无所能，还要标榜着、指挥着、炫耀着。总之一句话，知识分子只有两件本事，骗和抄。
当然，这是源于爸爸转述的大意，并采用了我的措辞。姥爷的原话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起来了。
我没有理由相信，南方来的爸爸能百分之百听懂他老人家的方言，所以那大意的全面性也就打了折扣。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姥爷是不喜欢知识分子的，因为他们无能、傲慢，还有，狡猾。
姥爷的信条不多，毛主席说的都是对的算是一条，还跟时代多少有些关系。
他的处世原则也不复杂，简直可以说是简单。
这种简单不仅仅是有没有文化的问题，还在于他根本就不转弯。能说会道的姥姥一通说辞就把他绕晕了。姥姥有了经验，要么成功，要么吃耳光，反正也不是没吃过耳光，到底还是成功的时候多些。
结果一夜之间就成了工贼、特务、保皇派，大字报上的红叉子比人还大，被人拉上台陪斗加挨斗，那飞机坐得，铁打似的汉子疼得哇哇大叫。
得了吧，该老实了吧。还是半大小子的大舅领着一帮哥们儿连夜挨家砸玻璃，回来就让老头扒了裤子，条凳上一捆结结实实胖揍一顿。
老头打得很重，很耀武扬威，一边打一边揉让被砸了玻璃的那帮差点儿扭断了的脖子……
那时我还没出生，这是后来听大舅亲口说的，还不止一次，每次都差不多，就在一旁一同听见的姥爷没纠正过什么，始终一声不吭，想必不会有假。
记得姥爷听这段往事时笑眯眯的。那已经是很多年后了。
之前，我不记得见过他的笑容，所以很认真地盯住看，竟发现他笑得很好看，很自然。
而且，笑得也很简单，象个孩子。
姥爷的手很大，拿什么东西都象握着件小玩具。
姥爷的手很粗，总是带着似乎永远也洗不去的油泥和汽油跟烟草混合的味道。
姥爷的手很有力，落在谁的屁股上都是一场灾难。
相比之下，最倒霉的要算我那小时侯爱偷嘴吃长大后当了厨师的表弟。
虽然早已经过了全家人只有一盘炒鸡蛋或者花生米专供老人家一人享用的困难时期，可偷嘴仍旧是要挨揍的。饿也得忍着，男子汉大丈夫。馋就更不行。
这是姥爷的规矩。没人反对，包括那个挨打的家伙。
我倒不馋，也从不偷嘴，就是挑食。
连我自己都没料到成年后竟有那么出色的胃口，出色得令人尴尬，和以前那个小孩子判若两人。
我得承认，那时候，自己的挑食是难以容忍的。不仅表现在挑食本身，而且还在于处理的方法——别的孩子会说我不吃我不要什么的，我却从来不把不吃的东西退回，而是自以为趁人不备地扔掉。
这种倒行逆施，使得我在姥爷的心里不单单只是娇气，而且还浪费。是那种资产阶级式的，与生理上可能的障碍没了关系。
我至今记得在他严厉目光的威慑下吞药片般地把肥肉胡萝卜一类的咽进肚里时呕出来的满眼泪水，带着恶心和委屈混杂起来的咸涩。
姥爷家住机关大院。他是这个机关汽车队的队长。
那个院子很大，绿化得特别好，住着数以千计的人。
姥爷的工作很忙。
在我的印象里，从没拿姥姥家当成过家。虽然父母曾有一阵因为事情太多试图把我寄养在那里，可最终没能成功，只挨了几个月。前面说的吞肥肉胡萝卜的事，就是那几个月里发生的。
那是夏天，弟弟还没出生。
雨后的早晨，姥姥带我到院子后面的山上去采蘑菇。很香很香的一筐子拿回家，结果竟又跟肥肉炖在了一起。
那个年月，没有真正的瘦肉可吃，肥肉都是定量的。爸爸妈妈为了照顾我，干脆不吃肉，把定量让给了街坊，多年下来，他们自己也把肥肉戒了。
可姥姥姥爷不会。姥爷要喝酒，喝酒就得有肉。男人就得吃肉，不吃肉怎么能有力气，长大了怎么干活儿？！
可我吞了肥肉之后也没觉得就有了力气，反而变得两腿发软。
那个大院里，很多人都认识姥姥姥爷，还有其实并不常回来的妈妈。
据说在被寄养的那段时间里，我总是哭哭啼啼的，像个女孩子。而我则记得从来都是找没人的地方或者拣着没人的时候才哭的。
