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大体描述了周朝的政治等级制度“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万章下这里的“位”与“等”即是对政治等级地位的划分,并且不同的等级地位相对应的土地辖管范围和所得的傣禄均有不同。清代的研究者焦循将这里所说的等级差别解释为“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从君下至于士也。川天子至子男这五个等级的地位从尊至卑,各诸侯国仿效天子,又有了君到下士这六个等级。这种有着尊卑之序的等级规定说明君与臣之间,以及臣与臣之间的等级差异,究其实质,指的是君臣之间地位的不平等。
儒家的政治思想肯定周朝的这种等级制度。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体现了政治结构中君臣之间等级的差异,也体现了家庭关系中父子之间地位的不同。这种差异所内涵的不平等,后来发展成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更多的强调了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单方从属性,即卑对尊、贱对贵、下对上的单方从属,“权位等级关系是单向的在下者对在上者、卑者对尊者的臣服。”'对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这种等级差异性,孟子是持肯定态度的。“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并且孟子将他们之间的差异区分视为文明进步的成果“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在孟子看来,这样的人伦谱系有别于禽兽,是人的价值的体现。但是,与“三纲”所强调的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不同,孟子则更侧重于不同的人伦关系所对应的责任和义务。在孟子之前,孔子曾讲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忠”不仅指道德规范,而且也是责任和义务的体现。但是就孔子而言,似乎更加强调臣对君的义务。在君臣、父子之间,孔子突出的是臣对君之“忠”以及子对父之“孝”,甚至是兄弟之间,强调的也是弟弟对哥哥之“`涕”,“孝梯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从这个角度来说,“仁”的内在倾向更多的是下对上所应遵循的责任和义务。而对臣、子自身之权利却少有关注。孟子也说“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这里所表现的都是下对上所应尽的义务,
但是孟子同样认为“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已经开始注意到双方义务的对等性。当然,从现实层面看,在当时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君对臣的义务与臣对君的义务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或者说这种政治上的对等关系也不是他所强调的。孟子所强调的是君臣之间人格的平等,所谓“天子不召师”,天子不能因为其地位的至上性而不尊敬其老师,对其老师不能传唤,显示的即是人格的平等。
如前所述,孟子并不否定人与人之间现实地位的不平等。他将君臣之间政治地位的等级差异称为“人爵”,而对于“人爵”的获得,孟子以为是由“天爵”而来。“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己。”孟子·告子上仁义忠信等指的是具体的德目,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说,人的德性即是“天爵”。“天爵以道德境界为内容,人爵则涉及现实政治法律制度中的社会身份、社会等级。
在孟子看来,社会成员不仅是法制关系中的人,而且也是道德关系中的人人爵所代表的社会等级或法制关系中的存在形态,应当以天爵所体现的道德存在方式加以引导和制约”。古代人以德性的修养为目的,由于道德品质的高尚自然获得爵位。现在人修行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官位,把修身当作手段,一旦目的达到,便舍弃修身的手段。孟子对这种做法显然持否定的态度,不是把修身养性当作手段,而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德与位的对比中,孟子将德作为修身的目的,强调的是“天爵”,在德性的修养中“正己而物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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