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1932年,陈寅恪应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之约,代拟试题,此即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对对子”掌故。此事曾一度受到外界批评,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曾有过很不客气的表示,后撰《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公开答辩。前此一月,陈寅恪接受《清华暑期周刊》记者采访,专门回应此事,后以《对对子意义》为题,收入《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中。
1965年5月,陈寅恪将《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编入《金明馆丛稿二编》时,曾写有一则简短“附记”。他先简单回忆了当年出题情况,再引述了苏东坡一首七律中的一联:“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指出“韩卢”是犬名,认为“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7页,三联书店,2000年)。然后,陈寅恪说:“抑更有可言者,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
依此段回忆,陈寅恪当年出题“孙行者”时,心中已有“胡适之”的绝对,但陈寅恪此处回忆与他当年回答《清华暑期周刊》说法却大不相同。陈寅恪说:“有人谓题中多绝对,并要求主题者宣布原对,吾意不然:题对并无绝对,因非悬案多年,无人能对者,中国之大,焉知无人能对?若主题者自己拟妥一对,而将其一联出作考题,则诚有‘故意给人难题作’之嫌;余不必定能对,亦不必发表余所对。”(《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第448页,三联书店,2000年)。
如果对比陈寅恪前后言论,我们可以有两个判断,一是当时陈寅恪确实没有想出“孙行者”的绝对;二是心中有但没有说。如果承认第一种判断,陈寅恪1965年回忆则不准确;如果承认第二种判断,则陈寅恪说了谎,这不符合陈寅恪的人格和道德。陈寅恪在回答《清华暑期周刊》时,还具体讲了当时阅卷的两副对子,一是“祖冲之”,一是“王引之”,陈寅恪认为后者更妙,认为“引”胜于“冲”字,“王”是姓氏而同时也有“祖”意,如王父即是祖父之意。如当时他已有“胡适之”的绝对,不会不说。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陈寅恪前后回答不一的问题呢?我以为这是陈寅恪的“文人故作狡猾”,他想表达的是“行者”“适之”,也即走是对的。
1965年5月,陈寅恪写此“附记”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表达他对冯友兰转变的看法,二是要表达他对刘文典和胡适的怀念,他的原话是:“今日冯君尚健在,而刘胡并登鬼录,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游园惊梦矣。”(《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7页,三联书店,2000年)过去陈寅恪每提冯友兰总是“芝生或芝生兄”,奇怪的是此“附记”中则直呼其名,两用“冯君”,语意中似有微讽。
陈寅恪晚年编书,事涉清华对对子掌故,引发感慨,绝非偶然。他用“胡适之”对“孙行者”,我猜测,意在不忘旧人,暗含“行者”“适之”之意,即走是对的。因为当年他和胡适同机到宁,然后分手,最后一留大陆一出走海外,胡适小陈寅恪一岁,1965年时已去世三年。陈寅恪晚年为文为诗,多有深意。如无痛切感受,何必多此一则“附记”?而且故意错记当年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