确实哭了。还把照片中年轻着的跟当时的妈妈很象的姥姥误当成了妈妈，诉了好些委屈，不知道是不是也被发现了。没人提过。
一次爸爸来看我，走了之后，我追到院外的汽车站。
爸爸还在等车，不知道该怎么哄我才好。
姥爷找了出来，当着爸爸的面，结结实实给了我屁股一巴掌。
那时候我五岁，人差一点儿飞了起来！
我无助地望着爸爸。爸爸没说话，后来上车走了。
我吓得大气不敢出，晚饭时主动吞肥肉。
不过后来没有再挨打，姥爷也没再提偷跑的事。
他不像爸爸，就算是打，也在打完之后把道理说得透透的，为什么打云云。
在他这儿，打完了也就教育完了，就此结束。
粉碎“四人帮”那会儿，姥爷拥有四个外孙子。家里人戏谑地称我们为“四人帮”。可惜都是男的，叫了一阵不叫了——叫着不好听，这种玩笑也实在开不得。
我们四个都挨过姥爷的打。有一次我和自家弟弟被一网打尽。
那是个中秋节，爸爸出差不在家。妈妈带着我俩回了姥姥家。
那一阵我还是比较喜欢姥姥家的，确切地说是喜欢那个我们没有的十二寸黑白电视。
晚饭后，姥姥领着妈妈去串门，留下姥爷和我俩。电视不好看，说老实话我也不想，或说不敢跟姥爷在一起。于是带着弟弟进了里屋，不一会儿就疯闹起来，终于碰了只悬着一根线的灯。
光影的晃动惊动了姥爷，满床的零乱激怒了姥爷。
我只记得一边护住弟弟一边护着自己。连只有四岁的弟弟都没敢哭出一声。
后来还是妈妈把弄乱的床整理好，一边听着姥爷那谁也听不明白的厉声呵斥，大概是责备他没教育好孩子吧。
当晚，妈妈带着我们回了自己的家，发现我腿上橡皮筋抽的血印时，哭了。眼泪一声不响地掉下来。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妈妈哭。
她紧紧搂住我睡下。
她已经四年没有搂过我睡觉了。
这类事落在姨的两个儿子身上的也不少，特别是当大舅的儿子出生之后，孙子和外孙子在待遇上的区别就更明显了。
不过，同样是外孙子，工人出身的姨和姨父的两个儿子，至少在阶级性上，比我和弟弟要先进些。
女儿都是亲女儿，姑爷可不同。姥爷好几次都把爸爸带给他的酒记成是姨夫带的。这让爸爸十分不满。
后来姨父患病去世了，这种误记才得以彻底纠正。
孙子的出现，占去了姥爷几乎所有对隔辈人的宠爱。
不过令我们外孙子感到欣慰的是，那小子也照样要挨老头的揍，只不过错误比我们严重得多才揍。
我们无法想象，倘使自己犯同样的错误，会得到怎样的下场，因为从来就没敢犯过，今后也决不会犯——我们已经长大了。
但心里仍是不平衡，以至于影响了我们和老大哥似的大舅间的亲密关系。
任好吧你们，大舅开导说，老头打我怎么打的你问问他……
于是，我第一次知道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往事。
但大舅的遭遇，并没能缓冲我们对姥爷的不满，反倒更觉得他是个暴君。
后来，长大了的我，在逢年过节回姥姥家的问题上，经常跟父亲站在一边。结果是妈妈带着弟弟走或是干脆一人回去。
那是她的家，她的父母，她没有理由不去。特别是姨父的去世和大舅的离婚以及那个小孙孙的被判给对方给家里带来极大冲击之后，从小承担更多义务而享受极少宠爱的母亲，继放弃学业挣钱养家后，再一次显得重要起来。每每回来都要跟爸爸讲上老半天那边家里的困境，有的我能理解，有的不能，有的爸爸表示同情，也有的不表示。
给我的印象是，姥姥家的气氛，哀惋而沉闷，危机四伏，还不如以前。于是更加每每以念书为由推脱不去。妈妈并不强求，也不生我的气。
念书并不仅仅是托词，我真的在念。考重点高中，考大学。后来上外地念大学。中间也回去过几次，场面大都繁茂热烈。
记得姥爷总是一言不发，烟灰掉在深蓝的裤子上，雪花似的。他浑然不觉，一直看着已经换成大屏幕和彩色的电视机，也不知看没看明白，也不知在没在听我们说话。
我实在无意在他面前炫耀自己的成绩和见识，因为那无非是在证明自己正一日近似一日地成为着他所讨厌的知识分子，私下也觉得有点儿对牛弹琴。
