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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聚德手握两王四个二,打得稀烂,只因违背了3个常识

【编者按】过去有个说法,“不到万里长城非好汉,不吃全聚德烤鸭真遗憾。”而如今的说法是,“天津人不吃狗不理,北京人不吃全聚德。”靠着游客与外地人,拉起了本土老字号的一面旗,时至如今全聚德是真卖不动了。过去几年,全聚德的业绩始终颓靡,而今年创下上市12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当一个发源或壮大于当地的品牌,连当地人都不在垂青,那么关于它的一切未来,都得打上个问号。

今天我们从文化视角切入,梳理出北京烤鸭从荣登“鸭王”宝座,到享誉全球,而如今又是如何跌进尘埃,试图梳理出一个脉络......

知史知兴旺,窥一只鸭的蜕变,晓品牌之点滴。

北京烤鸭身世疑团

北京烤鸭到底怎么来的,书中各有记载,大体而言分成南鸭和北鸭,就如武林中的名门正派少林与武当,市井流传的南拳和北腿...

北京烤鸭和南京烧鸭就像是烤鸭的庙堂与江湖,一南一北,撑起了中国关于“鸭”的传说与诗章。

一个是六朝金粉地,一个是现今中国首都,他们是如何和鸭发生亲密关系的?

这其实离不开两个好吃会吃的男人。

南京地处江南,水暖鸭肥,自古就有烹饪鸭子之习,南京人至今仍有“无鸭不成席”之说。

明太祖朱元璋因对鸭的厚爱,导致南京的御厨们想方设法的研究各种鸭子做法,南京有着“鸭都”之称和“金陵鸭馔甲天下”之美誉大抵就是那时传下来的。

后来朱棣篡位后迁都北京,宫廷里烤鸭的高手也跟着举家迁徙,没办法,谁让皇帝爱吃这一口。最早开在米市胡同那儿的便宜坊也是“南鸭北上”的一个例证,据说当时的牌匾上还有“金陵”二字(不过真正的便宜坊早在历史变迁中没去,如今的只是挂名而已)。

这种说法,我认为较为可信。

在旧时,作为local的北京人可真不怎么吃烤鸭,一般逢年过节体面点的人家都会选择烧小猪,烤鸭只是没钱人家的替代品而已。不管在老舍的《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关于北平饮食的描述中,基本没烤鸭什么戏份。

南鸭北上可以说是中国美食史上一个食物迁徙、不断进化、进而全球化的一个范本。

北京烤鸭不仅不来自北京,其实还改过名儿。

梁实秋的《雅舍谈吃》中可瞥见一二,「在北平不叫烤鸭,叫烧鸭,或烧鸭子,口语中加一子字」、「北平烧鸭,除了专门卖鸭的餐馆如全聚德之外,是由便宜坊(即酱肘子铺)发售的」等等。

提到这曾用名——「烧鸭」,不得不提下,唐朝应该是最早能见到此种吃法的年代,唐代人张鷟(zhuó)在《朝野佥载》中有关于「炙鸭」的记载:

「易之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起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即回;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

大意便是人们把活鸭直接扔进堆了炭火的笼子里烤,鸭子热得脱水饥渴便会喝下调好的酱汁,如此烤熟,可以说是很野生的吃法了。

而现在,我们幸运多了。

吃到的烤鸭大多制作精良,各家还得有独门绝招,总的来说,大体分为两种:「焖炉烤」(采用秫秸把炉膛烧热,放入加工过的鸭子,关闭炉门,以余温将鸭子焖熟)和「挂炉烤」(采用枣木或带果香的柴木为燃料,炉膛内挂上加工过的鸭子,不设炉门,通过人工观察火候,不断调整位置,烤匀出炉)。

其中,前者是北京烤鸭的最早制作技法,源于便宜坊,沿用至今。清代潘荣陛所著《帝京岁时纪胜(八月时品)》中写有「南炉鸭,烧小猪,挂炉肉……」,其中「南炉鸭」正好又可以佐证烤鸭起源于南京的说法。

而后者则以全聚德为代表,据说最早现身于乾隆年间,技法出自清宫「包哈局」(烧烤局),当年全聚德招入最早的一位孙姓师傅便来自包哈局。

时至今日,烤鸭早已名扬天下,北京的烤鸭店多到让食客纠结,技法无外乎就是上述两种,不过,现在片法、吃法打破传统形式,变化出繁多的花样,更加「迷人眼」。

让北京烤鸭享誉全球居然是外国人 ?

