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里头文化时期流行以绿松石珠为耳饰,其珠饰即甲骨文所谓“良”、金文所说“琅”,系挂绿松石珠的丝绳即甲骨文所说“䋙”。二里头遗址有“官营”绿松石作坊,制造绿松石耳饰和其他种类繁多的绿松石制品。使用绿松石制品为耳饰,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达到巅峰,商代依然传承这一传统。
一 发现和功用
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经常发现死者使用绿松石珠作为耳饰的现象。现就公开发表之资料,举例如下。
ⅣM26,一期墓葬,随葬陶器5件,死者头骨两侧各有绿松石珠1枚[1]。(图一)
ⅤM22,二期墓葬,随葬有铜铃1件和陶器10件,在死者头部两侧各有绿松石珠1枚,颌下有海贝1枚[2]。(图二)
75YLⅥK3(ⅥKM3),三期墓葬,随葬青铜器5件、玉器4件、石磬1件、绿松石片镶嵌牌饰1件,在死者头部发现有骨串珠1串、绿松石珠2枚,旁边有海贝3枚[3]。(图三)
ⅢKM10,三期墓葬,随葬多件漆觚,死者头部有绿松石珠2枚,绿松石珠下方有绿松石管1件,另1件绿松石管在死者腰部[4]。(图四)
80YLⅤM3,三期,随葬陶爵、陶盉、陶盆、陶罐等陶器6件,玉钺、玉璋、尖状玉饰各1件,在墓室中部偏北处出土绿松石珠2枚,并列放置。(图五)80YLⅥM6,四期,随葬陶盉、陶罐、陶甑各1件,圆陶片2件,墓主人头前有绿松石珠1枚[5]。
81YLⅤM4,二期,随葬陶盉1件,圆陶片2枚,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1件,铜铃1和玉铃舌1套,玉柄形器1件,漆器5件,“在墓主人颈部”出土两枚绿松石管,“当是串绳系颈部作为装饰之用”[6]。(图六)
82YLⅨM2,二期,随葬爵、盉、尊、鼎、盆、罐等陶器6件,蚌器1件,绿松石饰1件。82YLⅨM4,二期,随葬铜铃、玉铃舌1套,玉钺1件,绿松石饰2件。82YLⅨM11,三期,随葬玉石斧1件,圆陶片1件,绿松石珠1枚。82YLⅨM15,二期,随葬陶爵、盉、尊、鼎、盆各1件,绿松石珠2枚。82YLⅨM20,二期,随葬爵、鬶、尊、豆、盆、皿、罐等陶器8件,圆陶片1件,2颗绿松石珠置于死者下颌骨处[7]。
84YLⅥM11,四期,随葬有铜爵1件,铜铃、玉铃舌1套,绿松石片镶嵌铜牌1件,玉戚、圭、刀各1件,玉柄形器3件,陶盉、爵各1件,圆陶片4件,漆盒1件,死者颌下随葬绿松石珠2枚,旁边有贝壳相伴[8]。(图七)
87YLⅥM57,四期,随葬铜器4件(爵、铃、刀、牌饰)、玉器8件(刀、戈、柄形器、铃舌、月牙形器、笄)、石铲1件,漆觚,陶器4件(罐、盆、盉、簋),圆陶片5件,死者头部有绿松石珠2枚,并有穿孔货贝相伴[9]。(图八)
2002ⅤM3,中年男性,随葬品丰富,包括铜器(铜铃1件)、玉器(鸟首玉饰1件,铃舌1件)、漆器(数量和种类较多,分布在墓室四周,可辨器形有觚、钵、勺等)、白陶器(斗笠状器3件)、灰陶器(包括爵、盉、尊、鼎、豆、盆等10余件)、海贝(约90余枚),尤其是放置在死者身上的用白玉和绿松石镶嵌而成的“中国龙”最为令人震撼,龙身长达
上述墓葬中发现的绿松石珠,皆系采用块粒状绿松石矿料,经切割、磨制、钻孔、抛光而成,形状不甚规则,但抛磨精细,色彩艳丽,自然纹路(所谓铁线)也十分漂亮。它们一般成双出现,其纵向穿孔可穿绳系挂,显然应该是装饰品。由于它们往往出土于死者头部旁侧或颌下等部位,推定为耳饰(今俗称耳坠)或项饰比较合理。有的绿松石珠与穿孔贝壳共存,可能是组合装饰物。(图一一)
二 拥有者身份讨论
根据现有资料,二里头遗址使用绿松石耳饰的墓葬,其时代跨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即绿松石耳饰的使用,与死者所处年代无关。
随葬绿松石耳饰的墓葬,分布于二里头遗址的Ⅲ、Ⅳ、Ⅴ、Ⅵ、Ⅸ区,即散见于宫城内、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但是否使用绿松石耳饰,与使用者的职业、氏族有何对应关系,目前尚不十分清楚。
使用绿松石耳饰是否与性别有关?由于二里头遗址墓葬中(尤其是所谓“朱砂墓”)人骨保存状况不好,人骨性别鉴定不充分,不能完全掌握随葬绿松石耳饰者性别,因此这个问题有待将来更多考古资料去验证。
