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纪之外无孝道

　　近来一则案例引人深思：广东省惠东县原县委常委、统战部长黄祝南，以母亲患癌症需买进口药为由，通过其哥哥向企业老板索贿16万美元。案发后，黄祝南以“行孝”之名为自己辩解，以期轻判。可事实上，索贿来的钱却不是真的为母治病，而是藏于老家暗格中，直至其母病逝，这笔钱也未用于买药。

　　以孝之名行贪之实，此案并非首例。姑且不论这些领导干部受贿的钱财是否真的用于行孝，单就受贿行孝来说，既称不上真正的孝道，更逃脱不了党纪国法的追责。

　　《礼记》里讲：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意思是说，孝是一切德行的起点。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领导干部人伦道德的基石。正因如此，有的地方考察干部时，也把孝道列入了考察内容。然而，一些领导干部以敬孝侍亲之名，行违纪违法之实，以道德僭越法纪，这样的孝道只能是颠倒是非、价值错位。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之于道德，犹如高楼大厦的地基，存之则在，去之则亡。法律为一个人的行为设定了边界，也为从属于行为的道德划定了禁区。违法即无德。这应该成为普遍的常识和内心的戒律。无论多么崇高的动机、多么正当的理由，一旦行为本身触犯了法律，必将难以逃避法律的追究。

　　孝道是写在法律上的，更是刻在人心上的。法律不认可的德，就谈不上真正的德。即便是法律认可的德，也要看看亲人内心的真实感受。父母不认同的孝道，让父母担惊受怕的孝道，给父母脸上抹黑的孝道，都不是真正的孝。东晋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陶侃，曾在浔阳县做过主管渔业的“监鱼梁”。有一次，下属从鱼品腌制坊拿来一坛糟鱼给他食用。陶侃很孝顺母亲，差人将糟鱼捎给母亲吃。陶母在得知糟鱼的来历后，不但退回糟鱼，更写信斥责儿子：“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

　　敬孝未必就是为长辈提供丰厚的物质财富，清廉反而是更大的孝道。试想，一个人如果因贪入狱、身陷囹圄，不能对父母早晚问候，膝下承欢；双亲生病不能帮着求医问诊、侍奉汤药；甚至在亲人养老送终时，也只能望空叹息、涕然泪下，不仅难以尽孝，更是一生中最难以释怀的遗憾。如果领导干部能够清廉平安为官，或许能让老人少些担忧，安心颐养天年；让老人多一分荣耀，受尊于乡邻；让老人少一些内疚，不至于落下“子不教、父之过”的深深自责和悔恨。

　　如果说孝道属于私德，那么廉洁则是公德。私德侧重于个人，可以期待，但不能强求。而公德却与法律、风俗、习惯相连，必须遵循，不能例外。对领导干部而言，私德必须服从公德，二者都不能逾越法纪的界线。既没有法纪之外的特权，也没有法纪之外的孝道。

　　无论在价值面前如何选择，遵纪守法都是第一位的价值，反之则为不忠，这既是底线，也是红线，既是安身立命之本，也是为官成事之道。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在义与利面前正确抉择，在是与非面前明辨对错，廉洁奉公不贪不占。唯有如此，方能把法纪铭刻心中，把孝道扛在肩上，既不悖于法，也不失之孝，既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也不辜负党和国家的培育之情，做到忠孝两全。（陈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