在我人生中可能唯一一次成为众人目光焦点的风光里，姥爷似乎是个局外人，留给我的印象，只有宽松得有点儿霸气的深色穿着和落在深蓝裤子和大得吓人的黑皮鞋上雪花似的烟灰。
没有人提醒他，也没有人帮他掸落。我也没有。
那个被判给母亲的小孙孙，如今已经是个大学生了，是带着姥爷血统的后辈人里唯一一个身高超过姥爷的。
当然，他管姥爷叫爷爷，即使是父母离异多年之后，再见到老人，也依然称呼他“爷爷”。
小伙子俊得象个演员，集中了父母全部美妙精华的眼睛里，闪着我所没有的灵光。
记得老人在那灵光饱含尊敬和亲情的注视下，眉头动了动，十分含糊地应了一声。
之前很多年，喋喋不休的姥姥，总是念叨这个孩子，有时还当着大舅的第二个妻子及第二个儿子的面。
每当如此，姥爷必然会打断她，甚至不惜在晚辈面前厉声呵斥姥姥，似乎他并不再想提起这个孩子。
可一别十多年后那重逢的刹那的皱眉告诉我，他从来都没停止过对孙儿的惦念，就象从不曾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份惦念一样。
姥爷的离休，我是从妈妈嘴里知道的，自己并没去证实。
那正是上大学的时候，每年只能在寒暑假回到家乡和父母团聚。
妈妈希望我能去看看姥姥姥爷，总是说“姥姥想你了”。
我不记得她说过“姥爷想你了”。
说实在的，他们是否想我，对我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那会儿的我，把几乎所有的假期都用于和同学聚会以及对聚会的筹划、准备和盼望上，沉浸在其实是世间所有情感中最松散最薄弱的友情里，就算回去姥姥家，也只是走走过场。除了落在身上鞋上雪花般的无人掸落的烟灰之外，对姥爷很少进一步的记忆。
随着一天天长大，日子快起来，快得飞一样。
是姥爷的白发使我最初察觉了这个现象。
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酒也喝得也比以前少了。
我没再看见那些烟灰——他在七十岁生日那天抽完最后一支香烟后，就再也没拿起过烟——戒了。
抽了五十多年的烟，就这么戒了。无声无息，坚决而成功。
这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姥爷生出了由衷的敬佩，因为我深深理解戒烟的困难。
当时刚刚谈恋爱，很想戒掉抽了五六年的烟，然而结果是失败的。
最终还是我那后来成了妻子的女友做了让步。为此，我对她怀有很不移的“通情达理”的印象。之前，说老实话，我所知道的成功的戒烟者，只有马克思。
因为这种钦佩，我发现自己对姥爷的印象好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看他的时候，心里少了许多畏惧和不苟。
他似乎感觉到了似的，用温暖的眼神和微笑回应我。
当妈妈把我的女友介绍给姥爷时，他的目光里，注满了我所从未见过的暖意。
他笑笑，冲她点点头，没说什么。
那天是全家大聚餐，餐桌上，大家自然把我和女友安排成了肩并肩的格局。
举杯后不久，姥爷忽然站起来，在一片杯盘声中，不声不响地把两盘菜调换了位置。
我吃惊地发现，被换到我面前的，竟是我最爱吃的。
女友很见机地起身帮忙，姥爷冲她笑笑，指指我，说了他们俩人认识以来的第一句话——“他不吃肥肉”。
我不记得当时自己的感受和女友是如何应答的了，只记得那天喝了很多酒。敬姥爷，敬舅舅们。
我从没在长辈面前喝过那么多酒，也从没在如此狂饮过后毫无醉意过。
成年后的我和姥爷的主要接触，都发生在两个地方——餐桌和牌桌。
年节喜庆而丰盛的餐桌，家人欢聚的麻将牌桌。
年事已高的姥爷，喜欢上了麻将，一吃完饭就号召大伙打牌，自己一面井井有条地布置场地。