半个多世纪以前,全聚德是重要的“准外交”场所,周总理一生中曾有27次在全聚德宴请外宾,尼克松、基辛格、卓别林等等,都与他一同吃过全聚德的烤鸭。

每次宴请,周总理还会向外宾介绍全聚德的烤鸭制作及厨师,有不少外宾会问起全聚德三字的含义,他回答:

全是全而无缺,聚是聚而不散,德是仁德至上

周总理这番话,隐隐让北京烤鸭有了文化的内蕴,也有了灵魂。以至于尼克松、老布什、甚至全世界都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是中国食物链中最顶端的存在。

有个好玩的事,1977年11月3日,香港复制了一次满汉全席。

这顿饭颇为奇怪,组织者是日本人,吃的是满汉全席,当时造价高达10万港元价格(10万港元在当时可以买“一层三、四百平方呎的洋房,或足够一个普通家庭的十年伙食)如此高端的宴席,其中一道主菜就是——北京烤鸭。

毋庸置疑,全聚德、国宴水准的烤鸭、老布什的最爱,此时哪怕再Local的北京人,也会以全聚德为荣。

这也难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人会省下半个月工资,也要排队来吃;在北京的70后80后,“吃烤鸭、吃全聚德”往往是他们刚工作时的首选;有亲朋好友来北京,吃全聚德,与游览天安门、长城,都是不可或缺的项目,这种想法至今仍在不少人脑中根深蒂固。

恰逢其时的全聚德

从明朝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聚德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任由花自飘零水自流,城头变幻大王旗,我自不动,坚持“鸭要好,人要能,话要甜”凭着不断神话的名望与名人背书,事业蒸蒸日上。

从地方名品到中国美食代表,不可谓不风光,2012年,是它最辉煌的年头:当年全聚德营收19.44亿元,同比增长7.84%,净利润突破1.5亿元,大幅增长17.71%。

但,这就到头了。

2012年底出台的“八项规定”,2013年的禽流感,让全聚德在这年亏损了近3000万。

时至如今,业绩一再滑坡,“天津人不吃狗不理,北京人不吃全聚德。”护短的Local的北京人也开始不再光顾全聚德。

缘何?

违背了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常识。

”中华谈吃第一人”唐鲁孙是地道的local老北京。对北京的吃,上自宫廷官府,下到街头小吃,都一清二楚,感情深厚。用北京话说,是个“门儿清”的大吃主。我们今天就试图从他看待美食的角度来重新打量一下“全聚德”。

唐鲁孙虽是北京local但自幼长在帝王家,从商也是巨富,眼界自然是高的,他对北京菜的态度,却相当清醒公允。他说,北京虽然有很多小吃,但没有能力摆出一桌本地菜的宴席。除了烤鸭,几乎就没什么地道原生的北京菜。

他谈到今天作为烤鸭代名词的全聚德,在民国时还是后起之秀。当时北京最好的烤鸭店是老便宜坊,是明永乐年间的老字号。老便宜坊从养鸭填鸭到烧烤,都有一套保密手法。凡是达不到肥瘦标准的鸭子,都卖给其他鸡鸭店,单这一点,就是当时全聚德达不到的。

当年吃烤鸭,需要选一个晴天,让小风把生鸭子吹透晒干,这样才能保证烤熟的鸭皮的是脆的。可见其作为吃主,对吃的要求是多高。

违背常识一.违背吃货对吃的朴素要求又追求卓越的心理。

如今全聚德烤鸭,从鸭的品质到口感,我想是达不到“需要选一个晴天,让小风把生鸭子吹透晒干的。”

我们再来看看唐鲁孙眼中中国饮食行业传统的人情和规则。

民国初年,北京有一千家左右的饭馆子。能称为饭馆子,是要达到标准的:最大的饭馆叫饭庄子,需要有好几所跨院,正厅必须要有戏台。讲究的,还要有亭台楼阁和园林。饭庄可以承办上百桌的大型宴会。正常标准的饭馆,也就是我们今天印象里的“大酒楼”,承办的酒席一般在十桌左右。

和今天的习惯不同,当时的食客,不讲究吃某家饭馆,而是追着某个厨师吃,这叫作“吃大师傅”。好厨师不只手艺好,对不同客人的口味也一清二楚,会根据场合来调整菜式的口味,出菜的顺序。

