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接受，我称之为“选择性的接受”。
风继续吹 张国荣 - 风继续吹
严复在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时候，他就有选择性。这是我们近代一百年以来，可以说是思想引进的开山之作，就是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很多思想上的斗士或者是革命志士、或者是理论家、或者是哲学家、研究的学者，都是在当时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而思想上起了极大的变化。
因为这是最新的思想，他们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新的，当然在西方已经不新了。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早已经提出来了，在严复那个时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了才把它翻译过来。但是对中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严复把它翻译为《天演论》，他依据的原本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
就是说，“进化论”的思想或者说是“天演论”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里面，是有它的根基的，我们不要以为完全是新的东西。当时的人以为完全是新的东西，我们引进了一种新思想，给我们以巨大的震动，振聋发聩。实际上呢，我们传统的典籍里面已经有它的根基。比如说，儒家的“公羊三世说”。
比如说康有为，康有为的理论就是以“公羊三世说”作为他的理论的根基，再用康德的天体演化论作为辅证。所谓“三世说”就是说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历史是这样上升式地发展的。
最开始是天下大乱，然后呢到升平世，有一个人来管理了，歌舞升平了，最后呢，达到太平世，大同世界。大同思想在中国是古已有之，早就有这种思想，当然我们以往的理解都是朝后看的，或者说是朝以前看的，就是回到古代。
大同世界是人类的起点，远古时代就是天下为公的楷模。我们的历史观是一种倒退式的历史观，从三皇五帝以来，我们整个历史都在倒退，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回到古代就好了，回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包括孙中山也是这样看的，“天下为公”嘛。
那么除了“公羊三世说”以外，还有墨家的这个“尚力论”，崇尚力量。像墨子讲的，“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就是说要强，要自强。一个国家要自强，如果不强的话那就会乱了。强呢就会天下大治。
所以首先要国力增强，尚力。进化论被中国人理解为就是尚力嘛。就是说你要是不自强的话，你就会被淘汰。弱肉强食，我们像动物界一样，在这个人类社会，国家之间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关系，所以要自强。韩非子的变法思想就更为明显了。
韩非子早就有变法思想，韩非子讲，“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法与时转”就是说立法，法家讲立法，要法治，要法律嘛，但这个法律要根据什么来订呢？与时俱进，“法与时转”嘛。我们今天讲“与时俱进”，其实韩非子早就讲了“法与时转则治”，天下就大治。你这个法律要根据时世，根据时代，根据改变了的历史条件。
所以韩非子反对法先王，主张法后王。就是先王有什么可值得效法的，先王已经过去了，先王的那些圣法经传呀再好，它也是过去了的东西。它适用于过去那个时代，但是不一定适用于今天。所以呢，法家主张法后王，就是要按照今天的帝王，他所处的时代来改变自己的法制，改变自己立法的内容。
这就是“变法”的思想，韩非子早就有。《易传》里面也有“穷则变，变则通”的变易观，穷则思变嘛，变才能够通呀。要变化，要跟上天时。读《易》你要“知时”，就是要知道这个时运、时代、时机，要把握这个时机。
我们讲，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我们不要错过了改革开放的时机，要“抓住机遇”等，这在《易经》里面都有。就是一种要变异、要自强，要改变自身，跟上时代，否则就会落伍的观点。这还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这并不是从达尔文“进化论”那里来的。
在西方呢，在达尔文以前有康德的“星云说”，就已经表达了这种思想。在西方，这种思想当然还是具有开拓性的，这个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面对康德“星云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就是说从此以后呢，人们意识到了这个宇宙的发展，它是变化的，它不是静止不变的，永恒如此的。它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变化，这个宇宙是形成起来的。
所以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现在译作《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这样一种东西跟进化论呢，里面当然有一种思想的联系。在严复和康有为的书里面也都提到了康德的“星云说”。他们虽然认为这是完全西方来的东西，是新思想，但是其实跟中国传统的东西有密切的联系。
康有为是比较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他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联系在一起，“公羊三世说”，《易传》里面的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康德“星云说”都混在一起。这个是中国人在理解进化论的时候，他有一个先理解，一个前见，一个先见。
从解释学的立场来说，先见是不可避免的，你肯定是要有先见的，不管你意识到也好，还是没意识到。但是先见在一定的时候要反思。先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一旦接受了以后，你反过来要反思，要知道你原来有些什么先见，这样就能够把你的先见和你所接受下来的东西区别开来，以便更进一步地深入到对象。
虽然深入到对象还是有你的先见，但这个先见会不断地精确，不断地摆脱它的那种偏见的性质。先见，Vorurteilen，本来就是“成见”、“偏见”的意思，我们讲这个是预先设定的，预先就定了，预先就是这样去想的，那不是偏见嘛。
我们说这个人的这个看法有他的偏见，抱有成见，也就是说本来他就有那样一种东西，所以他才这样看。这是免不了的，但是要把它减少到尽可能的小，不太影响它的客观性。还是要接近、慢慢地接近客观性。
所以呢，严复在翻译的时候把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里面的有关科学的定义，科学的范围，科学的价值等，这些本体论形式的东西砍掉了，他认为这些东西没有用，砍掉它们对中国人的理解没有害处。
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本体论，比如说《易经》，这个“穷则变，变则通”的变易观，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本体论。我们可以把进化论安放到我们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之上，这就把它中国化了。
所以我们讲，把西方的东西中国化是从严复那里开始，就是这样干的。但中国传统里面当然还有另一方面，比如说道家的虚静无为，还有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有一种反对变易的思想。
但并不是说进化的思想就完全是从西方来的，在中国传统里面其实就有这方面的因素，所以进化论一被我们了解马上就把它结合到这种因素上面加以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错位。
所以达尔文进化论本来在伦理上是一个中立的学说，他没有什么伦理思想，他是科学家嘛，达尔文是自然科学家，他通过研究自然界总结出了一些规律，然后把它发表出来了。本来他并没有说这个东西在伦理上有什么运用。
赫胥黎把它运用到伦理方面，但是按照赫胥黎的那种伦理原则，跟我们接受它的时候所期望的那种伦理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赫胥黎的那种伦理原则就是说，进化论证明只有那种先进民族、优秀民族才有存在的理由，那反过来说落后民族就活该灭亡了。如果你相信进化论的话，你落后民族就得自认倒霉。我们中国人就是不行，所以该灭亡。
我们最好变成外国人，呵呵，让外国人来治理，或者说我们的姑娘都嫁到外国去。日本人当年就是这样，日本人是很客观的，竟然认为他们要跟外国人结婚来改善他们日本人的血统和体质。他们日本人嫌自己太矮了嘛，有“日本矮子”之称。当然现在日本人其实也不是很高，但是好像比以前要强一些。他们要改变他们的血统。但是中国人是绝对不会这样来接受这种观点的。
所以中国人呢，把它改了一下，就把它变成了一种实践的学说，而不是一种理论。就是说历史摆在那里：印度已经被殖民了，波兰已经被占了，他们已经亡国了，还有很多国家已经被灭了，我们中国你想不要亡国灭种，那你该怎么办？
例子已经在这里，你要不自强，你就会被灭亡。所以你要尽量地使自己变成优秀民族，要自强。这就是它的实践意义。我们中国人比较看重的是这个方面。为什么进化论和伦理学有关呢？不是说理论上有关，而是说在实践的意义上它有种激励的作用。
所以要“与天争胜”，而不要“任天为治”，不要任凭大自然来摆布你，你要与自然倾向作斗争。
Via：《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邓晓芒著，重庆大学出版社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