牌桌上的老人家，很认真，也很快乐。爸爸悄悄跟我说，想办法让老人家多赢点儿高兴高兴。我点头。姥姥在一旁听见了说，他输了也高兴着哪，甭让他。
结果，老头儿几乎每次都输，输得满面春风。完事说这可不行，下回一定要赢回来。可到了下回，他似乎已经把这话忘了。
我和他打牌的次数太少，他根本就记不住上一次自己是赢是输。我也记不住。
打牌不是人人都参与，我们家也是轮流派出代表上场。
可吃饭却不是别人可以代表的。
在姥姥家，聚餐是最热烈的时刻，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端起酒杯喝个痛快。
没有人会出面干涉，因为我们长大了。
酒过三巡时，大家不免趁着酒兴说上几句。
这些年，以姥姥姥爷为首的这个大家庭，发生了不少让人感到沉重甚至哀伤的事，但一到喜庆的餐桌上，大家好象都能暂时忘记那一切，兴奋着，火热着，让人希望时光能永远停留在那一刻。
几个表兄表弟，就是那些当年被戏称为“四人帮”的外孙子们，仗着成年的身份和几分酒劲，在餐桌上半开玩笑似地历数着儿时蒙受于姥爷的种种“暴行”。
老人家笑眯眯听着，不时爆发出几声粗哑的笑，然后跟兴高采烈的声讨者碰杯，之后自得地继续打量被自己打大的几个小伙子，眼中泛着柔和的光。
每次餐后，我不管喝了多少，都会坚持着帮忙收拾残局，显示我的强项——拖地板。
姥爷为自己新铺的乳白陶瓷的地板深感自豪，也倍加爱护，亲手绑了一个硕大的拖把，蘸满水后，全家人里，除了他自己，恐怕只有我才耍得动。
我用的是巧劲，地板在大拖把的抚弄下，迅速而完整地回复着光鲜。
姥爷的大皮鞋抬离了地面。
我看不见他审视我工作的目光，正如其他人没发现他轻轻抬脚配合着我的举动一样。
我不知道他抬脚时在想什么，我想知道，但终于没有问。
我想跟他说——看，你那个哭哭啼啼人嫌狗不待见的小外孙，如今能帮你干活了，帮你弄出一片漂亮的乐土，帮你托出这明快的乳白色所象征着的希望。
姥姥得了糖尿病，十分恐慌。家里人都劝姥爷也去检查一下。
可老头儿没去，却不知打哪儿弄了一条狗来，黑脑袋白身子圆滚滚看上去象头小猪，肉嘟嘟的脸庞一付憨态。不爱叫但十分好动，总是人前人后上窜下跳的，弄得对小动物始终有几分害怕和嫌弃的爸爸左突右闪。
那小狗静下来的时候很奇特，人家都是把后腿往前蜷，就它朝后撇着，看上去傻乎乎的，惹人发笑。
“共产党员还养狗。”
爸爸不知何故背后跟妈妈如是说。
“共产党员也没说不能养狗啊。党章上有这条？”
不等妈妈回应，我就把话茬接了过去。
爸爸没再往下说狗的事儿，看来只是句玩笑话。
那是我在说起来也算存有“宿怨”的这对翁婿间，第一次帮姥爷说话。
“不过话说回来，”我跟妈妈说，“还真劝他别养了——动物寿命短，真养出感情来万一有个闪失老人家受不了。不比孩子，拥有太多洗脱悲伤的时间，也拥有太多的反悔和从头再来的机会，老人没有……”
“敢情——”妈妈说，“老头儿才不那么多愁善感呢。愿意养就养着呗。你别以为他多喜欢那玩意儿，你是没看见打人家的时候呢，追得人家钻在桌子底下尾巴一夹就是半天儿。你知道那狗怎么老不叫吗，它不敢哪……再说，他哪有感情啊。”
妈妈这话，显然是在开玩笑，可我当时很认真。
“他当然有感情，而且很丰富，丰富得没法表达出来。”我跟妈妈说。
我真的不记得上一次见到姥爷是什么时候了，可能至少有两年了吧。
我工作太忙，业余时间很少；父母和岳父岳母也已经步入老年人的行列，能分给姥姥姥爷的时间就更少了。
好在妈妈退了休，时不时回去探望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他们的消息——那条小狗还是那么憨态可掬，还是成天围着姥爷转。姥爷每天都去拿报纸，拿牛奶。姥姥的病情还算稳定，仍旧说想念我。
我至今记得那次从姥姥家离开时的情景——姥爷踩着铁钉的铿锵，不听劝地要送送我们，小胖狗尾随在脚下，圆圆的脑袋跟着老人的脚步一点一点的，似乎很爱听铁钉撞击地面的声音，短短的罗圈腿迈着碎步，踩出一路令人感动的忠诚。
