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老屋
每次到农村看到老房子，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家的老屋，记忆便瞬间回到远逝的童年。
常村，是隶属于西桑村的一个自然村。一条东西大街贯穿小村，大街偏东头路北一个不算窄的胡同里，伫立着三间非常低矮的平房，三面坯墙，只有后面“陡砖挂面”，建于1966年春。屋前院子不到十米长，没有院墙，也没有厢房。这便是我家的老屋，我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童年，它也成为我人生记忆的起点，梦想起航的港湾。
老屋很小，东西十米多点，勉强够三间，南北跨度五米，俗称“四檩房”，外墙用“一丁一条”土坯砌成，约75公分厚。推开两扇狭窄的榆木门，迈过门槛便进入了“外间屋”，屋门西面是土灶台，六印锅上面盖着一个谷草编制的锅盖，像个大草帽，俗称“拍子”，旁边与灶台齐高的，是一个鼓风用的手拉木风箱。房顶裸露着四根檩条，长时间的烟熏火燎，都变得黑中透亮。后门左边有个大水瓮，平时蓄水用，右面则放着一个不知几辈子用过的破木橱，放些碗筷盆碟。外间屋两边，东西对称各有一间里屋，隔墙中间留有门口，不过没有安装门，只挂着花布门帘。西里间是住宿的房间，南面靠窗一个土炕占了半间屋，炕的东面墙上凹陷一个洞是“窑窝儿”，用来放煤油灯的。北面放着一个三节的卧柜，是全家最好的家俱，听说是父母花一百多元钱买的，家中衣服、被子等所谓贵重物品都锁在柜子里。柜子设计很巧妙，中间一节柜盖锁上，边上两节打不开，中间一节掀开，边上两节柜盖需要往中间平推一下才能打开。西墙正对断间门放着一个木橱，俗称“迎门橱”，上面放着梳妆用的大镜子，还有暖壶、茶壸、茶碗等，墙正中挂着一张毛主席画像，画像每年临近春节更换一次。东里屋在我小时候是放杂物用的，只有一个土炕和两个荆条编成内糊泥巴的囤，里面存放些粮食。老屋的窗户是木窗棂，入冬时里面糊一层粉连纸挡风，后来改为钉白塑料布，再后来条件好些才换成玻璃窗。
院子东南角有一棵葚子树，树高四五米，树干成年人用手掐不过来，邻居几个小伙伴总喜欢白天在树下玩耍，它就像一把大绿伞，为幼小的我们避风遮阳。每年麦收过后,树上便星星点点结满了黑红色的葚子,抬眼望去,像是镶满红宝石。院子靠西面有一个柴禾垛，每年秋后，把生产队分配和在田野、路边搂来的柴禾垛起来，上面抹上泥，以备冬天做饭用。靠近老屋的西窗台有一棵小枣树，听父亲说这棵小枣树是我爷爷种的，因结枣多盖房时没舍得伐，得以保留至今。小枣树很顽强，也很茂盛，它像一名卫士日夜站立在窗前，守护着屋中幼小的我。小枣树品种好，结的小枣圆圆的，又脆又甜。每年秋后枣子红了便开始打枣，父亲拿着头上绑好铁丝钩的长竹竿连打带钩，我便伸出小手在地上捡，一把把放在篮子里，捡到红透的枣子，偶尔也放在嘴里一两个嘎嘣嘎嘣的嚼。看到满满一篮子红枣，我稚嫩的脸上总是露出天真的笑容。深秋时节，树叶纷纷飘落，高处树枝上露出几个漏打的红枣，孤零零的迎风晃动，看着让我眼馋，每每这时，父亲总是搬来梯子爬到房上，用竹竿打下来，我吃到嘴里，格外的甜。老屋北面还有一个两间房宽的后院子，平时种些旱烟和蔬菜，院子的东北角是厕所，农村叫“茅子”。
就是这样三间简陋的老屋，陪伴我度过了整个童年。老屋里的故事很多，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那盏煤油灯。农村的冬夜来的很早，那时没有什么娱乐，农家人多半是吃完晚饭就关门了。由于父亲在县城上班不常回家，平时家中只有母亲、我和弟弟，每当夜幕降临，我们便早早关上屋门，点起煤油灯开始各自的工作。弟弟很小，早早睡了，母亲坐在炕上默默地衲起了鞋底，而我则趴在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写起作业，母亲偶尔用针挑一下渐暗的灯草，为的是让灯光明亮些，怕伤了我的眼睛。煤油灯的光很小，照不满整个房间，但我从未感到昏暗，一双小手握着铅笔在纸上写个不停。可能是在我幼小的心中，早已燃起了一盏更加明亮的心灯，正是这盏灯，给我带来了光明，就连写在纸上的每一道算术题，都像是在一笔一笔计算着未来。
小时候住在老屋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有令人苦恼的漏房。那时候的雨水大，因为是土房顶，防水措施差，漏房是经常的事。每到夏秋季节最担心的就是下雨，阵雨还好些，再急再大，雨过天晴，屋顶很快就干了，怕就怕连阴雨，淅淅沥沥下个没完。有句俗话叫“房漏偏逢连阴雨”，这时候土房顶让雨水洇透了，便开始漏水，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下。没有别的办法，母亲只好把炕上的被褥卷起来，在炕上面吊上塑料布接水，过一段时间再把接的水放下来一次。其他漏水的地方也都接上盆盆罐罐，凡是家里能盛水的器皿都用上了，于是叮叮当当，此起彼伏，屋里奏起了“锅碗瓢盆”交响曲，清脆的水滴声，比外面的雨声更让人揪心。记得有一年，雨下的很大而且连续几天不停，房子漏的实在没有地方睡觉，我们三人白天顶着塑料布蜷曲在后门仅有一两平米的干燥地方，晚上只能到漏房轻些的邻居家借住一宿。
