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城喜峰口发现戚继光等人修建长城的文字碑，隐藏着出一个惊人的秘密
喜峰口长城老照片
喜峰口，过去因长城抗战而闻名，现在又因水下长城而为世人瞩目。这两天，媒体又都在说喜峰口发现刻字石碑的事情，包括新华社。
在此之前，和宽城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副局长章立新先生聊天的时候，曾经说起过这件事情，他说在修复喜峰口长城时，工人们在土里发现的，他得到消息后，就赶紧让人保护起来。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是怕被邻县迁西方面得到消息后拿走。因为长城是两地分界线，迁西说喜峰口是迁西的，宽城说喜峰口是宽城的，这块碑谁拿走就是谁的。这通石碑宽约60厘米、高约100厘米，因长期掩埋于土中，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碑文大意为，1569年农历四月，谭纶、刘应节、房楠、周以敬、杨锦、戚继光等十名文武官员督工修建长城相关防御工程，并记录有负责调度、管修、营建的地方官员职务、名字。石碑局部 新华社记者王民 摄影
隆庆三年，夏孟之吉，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左侍郎兼督察院右佥都御史宜黄谭纶，整饬蓟州等处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地方督察院右佥都御史潍县刘应节，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汝阳房楠，巡按直隶督察御史上饶周以敬，整饬蓟州等处地方兵备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益都杨锦，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右都督凤阳戚继光，协守蓟州东路分理练兵事务副总兵官署都指挥佥事句容胡守仁，分守太平寨等处地方参将署都指挥佥事凤阳罗瑞，原任游击将军定州高廷相，守备大喜峰口地方验放夷人都指挥同知江都王禄，督工兴州前屯卫经历赵陞，丰润县典史吕子贤，调度委官刘確论管修吕字号台委官孙英奎缪汝柟鼎建。媒体发布消息的时候，特别强调这通石碑印证了戚继光的祖籍——安徽凤阳，因为在现在的史料里，多数都说他是山东登州人，在介绍他的祖籍时，说戚继光的六世祖戚详是安徽定远人，跟随朱元璋作战，在1382年左右战死在云南，戚继光的父亲承袭祖职，1528年，戚继光出生，1544年，戚继光父亲去世，戚继光接班。
中国接班这事儿有传统哈，所以到一些单位，说话办事都要加小心，很多人都是子子孙孙关系错综复杂的。戚继光的祖籍到底是凤阳，还是定远，专家们再去考证吧。
碑文的意思是说，隆庆三年（1569年）四月，燕山深处鲜花盛开，滦河正好是枯水季节，喜峰口长城竣工了。副部级干部谭伦带领一群监察干部来进行验收，验收完毕，刻碑文以记之。但仅仅过了60年，喜峰口长城为皇太极所破。后金部队由此第一次入关，占遵化，进北京，拉开了摧枯拉朽般的灭明战争。从铜墙铁壁到摧枯拉朽，仅仅用了六十年的时间，这六十年里，万里长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老照片：喜峰口长城
中国历史悠久，然北部边境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所谓“三皇不治，五帝不服”，从东周列国开始，历代中原统治者与北部少数民族一直是打打谈谈，涌现出了那么多的民族英雄，包括卫青、霍去病、戚继光等等，但最终还是加强防卫——修城驻兵。那么，喜峰口长城是隆庆三年（1569年）修建的吗？
1381年（太祖洪武十四年）正月，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1.5万人，修永平（今卢龙）、界岭、喜峰口等32关。
而《中国长城年鉴》则说宽城境内的长城是从洪武二年开始修建，比戚继光这次修建要早200多年。明代把长城叫“边墙”，一直以来，墙外骚扰不断，直到隆庆元年把戚继光从南方调过来依然如此：
董家口，离喜峰口还远，但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卓越的军事家戚继光，发现了喜峰口长城质量有了问题，于是就申请资金进行修复，在修复后接下来的若干年里，喜峰口一直是长城外少数民族进攻的重点：1573年（神宗万历元年）春，朵颜卫董狐狸及其兄子长昂叛，攻喜峰口，索偿不得，大肆杀掠傍塞，以诱官军。戚继光掩击之，董狐狸被俘。
1574年（神宗万历二年）朵颜卫长昂攻喜峰口，戚继光率兵出青山口，抄其后路，长昂败退。