他不像我们那样，对老头儿的暴虐耿耿于怀，也不会如我们一般远走高飞，只会默默地跟随，跟随着那种依赖和被依赖、呵护和被呵护的感觉，和其中所有温暖的、苦难的记忆。
那是个很冷的黄昏，强劲的风，吹醒了我的酒，吹动了姥爷直立着的白发。
我们到了那个我曾经挨过他一大巴掌的车站。
姥爷站定在马路对面远远望着。
回去吧，大家冲他喊。
他没回应，依旧默默矗立着，守望着。
倒是小狗挪了几步，见老主人没动，又乖乖折回去，一声不响地立在他脚边，和老人保持着同样的视线方向。
我忽然发现姥爷的苍老。
那个和当年追出来找我同样伟岸的身形，平添了重重的疲惫和寂静，宛如一尊饱经风霜的雕像。
后来车来了，我在上车前一瞬，冲他使劲挥挥手，喊：“回去吧，姥爷。冷！——”
没有“保重啊”、“注意身体啊”、“再见了”一类的。
所有那些话，当时都没想起来，姥爷也没听我的话，仍旧站在那儿，直到从移动的视野中消失。
当时天好像一下子黑了下来，我无法辨认姥爷视线的方向，更无从知道他目光中的意味。就那么走了。
我无法证明那是最近的一次分别。
金秋时节，我去新疆出差，晚上独自到一家小饭馆吃饭。
第一次到新疆，看什么都新鲜，点了闻所未闻的菜，结果并不合胃口。
那个小饭馆，不像内陆大城市的那般富丽艳烁，荧光灯把冷清的店堂照得教室般雪亮，长方形的餐桌上铺着白色的塑料桌布，让我想起小时侯所记忆的饭馆的模样，很有些亲切感。
除了我，只有远处一桌上坐着一对男女卿卿我我地吃着。
店里的两个服务员小姑娘和一个穿白工作服的小伙子，聚拢在我正前方紧邻的桌边。一个一身深蓝的维族老人被围在中间。
店里放着电视，我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
那老人很魁伟，坐着也能看出来。深蓝色的汉式衣裤与内陆的老人没什么两样，只有头顶上的花帽标志着他特别的信仰。
我看见他时而点头，时而摇头，粗糙硕大的手中，夹着一支燃着的香烟，高翘的脚上，穿着很眼熟的巨大漆黑闪亮的皮鞋，裤子和鞋子上落了些烟灰，雪花似的。他没有发觉，也没人替他掸落。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忽然涌出了一股热热的感觉，特别想起身过去，帮他掸落烟灰，哪怕只是告诉他一声。但其实没有动，就那么默默地，直勾勾地看着。
不知过了多久，老人起身了，仍旧没掸落那些雪花似的烟灰。
他跟姥爷一样高大，步子里带着一样的沉重和铁钉的铿锵。
他和跟他聊天的年轻人握手，告别。走过我身边时，竟也向我伸出了手。我想大概是自己的目光引起了他的注意吧。
我站起身，无声地伸过手去，被他握住。
他的手温暖、坚实，想必也能把他的小外孙一巴掌掀到爪洼国去。
他没有说话，就那么看着我，目光中透出饱含友好的温暖。
最后，他点点头，松开了我的手走了，带着伟岸和沉重，融化在悄悄蒙住世界的黯然夜色中。
我盯着那个身影消失的地方，很久。似乎在等他转回来，似乎这素昧平生的老人，和自己有着什么悬于一线的渊源。
眼睛等酸了，酸得发热，酸得模糊起来。然而什么也没等来。
那个维族老人的样子久久地、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魁梧的身形，深蓝的装束，雪白的烟灰，有力的脚步。
这一切，都在悄悄地唤醒着回忆中那些几乎被遗忘了的点点滴滴，一层层重现，一丝丝交融，最后汇成一渠清流，无声无息地淌过心田。似甘泉，清冽而朴实；如陈酒，浓烈而醉人。
该去看看姥爷了。我想。
姥爷，我想您了。我想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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