绿松石耳饰常见于拥有铜器、玉器的高等级墓葬中。但是并非所有贵族墓均使用绿松石耳饰。如1984年在Ⅵ区祭坛(84YLⅥF1)发现的7座墓葬中,其中M9墓圹长
而在Ⅸ区一些仅仅随葬陶器的小墓中,却有绿松石饰件。如82YLⅨM2随葬陶爵、盉、尊、鼎、盆、罐及蚌器各1件,绿松石饰1枚;82YLⅨM15随葬陶爵、盉、尊、鼎、盆各1件,绿松石珠2枚;82YLⅨM20随葬陶爵、鬶、尊、豆、盆、皿、圆陶片各1件,陶罐2件,绿松石珠2颗;82YLⅨM11随葬石斧1件、圆陶片1件、绿松石珠1枚[13]。
可见,同一墓区里的墓葬,有的使用、有的不使用绿松石耳饰。等级高的墓葬未必使用绿松石耳饰,等级低的墓葬却常见绿松石耳饰。即是否使用绿松石耳饰,并不一定与墓葬等级(死者社会地位高低)相关。但没有其他随葬品而单独使用绿松石耳饰者,迄今未见。易言之,在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墓葬中,使用绿松石耳饰者,只是少数。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在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佩戴绿松石耳饰者,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一般至少拥有陶质酒礼器),而非社会底层人士。
三 称名考订
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珠饰,如何称名?我认为可以根据商代甲骨文和金文材料,予以推定。
殷墟甲骨文有
字,或作,学者释读为“良”。殷墟卜辞“良”字是象形字,为学者共识。白玉峥指出,良“字为象形,殆无可疑,惟所象何物,则颇有可商”[14]。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窖藏坑H3出土甲骨中有几条卜辞[15],揭破“良”字之谜。(图一二)
图一二 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刻辞卜甲H3∶14
乙已卜:叀璧,用。(《花东》475.2)
乙已卜:叀良。(《花东》475.3)
乙已卜:又(有)
(),叀之畀丁,䋙五。(《花东》475.4)以上为同版卜辞。“良”与璧、等玉器对贞,则“良”也是玉器之属可知。
陕西长安县大原村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器“乙卯尊”[17],其铭文云:“乙卯,子见(献)在大(太)室。白□一、䋙琅九,㞢(侑)百牢。……”其“琅”字从玉从(良),可证“”为琅字初文说可信。(图一三)从该尊铭文“白”字下面漫漶不清字的残留字迹和占地范围并参考卜辞类似文辞看,以为璧(
)或戈字比较可能。图一三 陕西长安出土商末“乙卯尊”铭文拓本
王慎行认为乙卯尊铭文中琅字,“左从玉,右从良……字当释为'琅’”。“䋙琅系指耳垂珠玉,即用珠玉做成的耳环,今俗称耳坠子,属耳饰之类”[18]。李学勤说乙卯尊铭文中“琅”是“似珠的琅玕”。其说采自《说文》云:“琅,琅玕似珠者。”“玕,琅玕也。从玉干声。《禹贡》雝州球琳琅玕。”[19]
按“乙卯尊”铭文“琅”字从玉,则琅应为玉器。据《尚书·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孔传云:“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孔疏云:“《正义》曰:琅玕,石而似珠者。”
总之,琅为玉或似玉美石所制装饰品。其形体大致为圆珠状,有纵向穿孔可用丝绳悬挂或用丝线缝缀。
前举《花东》卜辞475.3、475.4中,提及礼物中既有琅又有䋙,是琅、䋙有别。而“乙卯尊”铭文“䋙琅”并列,知二者虽有不同却有联系。
甲骨文有“䋙”字,从耳从系作
,或省作。丁山说:“字象以绳系耳形,殆即䋙字。”于孝定也说“其初意盖为以绳系耳”,姚孝遂则说:该字“从'耳’从'系’。……隶可作'䋙’。”[20]刘一曼、曹定云说:殷墟“《花东》H3四条'䋙’字的卜辞,均应释作'珥’”。“甲骨文的䋙字,省去丝线下所缀之玉珥,只存丝形。我们认为,䋙字本义作珥,是可信的。”[21]笔者认为,学者说“䋙”字乃象以绳系耳之形,甚是。
那么,卜辞之“䋙”,又为何物?
