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9日上午，激萌的小夏飞刀老师做客中国人民大学，为大家带来一场题为“重释启蒙：在现代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精彩讲座。讲座由臧峰宇老师主持。
张秀琴教授、郗戈老师进行评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科林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智老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钊副教授、北京出版社李易明编辑和董雷编辑，以及校内外的研究生共50余人参加了讲座。
激萌推送讲座预告之后，很多朋友在后台给小编留言，表示非常遗憾不能现场聆听。没关系，福利来了，视频＋照片＋文字，为大家还原一个最逼真的讲座现场。
“重释启蒙：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
（供稿：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常可会）
“启蒙”源于“上帝之死”，是对超验理性的反思与否定。重释启蒙精神为理解和反思现代性及其后果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的思考路径。康德以恪守界限的方式来保障理性运用的合法性，却将启蒙的动态的实践变成了静态的理论。而费希特、谢林与黑格尔则“越界”的意义上保留了启蒙理性的动态属性，却恢复了被启蒙所批判的超验性原则，启蒙走向自我悖论——形而上学的虚妄。福柯则以“当下时代的本体论”，在恪守理性界限的前提下，提供了在实践上越界的可能性，同时保持了启蒙的动态性又避免了启蒙的悖论。马克思在这一点上与福柯异曲同工，他在资本主义的三大批判和“解放”的维度上提供追寻自由的现实之路，凸显了对既有界限的超越所富有的现实的能动性。
第一、启蒙的两重属性：动态性与悖论性。上帝之死是启蒙的源头，其带来的形而上学的空场使得：认知确定性失去其超验性的保障；理性的有限的人的主体性原则来重新保障确定性。在德国，康德设定“上帝”概念来保障人的道德实践的实现和“德福一致”，黑格尔则用“绝对精神”再现了上帝的创世及其复生，德国古典哲学用理性的超验设定的方式完成了对上帝的保留。在法国，经验主义的复苏拒斥超验的形而上学，上帝成为理性的有限的“我”的注脚。而启蒙精神就是用人的本质（即理性）替代上帝，来重新保障真理的确定性。
启蒙具有两双重属性：一是动态性。理性是一种“破坏——建构——破坏”的动态潜能，只有在运用当中才能被凸显出其功能性作用和效力的“理智运动”。二是悖论性。理性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物自体”凸显理性的有限性，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又为人的道德行为的可能性展开提供形而上学的保障。费希特在二者的过渡中提出以“自我”对抗异质“非我”，其后的德国古典哲学以神学建构的方式走向了启蒙的悖论——理性膨胀为形而上学的虚妄，实践理性消融了物自体。
第二、启蒙的悖论性属性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内在深化。在康德那里，理性统一性所关涉到的诸对象并不能以认识论方法和态度来加以规范，而形而上学在认知领域中形成的先验幻象在人的实践领域当中却成为一个理想性预设，成为了人的自由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理性在认知领域中的规范性的原则正在转变为实践领域中的范导性原则”，对于认知的研究只是为人的自由原则提供更为恰当的“行而上学”的保障，后者更为根本。费希特从“本原行动作为自我之主体性”出发，强调理性存在者对自身内在自由能力的自我觉知，并能设想在自身之外所指向的某种东西，最后将这“内”与“外”的觉知统合在某种属己的概念之下——绝对自我、无限自我，由此主观主义的自我这一超验性原则取代了上帝。这一思想使得黑格尔在将差异化加入到体系之中后，将同一性逻辑转变为某种“统一性”之后,产生了将一切事物纳入合理化过程的思想倾向。
第三、回到康德：启蒙非悖论性推演的可能性路径。因此，我们需要要回到康德，通过重新理解启蒙的原初内涵来克服对启蒙的片面性的发展。真正的启蒙精神在于人懂得如何有限度地去使用理性，谨慎的维护界限，在非越界的意义上妥帖的生活。而康德虽然强调了理性的效用性，却也更为强调理性使用的限度，最终带来的只是一种静态的固守，遏制了理性的运用的动态性属性。只要理论走到了福柯的思想层面，启蒙似乎才不会变成自己的反面，同时能够保有启蒙真正的动态性属性这一问题。
第四、福柯：对启蒙的动态化解读。面对上帝之死所带来的认知的有限性和确定性的缺失，福柯保留了启蒙思想中造成的思维与存在之间断裂，认为哲学要作为一种当下时代的本体论，以思想的介入方式对自身当下进行反思。福柯提出了谱系学和考古学方法，倡导一种显现在诸多历史“事件”中的实验型、试错型、敞开的可能性，“在我们既有存在的所是，所为，所想中去是，去为，去想”。同时，福柯并不建立普遍结构，它不是从已知推出未知（全知全能的视角），而是从偶然的已知推出可能性（有限性视角）。他对界限的发现与恪守，是一种越界的可能性，在可能性中保留了启蒙的动态属性，同时又不走向虚妄的超验哲学。
第五、从自由到解放：马克思与启蒙精神的可能性勾连。马克思作为启蒙思想的后继者，从青年黑格尔派转向对尘世、政治和法的批判。他的三大“批判”，在试图越界的过程当中摒弃了任何超验原则，为自身设定了富有现实性的实践原则。一是对异化的批判。异化逻辑的自我扬弃还仍处于思维的自我规定和扬弃的范围内，其现实性未展现出来。二是对思辨哲学的批判。打碎了形而上学的思辨统一性，让主观主义的理性力量在现实运动释放出来。三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经济现实的运行当中的界限，以商品为主导的社会究竟会在何种情境下趋于灭亡。
在马克思那里，德国古典哲学自费希特以来的思辨越界的启蒙悖论，转变为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压抑与剥削。他开启的自由之路是在对必然王国或物质生产的克服基础上产生的，他的“解放”概念，正是一种立足历史特殊性的可能性越界，其可能性条件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客观性的关注。福柯与马克思一样，在凸显启蒙的动态特性的同时，避免了启蒙的悖论性生成和形而上学的虚妄。
从这一意义上说，唯物史观不是为我们提供现成规律，而是对各种历史事件的情景式的分析，是特定的现实历史条件下的规划启蒙理性的有效运用，是处于永远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一种试错性的实践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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