1575年（神宗万历三年）正月，长昂攻董家口，总理戚继光遣兵御之。长昂叔父长秃被俘。
1595年（神宗万历二十三年）二月，长昂愤革偿，率千余骑攻石门路木马谷（今蓟县盘山一带）。复令小郎儿潜入喜峰口，小郎儿被俘。
喜峰口，近六十年的时间里，尤其是戚继光在任期间，一直没有被攻破过。
资料图片：水下长城喜峰口
明朝皇帝朱棣把首都迁到了北京，其目的也是天子坐镇，解决北方边境问题。清朝易代，编了一部《畿辅通志》，详细介绍北京周边各种情况，这样描写喜峰口：
喜峰口关 ，在迁安县西北一百七十里，西南遵化州七十里，其东南五里为喜峰口城，周三里。关口有来远楼，可容万人。明时常驻戍守，为蓟镇重地。
也就是说，喜峰口不是一个独立的关口，而是一个防御体系，在《畿辅通志》的记载里，喜峰口的东北六十里有椴木峪关、又六十里松亭关、西南的铁门关。
如此坚固的防御体系，怎么就成了明清易代的突破口了呢？
皇太极
在明朝抵御后金的入侵中，与山海关防线比，喜峰口等地的蓟门关口不是防御重点，因为蓟镇以外是蒙古统治的区域，不是直接对着后金。但镇守辽东的大将袁崇焕早有危机感，他最担心的的就是这里。 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到吏部事兵部呈于兵科抄出之《钦命出镇行边督师蓟辽等处兵部尚书臣袁崇焕谨题为乞汰冗官以纾国用等事》：“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袁崇焕的担忧还来源于，就在不久以前，明朝刚刚在蓟镇进行了裁军，许多士兵被裁掉，大量留下来的士兵也心生愤懑，战斗力和忠诚度都难以保证。这个时候，若是后金军攻来，蓟镇根本就没有抵抗的能力。《崇祯实录》卷二也记载了袁崇焕的担忧：“九月己丑，袁崇焕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虚警耳。遣其众归，师果不出。”《石匮书后集》：崇焕随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于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结果，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取道蒙古，以蒙古人为向导，亲率八旗大军，避开关宁锦防线，绕道蒙古地区，突袭蓟镇防区。后金军在“塞垣颓落，军伍废弛”的蓟镇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成功破墙入塞，直逼北京。 破墙入塞，破的就是这块石碑上所记载的戚继光所修建的喜峰口关。一个是与蒙古各部形成了同盟，之后才有了五次到六次的突破长城防线，直接把大清的北部防线打成了筛子。另一个是用反间计除掉了袁崇焕，被后世的梁启超认为是“自坏长城”。所谓的万事开头难，事情一旦开了头，接下来就都不难了。己巳之变后，清军曾先后五度入长城，其中两次打到北京城，最远的一次侵犯到山东济南，皆大举劫掠而归。例如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第二次攻入长城，遍蹂京畿，历时四个多月，明称“丙子虏变”。同年，清军第三次入塞，宣大总督梁廷栋与兵部尚书张凤翼无兵无饷，自知死罪难逃，每日服食大黄取泻求死。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第四次入塞，卢象昇拼死奋战，最后阵亡。崇祯年间明廷始终和战不定，在清军与流寇之间陷入两面作战之困境。崇祯十二年（1639年），洪承畴奉命镇守蓟辽边境，给予李自成、张献忠趁势崛起的机会。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洪承畴在松锦之战战败被清军俘获，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初三，孙传庭部被李自成部歼灭，自此明朝内外尽墨，大明王朝，终于日过西山。有一本书叫《1644 帝国的疼痛》，写的是大明灭亡。己巳之变，皇太极最得意的手笔，是用计除掉了他的心腹大患袁崇焕。
皇太极带兵达到了北京城下，略施小计，仿“蒋干盗书”，就把袁崇焕弄成了崇祯眼中的叛徒，千夫所指。
《明季北略》对袁崇焕受凌迟记载了两个细节，令人感慨万千。一，袁崇焕被凌迟到“皮肉已尽”时，还没有断气，“心肺之间叫声不绝”；二，“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袁崇焕，东莞人，身材矮小，赤胆忠心，却被“千刀万剐”，也是千古奇冤，令人叹息。金庸先生在写完《碧血剑》后，专门有《袁崇焕评传》附后：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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