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地位仍在？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作者：Nicholas Rengger，圣安德鲁斯大学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教授（已故），研究兴趣为政治哲学，思想史，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哲学与政治神学；Ben Thirkell-White，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国际金融与全球减贫。
来源：NICHOLAS RENGGER and BEN THIRKELLWHITE (2007). Still critical after all these year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Critical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3, pp 324 doi:10.1017/S0260210507007371
导读
本文发表于2007年，是《国际研究评论》（RIS）批判理论特辑的导言性文章，同时也是一篇较为经典的针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研究的回顾性文献。本次编译主要选取理论回顾部分，省略其对特辑文章的摘要。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首先，批判理论的诸多流派与马克思主义都有着密切联系，理解批判理论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探究；其次，批判理论重视现实批判，许多流派强调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改革，在政治立场方面比主流国关理论更为激进；最后，国际关系中的“批判转向”（critical turn）鼓励国际关系学者从经济学、管理学和博弈论以外的学科领域寻找理论借鉴，为后续“建构主义转向”（constructivist turn）的兴起、其他宏观理论的发展与中观理论的出现提供了动力。本文通过列举重要文献，展现了批判理论的学术史，为读者通过原始文献直接了解批判理论指明了道路。不过，作为文献回顾性文章，本文存在如下不足，一是一定程度上存在西方中心视角，缺乏对欧美以外批判理论成果的关注；二是对女性主义的阐述在谋篇布局方面相对分散，没有形成系统性论述；三是相对偏重抽象理论和宏大命题，对批判理论影响下建立的中层理论和案例研究缺乏详细阐释。在未来，国际关系理论如欲进行创新，必然需要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进行交流，吸收本学科以外的研究精华，而批判理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将持续扮演国际关系领域前沿的开拓者角色，为本学科提供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多元化的理论视角。
引言
二十五年前，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反思主要从以下三种路径出发：行为主义路径，传统路径（后合并、演变为英国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路径。1981年，罗伯特·考克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期刊《千禧年》发表《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理查德·阿什利在《国际研究季刊》发表《政治现实主义与人类利益》（“Political Realism and Human Interests”），这两篇文章标志着国际关系领域批判理论的出现。两篇论文都运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变体，来分析现代国际关系的问题。1982年，一本可能是该流派最具影响力的书——安德鲁·林克莱特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人与公民》（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出版。之后，许多其他领域的理论和想法被应用于国际关系中：如女性主义、新葛兰西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
二十五年后，国际关系理论变得极为不同。各种形态的批判理论对过去二十五年的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对批判理论进行探究，阐述批判理论产生的具体影响、不同流派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可能。本文首先回顾了1981年以来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主要流派；然后，本文列出了一些对批判转向最重要的反应，其中既有敌对的声音，也有同情的声音；随后，本文对特辑论文进行了简要概述，这些论文可以被看作对批判理论的辩护或与理论阵营内部争议的互动；最后，本文简要阐述了国关批判理论的现状。
批判理论的历程
1.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考克斯发表在《千禧年》的论文利用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开山之作，即麦克斯·霍克海默的论文《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考克斯指出，正如霍克海默所言，“传统理论”——对于考克斯来说，以美国风格的“实证”国际关系为代表——假定自己置身于自己研究的现象之外。这使其以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出现，并在事实层面维护了世界现状。而批判理论认识到，理论家和其研究对象一样，也是时代的历史环境的产物。考克斯说：“理论总是为了某个群体，且为了某种目的”。如此，理论承认自身的历史特殊性，并且试图理解理论背后的原因和形成机制，以及其中可能蕴藏着怎样的变革的可能。批判理论家把这种方法称为内在批判。
