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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越大的组织,越不能指望人的自律与道德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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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六十五卷 汉纪五十七
东汉·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公元208年)

【原文】

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拔敦实,斥华伪,进冲逊,抑阿党。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至乃长吏还者,垢面羸衣,徇乘柴车,军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洁于上,俗移于下。操闻之,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

【译文】

崔琰与毛一起负责官员的选拔、任免事务,他们所选用的都是清廉正直的人士。虽然当时名望很高,但品行不佳的人,始终不能获得任用。他们选拔敦厚务实的人才,排斥只会空谈的浮华虚伪之人;进用谦虚和睦的长者,压抑结党营私的小人。因此,天下的士大夫无不以清廉的节操来勉励自己,即便是高官庞臣,车辆、衣服的形式,也不敢超越制度。以至高级官员回家时,蓬头垢面,衣服破烂,独自乘坐柴车;文武官员入府办公时,穿着朝服,徒步从家中走到官署。身居高位的官员都如此廉洁,民间的风俗也随之改变。曹操知道后,叹息说:“像这样任用人才,使天下人都自我控制,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解析】

任何组织想要长远发展,良好的人才选拔制度很关键。
如何选拔出人才,尤其是符合组织需要的人才,中国经历了千年摸索,哪怕到如今都不敢说人才选拔制度很完善。
譬如上面材料中的曹操,此时北方基本一统,局面一片大好,组织已经从求生存的阶段转变为求发展、求有效治理。
那么很多制度、思路都要开始转变,以前的内部矛盾也要开始逐渐释放。
而所谓内部矛盾,很大程度上和分配方式无法获得共识有很大关系,而上升到一定程度这种分配方式并不是说给工资、给福利这么简单,确切来说是权力分配或参与政治的分配。
所以,上面材料明面上是有为曹操选拔人才之意,但其中内涵也有曹操向士族的妥协与示好,具体方式就是引入士族进入政治,来进行团结统战。
负责执行人是兖州陈留人毛玠、冀州清河人崔琰。
毛玠,就是为曹操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人,其人出身豪强,并非是士族,进入曹操集团时间比较早。
崔琰,冀州名士,标准士族出身,当地影响力极大,在曹操打败袁绍后加入,属于曹操为统战冀州士族的标杆人物。
曹操之所以选择两人来主持人才选拔工作,其内涵窃以为有三个方面。
其一,两人都有共同特点,清廉、正直、耿直。
推己及人,这种对自身道德要求高的人,选出来的人最起码在道德层面有所保证。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管理制度的存在是对人制约约束,减少人在组织内私心作祟之下造成个人私利攫取组织利益,导致组织受损。
目的是好的,但你要记住,任何管理制度的实施,是有成本的。
在中国古代治理逻辑中,儒家通过提倡个人修养道德,来自我约束,既是一种治理模式,也是希望通过自我约束来减少管理成本,或者说在大一统局面下再实行商鞅那一套严密吏治逻辑,成本上不允许,那就只有提倡个人道德修养了。
让两人去承担人才选拔,最起码在选拔人才上能够做到一定公平公正。
其二,平衡内部。
曹操集团在崛起过程中,颍川士族是元老级别的存在,比如荀彧、钟繇、郭嘉等等,都是颍川士族的代表,这也意味曹操集团内部的含“颍”量极高。
这东西也不难理解,有好处肯定是优先给自己人、圈内人嘛,然后才是给其他人,别搞的吃香太难看。
记得在汉光武帝统一过程中,就有人建议汉光武帝别光用南阳老乡团的人,要多用全国各地的人。
同理,曹操如果地盘局限豫州、兖州,就用颍川士族,没多大关系。
但如果曹操想要统一天下,把地盘继续扩大,那就必须得吸纳各地士族人才,这个已经不光是人才问题,而是通过各地人才吸纳给与政治参与权力来实现统战的目的。
而这种人才吸纳,又分为地方治理参与朝廷高层的参与。
只有前者,撑死叫殖民占领,有后者才叫把你当做自己人看。
曹操为了搞定冀州,立马吸纳大量冀州人进入朝廷高层,有利于稳定地方。
同时,针对颍川士族引入其他地方的士族,也有利于平衡内部。
其三,阶层统战
伴随曹操地盘的扩大,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势力加入进来,排坐坐在吃果果就很重要。
说白了这个就是统战。
你进入我的组织内,咱们商量妥协好,我给你一定利益,你听我管,大家维系在一个旗号之下。
最具体的利益就是人事,更具体一点就是官位分配。
东汉的问题在于外戚与宦官轮流坐庄,并且对士族利益有所压制。
但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外戚和宦官彻底被消灭,曹氏集团想要统一天下,光依靠自己的宗亲势力远远不够,就必须要团结士族阶层。
之前提到的刘表入荆州、刘焉入益州都是人事权和事权上让渡给地方势力获得支持,曹氏集团也不能避免。
崔琰和毛玠负责人才选拔其实就是这个规律的集中体现。
而最终结果就是曹氏宗亲掌握军权兵权,而以颍川士族为首的文官集团掌握治理权。

【闲扯】

看起来很好,但是让两人去担任人才选拔还是有历史的局限性,毕竟我们是带着2000多年的历史经验去看,而当时人则未必。
哪怕说咱们穿越到了汉末,你和曹操说,选人才可以用科举考试,方法是很好,但那个历史环境也没办法用起来。
要知道,哪怕是科举考试实施到正式成为人才选拔的主要方式,也经过了几百年的变迁。
回过头来在看上面材料,窃以为,最值得说的并不是曹操用崔琰和毛玠来选拔人才,而是做事依靠人的自律与道德来约束,反而是问题的关键。
这个东西也是人性的必然。
你是领导,你想做个事情,你肯定会优先想到谁做事靠谱、和你关系近、你信任放心,于是你就让这个人去做。
所以,你选择这个人的依据是这个人的人品和你的感觉。
并不是说你这样决策不对,而是你没有形成制度约束,即一旦这个人不靠谱或者能够给你靠谱感觉的人没有可用的,那你这事干不干?
把事情寄托在人的自律和自我道德约束上恰恰是最不靠谱的,尤其是对一个组织而言。
因此咱们看国外历史乃至于一些朝代的历史,你会发现他们突然天降猛人,然后发展极好,但此人一死立马就势力崩溃。
其中缘由就是猛人厉害,通过个人威望凝聚势力人性,但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更别说形成制度共识,最后的结果就是猛人一死,势力分崩离析。
而伟人、圣人之所以伟大,并不光在于他的人格魅力与悲天悯人,更在于他建立了能够真正传承下去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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