因为防漏雨，所以每年春天都要泥房。备下七八车土，选个晴天，请几个帮工就开工了。泥房用的土不能是纯红土，因为红土粘性大，容易开裂；也不能用纯白土，白土黏性差，不便粘合。“和泥”是基础，几个人先把一部分土围成一个圈，然后把水倒入里面，等水把土洇透后，表面再撒上一层碎麦秸，相当于加上“钢筋”，然后用三齿、镢头把麦秸和湿土搂匀，用铁锨反复翻弄，泥就和好了。泥房有分工，一般年龄偏大的掌“泥板”，负责抹泥，年轻点的负责往房上扔泥或用土兜运泥，图松心的人负责在院中和泥。泥房这活儿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技巧。负责抹泥的要掌握高低平整，便于流水，而且厚薄要均匀。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因年年泥房，太厚容易压坏檩条；太薄容易裂纹，防漏效果差。扔泥、运泥不仅是力气活儿，也有技术含量，尤其是抹立墙面时，需要往墙面上“甩泥”，这时候，运泥的人为了铁锨润滑减少摩擦，先在地上铲个小洼放上水，把铁锨在水洼中涮一下，然后扒一小摊泥铲在铁锨里，问一声“哪儿要”，一抖手臂，泥便“嗖”的一声甩在墙面上，即稳又准，负责抹泥的及时把泥在墙上抹平。如果技术差，就会甩不准或泥粘不住从墙上反弹掉下来，白费力气。“和泥”是个脏活累活，往往半天下来要溅一身泥点，但它是泥房的后勤保障，和泥的速度决定着泥房的快慢。“和泥”也是个技术活，要现用现和，和好的泥还要勤翻弄，这样泥才“熟”，不致于有生疙瘩难用。听大人们常讲，身手利爽的人越是“和泥”时越穿白掛儿，干完活身上不带泥点才显本事。“和泥”还是个良心活，干活实在的人和的泥黏糊，抹出来效果好，干活偷懒的人往往为了省力，把泥和的稀稀的，让抹的人不好掌握薄厚，人们常说的“和稀泥”可能来源于此。
后来，由于吃尽漏房之苦，也嫌年年泥房吃累和麻烦，加之条件也好了，就对老房房顶进行了改造，泥房时在房顶先铺一层塑料布，然后在上面抹上泥，虽然这样年年还要泥房，但房很少漏了。再后来，房顶在塑料布上铺砖，用水泥灌缝，既不怕雨水冲刷，塑料布又能有效防漏，大面积漏房从此不复存在，泥房也就成为了历史。
1981年春，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因为家里分到牲口需要喂养，老院也随之拉起了院墙，盖起了西厢房、牲口棚、厕所和门楼，虽然院子小，房简陋，但终究是真真正正一套院子了。到了八十年代末，老家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年年种几亩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生活条件变得好了起来，一家人搬到了村西北盖起的新房，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又举家搬到县城，从此，老屋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与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了。
这些年在县城工作，每年都要回老家几次，偶尔也对老屋进行简单的修缮。打开锈迹斑斑的铁锁，推开院门，满院都是回忆，童年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老屋历经几十年的风雨，至今依然坚强地挺立着，童年的往事在岁月长河中渐渐淡去，可是只要老屋还在，我就能品到儿时的味道。老屋虽然低矮，但它伴随着我长大，一坯一瓦都讲述着我童年的故事；老屋虽然简陋，但它至少能够为幼小的我遮风避雨，不让狂风暴雨打断我未丰的翅膀；老屋虽然昏暗，但小小的煤油灯，点燃了我童年的梦想，豆粒大的灯光照亮了我人生前进的方向！老屋虽然人去屋空，却永远是我不变的乡愁！
初冬回老屋
柴门轻启故情勾，一股心酸咽入喉。
往事尘封成旧忆，不堪回首怕湿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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