丁卯,贞:王其爯
(琡)、䋙……燎三牢、卯三大牢于……(《合》32721)丙卜:叀子
(,或释圭)用眔䋙爯丁。用(《花东》203.11)丙寅卜:丁卯子劳丁,爯黹
一、䋙九,在。来狩自斝。(《花东》480.1)乙巳卜:有,叀之畀丁,䋙五。用(《花东》475.4)
可见,䋙为献礼之物,与琡、、戈等玉器,可并列而言,身价不菲。
殷墟后冈圆形祭祀坑不仅有珍贵的青铜器、玉石器、骨器和大量海贝,还有成束的丝线、丝绳等。表明丝线、丝绳等物也是贵重物品[22]。
《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厥篚玄纁玑组。”孔传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贡之。”孔疏:“正义曰:《释器》云:三染谓之纁。”《礼记·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孔颖达疏曰:“藻,谓杂采之丝绳,以贯於玉,以玉饰藻,故云玉藻也。”谓帝王冠冕上的垂饰,用彩色丝线串联玉珠制成。
综上可见,经过复杂工艺染色处理的丝线(包括丝织品),是很珍贵的产品,在礼仪活动中可以与玉器比肩。商代的“䋙”,应该就是这样的丝制品,本身可以作为一种耳饰单独使用,故殷墟卜辞中“䋙”单列,与玉器并举;也可以与玉器搭配使用,如商代铜器铭文中“䋙”“琅”并列而言。
《诗·卫·淇奥》曰:“有匪君子,充耳琇瑩,会弁如星。”郑笺:“充耳谓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诸侯以石。……琇,《说文》作琇,云石之次玉者。”高亨说:“充耳,塞耳。琇,美石。瑩,玉色光润。古代贵族冠的左右两边有丝纯垂到耳旁,当耳之处系着一块玉石,就是充耳,玉石下还垂着长穗。会,借为璯(《隋书·礼仪志》引作璯),缀玉于冠缝也。”[23]就是说,周代贵族有冠饰曰“瑱”,系用丝绳系挂于耳旁的装饰物。因其遮护于耳部,因此称作“充耳”。其坠饰或用玉或用美石。
殷墟墓葬也常见绿松石耳饰(详后),其形制基本符合商代文字“良”“琅”所象之形,绿松石珠之功用符合商代“琅”为耳饰之性质,绿松石珠之材质符合所谓“琅”乃类玉美石(广义玉)之说法。因此,商代的“良”“琅”,以推定为绿松石串珠和玉珠为宜。它用彩色丝绳系挂于耳上为饰,即所谓䋙琅[24]。
依此前推,二里头文化墓葬所见的绿松石珠耳饰,可以按照商代名称,叫做“琅”,连同其系挂之丝绳,可合称“䋙琅”。
四 生产制造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可知,二里头遗址所见绿松石珠饰件,应该是本地制造品。2004年,在二里头宫城南手工业作坊区发现一座绿松石料坑(编号04ⅤH290),约属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坑内出土数绿松石原料、废料、半成品、石核等3996件,还有残次品5件。(图一四)经钻探和试掘,又在周围地层、灰坑、水井中发现一些绿松石料、废料、成品和半成品,还有砺石等生产工具30多件,证明该区域系属当时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其面积不小于
图一四 二里头遗址04YLⅤH290 出土绿松石料
而早年在二里头遗址第Ⅳ、Ⅴ、Ⅷ区的发掘中,于地层、灰坑中屡屡发现绿松石珠和绿松石片等绿松石制品。(图一五)
一期地层出土绿松石珠4枚。为圆柱体或扁圆形,纵穿一孔。标本Ⅱ·ⅤT111⑤B∶6,长
二期地层出土绿松石珠2枚,扁柱体,纵穿一孔。标本Ⅱ·ⅤT119⑤∶4,长
三期地层和灰坑中出土绿松石珠10件,多呈长圆形,两端齐平,有的纵穿一孔。无孔者为长圆形。穿孔珠有:标本Ⅱ·ⅤT116④∶78,三角柱状,长
四期地层出土绿松石珠6枚,呈扁圆形或方柱形。标本Ⅱ·ⅤT106③∶7,扁圆体,长
出土绿松石珠的地层单位Ⅱ·ⅤT106、T111、T113、T116、T117,H124、H158位于宫城东南部、四号宫殿南面。ⅣT19、ⅣT20、ⅣT23、ⅣT24、ⅣT26在铸铜遗址东部;ⅣT10、T12、T17在铸铜遗址西南部;ⅣT6在铸铜遗址北部。H22、H57均属铸铜遗址。ⅤT212在一号宫殿西南方约50余米处,大致位于手工业区(工城)北墙内侧。ⅧT13在一号宫殿西北近旁(约宫城西侧路西侧)。(图一六)