这种方法带来了考克斯著述中的第二个关切，但这一关切在安德鲁·林克莱特一年后的《人与公民》以及马克·霍夫曼1987年发表的极具影响力的《千禧年》论文中展现得更为明确，即认为对于潜在变革的追寻应当基于一种解放性议题，这一议题不仅寻求变革的可能，还指向一个朝着特定进步方向的变革。因此，霍夫曼在他的文章中表示，批判理论是国关理论的“下一阶段”，因为其中包含了规范性的、解放性的要素。
在其后续论文中，林克莱特很好地总结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主要纲领。首先，它反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证主义；其次，它反对认为现存社会结构不可改变的观念，并“探讨现存社会关系中内在的通往更大自由的可能性”；第三，通过强调社会学习的各种形态，它吸取马克思主义并克服了其缺陷，为建构一种“具有解放目的的历史社会学”提供了新的可能。其中，社会学习的概念来自于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建构。
2.批判理论与社会运动？
如果说林克莱特是国际关系法兰克福学派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那么罗伯特·考克斯就是新葛兰西学派的代表人物。考克斯具有国际组织的工作背景，对国际制度与经济组织有着长期的兴趣。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对欧洲新左派有着重要影响。他的思想在他的《狱中札记》中得到了发展。厄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在1985年出版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更是迅速地得到了左派的狂热喜爱。通过借鉴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并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将其理论进行阐述与拓展，以克雷格·墨菲（Craig Murphy）, 基斯·范德佩吉奥（Kees Van der Pijl）, 巴里·吉尔斯（Barry Gills）,蒂姆·辛克莱（Tim Sinclair）和斯蒂芬·吉尔（Steven Gill）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共同建立了现在的“新葛兰西主义”批判理论。
吉尔列出了国际关系学中葛兰西学派的特点：一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语境下，持续尝试对世界秩序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的重新思考；二是在方法、理论和概念上的不断创新；三是从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方面对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以发现新的矛盾及其中蕴含的限制与可能；四是讨论并提供全球问题在伦理与实践方面的解决方法。
这显然与法兰克福学派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葛兰西学派更少地强调林克莱特感兴趣的对话和话语要素，更强调对“真实世界”过程切实的实证分析，强调其与理论性、解放性反思以及切实的政治斗争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为何葛兰西学派的批判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最为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新葛兰西学派主要试图揭示经济活动对国际世界的影响，而女性主义学者提出的是性别对于国际世界的影响。尽管不是所有女性主义学者都属于批判理论学派，但两种学派之间显然具有密切关系，都强调理论化尚未被理论触及的领域，从而促进解放性变革。批判理论下女性主义代表作包括辛西娅·恩罗（Cynthia Enloe）的《香蕉，海滩与基地》（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安·狄克娜（Ann Tickner）的《国际关系中的性别》（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与Jean Bethke Elshtain的《女性与战争》（Women and War）。许多批判理论学者都点明了女性主义与批判理论双向交流的潜力。
3.解构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后，后结构主义（也称后现代主义）开始影响人文社科领域。这一内部松散的学派有两个主要学术来源，一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受海德格尔影响的法国哲学，另一个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后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幻灭。后结构主义的领衔人物是福柯与德里达，他们的作品对国关领域的影响最为突出。
理查德·阿什利可能是第一个真正具有后结构主义立场的国关学者。基于福柯的著述，阿什利认为，后结构主义是唯一真正的批判理论，因为它没有也无法提出一种替代其他理论的立场或视角。他认为，福柯的观点暗示了所有知识都包含了一种权力制度，反之亦然。因此，人们无法建立一种脱离权力/知识竞争的立场。罗伯·沃克从德里达的理论中获得灵感，将一系列的二分法解读为构建现代国际关系的条件:内部/外部，身份/差异、时间/空间、自我/他者、包容/排斥，团结/多样性和普遍性/特殊性。
对批判理论的反应
1.排斥
批判理论是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意识的攻击。因此，不出意外地，大多数代表性的实证主义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试图完全排斥批判理论。他们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个理由与方法论有关，他们认为国关应当归于政治科学，研究方法也应当与自然科学类似。因此，批判理论在这方面的立场是错的。第二个理由在于，批判理论不能提供对国际关系的合理解释，也无法提供适当的规范性思考，因为批判理论本质是相对主义的，因此它无法提供任何的行动或政策指导。然而，除了后现代理论外，其他的批判理论都并非相对主义，它们与国际关系实践同样有着密切联系。而第一个理由也无法成立，对科学方法的批判早已有之，批判理论在这方面并非没有可取之处。因此，对批判理论的排斥是失败的，这类排斥没有认真对待批判理论提出的问题。