对饭馆来说,另一类核心人物是跑堂儿的堂头,也就是领班,管理其他堂倌。

当城里最有号召力的堂头转到其他酒楼时,连王公贵族都会赶去捧场。

堂头除了专业技巧以外,最核心的本领就是察言观色,善于说话。语气要不卑不亢,既得顺着客人的话茬,又得坚持底线。要做到驳回对方的时候还让他有面子。

唐鲁孙举了几个例子。

性子急的客人催菜,堂头会说:“火候不到家,不能给您端上来。情愿菜来晚了让您骂两句,也不能端不好的东西给您。”客人嫌菜做得不好,他们会说:“这是您的口味越吃越高了。您要是常来指点,我们就不会这样子了。”客人嫌鱼虾不新鲜,他们是这么半开玩笑半解嘲的:“一来是这货太少。二来您府上的大师傅眼疾手快,先叫他给买走了。”让客人当着外人被恭维,觉得脸上有光。

放到今天,这些堂头都能算得上危机公关的人才了。

老北京是熟人社会,好堂倌懂得处处为主顾省钱,成全面子。如果老主顾领来了生面孔,一开口点的又是价码高的场面菜,堂倌就立刻明白这顿饭的目的了,他们会额外赠送两道很贵的菜作为敬菜。客人会觉得,主人平时一定出手大方,这家饭店才会如此尊敬。主人自然也心领神会,会把额外的菜价一总算进小费里。

比如,梅兰芳最喜欢吃恩承居的鸭油素炒豌豆苗和蚝油烧鳝鱼,跑堂的只要见到他来,就通知厨房先将这两道菜作为敬菜,不用再单点了。

违背常识二.违背吃货对走心、动脑、动情的高品质服务要求。

打开大众点评,全聚德的各大分店,在口味、环境、服务三项评分中,服务基本是最低分。被网友吐槽最狠的,大概是它的服务费。

不同于自愿给小费,全聚德的服务费是强制收取,且高达10%。

用网友的话说,“这么差的服务还要加10%的服务费,哪来的规矩?”而全聚德官方对于差评,要么不回复,回复基本是复制粘贴,算是与线下的傲慢保持了一致。

唐鲁孙不止一次的谈到:

吃和情感的距离最近,饮食业和顾客的最牢靠关系,就是由信任到亲近的情感联系,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而再玄妙永恒的高深道理,都离不开家常日用。这会发展成一种具体的生活态度。

他还举了例子:

民国中国一南一北两家有名的老字号。北方的是北京东来顺。东来顺是从在市场里摆摊起家的,直到成为有几层楼的大饭馆,还在后灶外保留着两排露天的桌椅。在那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牛羊肉馅饺子给劳苦大众。这为东来顺积攒了不忘本、默默行善的名声。

民国时的文人写文章回忆东来顺,必定提到这件事。

而南方的老字号,是扬州的富春花局,这里的早茶面点是最有名的。富春的老板听任卖熟食、杂货、零食的小贩在店堂里随意出入,从来不驱逐,俨然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态。他所抱的态度大概是:无论生意大小,大家都是街坊。

违背常识三.资本裹挟下的全聚德全速扩展忽略日益变化的饮食文化

餐饮行业自古有师徒传承,有长幼尊卑,有仁智礼乐,而全聚德似乎成了烤鸭厨师的培训学校,不仅厨师流失块,就在前年还爆出高管集体出走,顶层设计缺乏对我们自身文化的基本尊重,没有长远的规划,漠视消费者日益提升的需求,导致和消费者关系紧张,我想这也是违背常识的地方。

结语

从烤鸭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时代的精神风气,会以缓慢而持久的方式,渗透到生活细节里,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和韵律。

吃中蕴含着社会百态。

中国人善于将一切不可明说的事情,不必明说的情感,凝聚在一顿饭里。

抓住中国人的胃,某种程度也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精神。

辉煌一时的全聚德,实打实的是那个时代的翘楚。

迷惘一时的全聚德,实打实的是忽视了中国饮食中的常识。

要知道一种饮食风格,或者说一类味道,总会因为时代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毕竟食品工业从不止步,饮食文化是必然要改变的,作为风口浪尖的全聚德,站在高处,更应该向着无人区,去尝试,去打磨更符合当下时代的味道,去打造属于中国当代文化的餐饮文化。

诚然中国的饮食人情世故,向来是含混的,常识也告诉我,感情上的事儿,是不能说得太白、分得太清的。

那么,我们能把握和珍惜的,永远只是当下。

就让我们的感慨,点到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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