图一六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器作坊址分布图
可见,频繁出土绿松石珠的地层单位主要集中于宫城内东南部的四号宫殿南面,工城南部铸铜遗址周边。这二处地方应该属于绿松石作坊所在地。考虑到绿松石料坑ⅤH290的位置在工城北墙内侧不远处,则距离此坑将近
现有考古资料还表明,二里头绿松石制造业,与制玉、制骨、铸铜等其他手工业有密切关联,既生产某些独立产品,如绿松石珠,还生产一些配件产品,如铜器和其他制品上的镶嵌物。就工艺技术而言,后者的技术更为复杂、高难。
五 源流考订
二里头文化绿松石䋙琅之渊源,可追溯到我国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在山东临朐西朱封龙山大墓M1中,墓主人左颈肩连接处有一枚绿松石坠,另外在左胸下有一枚绿松石珠。可能是首饰或项饰。龙山大墓M202,墓主人左侧有玉簪2枚,嘴部、左肩部各有1枚绿松石珠,另外在左右髌骨也各有1枚绿松石珠。在头骨与玉簪之间,有680多件绿松石片,形状有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和不规则形等,附近有凌乱的红色彩绘。笔者从以上宝玉石器的布列情况推测,死者著冠,冠上镶嵌绿松石片。发间插有玉簪两支。从其玉簪等被甩向头的左方看,其嘴角的绿松石珠应该是右耳饰,左肩的绿松石珠应该是左耳饰。该墓还出土有绿松石串饰1套,由19枚大小不等的绿松石珠、1枚绿松石坠组成。应该是项饰,可惜出土位置不明。(图一七)M203,在死者头部分布有一组绿松石片(M203∶81)约27片,应为冠饰;颌下和左头旁,分布着4枚绿松石珠(M203∶19-22),另外在脚部也有1枚绿松石珠(M203∶23)[27]。(图一八)死者头顶发现红彩,发掘者推测与绿松石片、珠有关联。笔者认为可能是冠上纺织品色彩。
图一七 山东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M202 出土绿松石珠
图一八 山东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M203 出土绿松石珠
在西安老牛坡遗址龙山文化墓葬中,共出土绿松石珠、块25件,“大都散置于死者的头部或胸部”,绿松石珠“中穿有孔,可以穿系,应是串饰品”。绿松石块形状不一,无孔,有的大小不及
更早,在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墓葬中也常见绿松石坠饰和耳饰。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Z
图二〇 牛河梁N2Z4M2 平面图
图二一 牛河梁N2Z4M2 出土绿松石耳饰
延至商代,绿松石耳饰依然流行。1953年安阳殷墟大司空殷墓出土绿松石珠5枚,M256出土1枚,M289出土4枚,均发现自死者胸部。另有绿松石片数十片,出自M256、M303等,均在死者头部,“可能是冠的装饰品”[31]。死者胸部的绿松石珠,可能是项饰,也可能是耳饰——有丝线连缀的绿松石珠有可能落于胸前。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至少10座商代墓葬随葬绿松石饰件。其中M205死者颈部左右各1枚绿松石珠。(图二二,图二三)M17左耳外侧出土绿松石珠1枚。M688死者头骨旁和腰坑内各有绿松石珠1枚。M36胸部有绿松石珠1枚[32]。
图二二 安阳孝民屯商代墓葬M205 平面图
图二三 安阳孝民屯商代墓葬M205 随葬绿松石珠
总之,兴起于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绿松石耳饰,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得到进一步发扬,成为夏商时代的一种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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