2.启发
更多的学者利用批判理论开辟的学术空间，推动了一系列学术课题的出现。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作为重要推动力之一，使国际关系学科与更广阔的社会科学建立了更坚实的联系，更多吸取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理论，增进了学科内的视角多样性。其中最显著的成果体现为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派的建立。尽管随着理论发展，建构主义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批判理论，但建构主义学者一般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批判立场。同时，在更微观的层面，批判理论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全球化领域的一些采用批判方法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空间。最后，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安东尼·麦克格鲁（Anthony McGrew）等人围绕全球化、全球治理和世界主义民主的思想展开的“新规范理论”（new normative theory）也和批判理论有一定的联系。
3.评估
批判理论对于学科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正如我们在前一节看到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新葛兰西学派的理论家们都希望对国际体系的历史演变有更复杂的理解，从而揭示国际体系解放变革的潜力。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几乎没有什么是可以预测的，并担心任何预测性尝试都会牵涉到强制性的权力/知识结构。而建构主义的立场似乎是充分开放的，允许研究者只在方法论层面进行创新，而不必采取明显的批判理论立场。
4.内在批判
对批判理论的内在批判主要体现在后结构主义与其他流派之间的冲突。后结构主义者担心马克思主义学派中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会压倒启蒙运动后对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关注。他们对社会处方和社会工程的敌意使他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哈贝马斯学派对此做出的回应，是使理性重新成为一种非工具性的、激进的、民主的、“对话”性质的集体事业。而新葛兰西学派的回应就没那么清晰了。国际关系中的新葛兰西学派显然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然而,他们也普遍对“进步”的定义更加开放，认为进步的方向受具体实践中出现的社会运动和斗争的形式影响，而不是被“普遍阶级”的必然胜利所支配。除此之外，批判理论内部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在对世界的认识和行动之间是否存在任何联系。
结论
尽管本文的两位作者在是否肯定批判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作用方面意见不一，但本文认为，批判理论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性愈发难以否认。批判理论使得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更加多元，尽管在非西方世界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方面，批判理论仍涉足不多。同时，批判理论内部仍存在意见分歧，尤其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方面。对于后结构主义者来说，学术界对变革的任何贡献，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采取批判的态度——通过对正统叙事及其所体现的力量不断提出挑战而成立的。另一方面，对于新葛兰西学派来说，他们普遍更相信社会运动有可能积极追求解放，因此需要在新的理解和积极的政治行动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更多地寻求为可能发生在世界上的越来越具有包容性的集体理性形式提供指引。学术可能在这些过程中发挥一些作用，但是，至少对于哈贝马斯本人而言，跨越理论家和活动家之间的界限是有危险的。
不管这种探索的结果如何，批判理论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源。许多当代重要的问题，特别是身份政治的持续突出、非国家暴力和全球经济进程，根本无法用国际关系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既有理论成果来解决。这一关键的转变迫使学者们对我们所处的世界的历史发展，以及高度复杂的社会过程如何维系世界的问题，有了更细致入微的理解。对一些人来说，这种理解为对抗排他性力量的形式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只是让国际关系这门学科成为一门更能激发学者智慧、更令人满意的学科。本文认为，在未来几年里，批判理论仍将对这两项任务做出贡献。
词汇积累
批判转向
critical turn
建构主义转向
constructivist turn
后结构主义
post-structuralism
内在批判
immanent critique
译者：魏康桥，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美国政治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审校 | 刘若锋 张立锟 朱忻博
排版 | 沈䶮 王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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