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属于我们的时间，就我和你。
2020年奥斯卡，让太多人大跌眼镜。
韩国影片《寄生虫》凭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电影四项含金量极高的奖项毫无疑问成为当晚最大赢家。
而同样获得最佳影片提名（同时还有：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原创配乐提名）的《小妇人》却仅仅只是抱得“美装”归。
▶这样的甜茶与罗南，谁能不爱呢？最喜欢看他俩互动，完全不像在演戏
遗憾固然遗憾，但《寄生虫》的成功实至名归。
导演奉俊昊凭借其对韩国阶层之间矛盾对立的现象与深沉本质，以及人性幽昧的犀利刻画，酣畅淋漓地撕开了掩藏在时代轰隆画卷里的晦暗伤口。
尖锐、冰冷、理性、决绝，堪称振聋发聩。
许多人必定会有与我类似的观影体验——难以直视，不忍回思。
何以如此？
这正是电影“入木三分”的表现。
能够抵达这种境界，奉俊昊与中国唐代苦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杜甫已经“神交”。
而《小妇人》，完全走的是另一条路。
温暖、清新、感性、明朗，如寒冬夜里的温馨烛光。
虽然不是没有令人伤感的段落，但是依旧不改底色的温馨与舒畅。
看完电影，轻呼一口气，心灵仿佛被注入无穷力量。
*
电影取材自路易莎·梅·奥尔科的同名小说《小妇人》。
小说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个平凡友爱家庭里四个女孩儿（大姐梅格、二姐乔、三妹艾米和幺妹贝思）充满欢笑与泪水、幸福与辛酸的成长故事。
路易莎没有莎士比亚那般的雄心壮志，自然不会写出《李尔王》这样苦心孤诣的“鸿篇巨制”；
她笔下的女孩儿，也不曾像《飘》里的斯嘉丽，在滚滚硝烟里，一步一步蜕变成一个处心积虑、利欲熏心的妇人；
她笔下流淌着的，依旧是与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一般的脉脉温情——尽管个人生存境遇未见得美满富足，却格外愿意将自己眷顾而不曾得到的东西赐予笔下的女孩儿们，比如可观的财富、比如甜美的爱情、比如合称的婚姻。
导演格蕾塔·葛韦格敏感地捕捉到了路易莎的这一点难得的真心，于是以女作家本人的一句话，拉开了电影的序幕——
“我遇到过许多麻烦事，所以我尽量写快乐的故事。”
乔一家人之间，彼此珍重爱惜，努力使得清贫生活也能显得平和安逸的家庭氛围；
这种友爱与慈悲，这种积极向上的乐观与明朗，不仅仅流淌在这一家人之间，而且还洋溢辐射到更大的范围，使得邻居也从中受惠。
虽然小说中出现了南北战争，但是读者很难感受到战争带来的绝望与无情。
有的，只是善良懂事的乔，咬咬牙卖掉了自己那一头傲人的长发，以“戒掉虚荣的坏毛病”为借口，只为了让处于困境的家庭能够获得喘息的机会，宁愿独自一人躲在暗地里哭，也不愿意让家人察觉自己其实心里难受苦闷；
有的，只是圣诞节连为彼此准备礼物都捉襟见肘的一家人，还殷殷切切地将难得的早餐端给更加困苦的邻居；
有的，只是富裕而慷慨的劳里爷爷，将女儿心爱的钢琴赠与乔的妹妹贝思，只为了寄予自己对逝去的女儿那一腔浓烈的哀思，同时为一个小女孩儿内心洋溢的才情营造蓬勃生长的园地......
这种善意与慈悲，爱与关怀，如春日暖阳，弥漫在整部作品当中。
你甚至很难在这本小说当中遇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坏人。
令人沮丧的，只是艾米与乔之间的矛盾、梅格婚姻的不如意、乔寻梦之旅的艰难，以及贝思的离世。
只是这种种艰难，都会在相互守望与陪伴当中化为齑粉。
最终，每个人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艾米嫁给了从小爱慕的劳里，劳里在艾米身上获得了乔不曾给予的爱的抚慰，乔嫁给了才识过人、成熟深情的教授，还继承了来自刁钻古怪的姑妈的大房子，最重要的是，她创作的小说得到了来自出版商的肯定......
爱情与梦想，往往难以两全，但是在《小妇人》这部小说当中，并没有那般尖锐与为难。
这种结局，已经接近圆满。
难怪海明威会讽刺这部小说太过“甜腻”。
它的轻盈温柔质地对于一个对惨淡人世有诸多失望与控诉的人而言，肯定太过“矫饰”、过于“耀眼”。
但是，谁又不希望一颗尘封的心，能够偶尔得到雨露滋养呢？
尤其每当动荡不安、喧嚣不止的时期，人们会更加渴望这种“真善美”的降临。
因为希望，即便不能治愈病症，但至少会提供斗志，至少能够给予人们，继续与生活负隅抵抗的勇气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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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守住了这份灿烂的温情。
但是在这种温情之上，格蕾塔·葛韦格并非没有自己的“着力处”。
如果说原著是典型的“婚恋小说”的话，那么电影则是一封热泪盈眶的“女性主义宣言”。
虽然在原作当中，乔的身上已然展现出了“女性主义”的光辉——
勇敢追求内心最真实的自我，不会因为外在的物质而蒙蔽了自己的心智，而舍弃了自我的灵魂，故而不惜拒绝了对自己情深一往的富家公子劳里，最终选择了生活清贫但是能够和自己在精神上“门当户对”的中年教授弗雷德里希。
但是电影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有气势、更加坚定决绝。
因为乔，最终选择了文学，选择了梦想，而放弃了爱情，放弃了婚姻。
与其说她是对婚姻心怀抵触，不如说她是对婚姻这种存在背后所潜伏的对于女性的“刻薄刁难”心怀敌意。
正如乔所言：
“我就是觉得，女人，不止有心灵，也有思想和灵魂，女性不止有美貌，也有抱负和才华，我真的受够了人们说，女人只需要谈恋爱，然后结婚生子，我真的受够了。”
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站在出版社印刷室的窗外，紧紧抱着自己的作品志得意满的乔。
虽然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她不得不迫于出版商的意见而选择为女主设置一个更加容易为大众所接受——更有销路——的结局，但是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她一如始终地坚定而从容。
她选择，嫁给自己的理想。
在任何一个时代，想要当一名斗士，都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总有人敢于坚持。
在这一点上，乔比《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理智与情感》里的艾玛都要走得更远，或者说，路易莎比简·奥斯汀向前迈进了一步。
简·奥斯汀所执意描摹与刻画的，始终还是善男信女之间的理想爱恋归宿的问题。
但是在乔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女人的归宿，未必不能是自己。
像亦舒在小说《胭脂》里写的：
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不过是他自己，能够为他扬眉吐气的，也是他自己，我要什么归宿？我已找回我自己，我就是我的归宿。
在亦舒生活的时代，能够听到这样的“豪言壮语”，已经令人觉得肃然起敬，若是在乔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令人“振聋发聩”。
当然，时代的局限性未必不是一个原因。
但是想到英国也有夏洛蒂·勃朗特、中国也有琼瑶这样的女作家，那么也不能全然“归罪”于时代。
人，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为时代所限，也为自身所限。
自我，向来是人性最大的泥沼。
伊丽莎白选择了达西，乔选择了自己。
无论结婚抑或单身，事实上，都无所谓对与错，只是个人选择。
只要勇敢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应有的代价即可。
只是我们乐意看到——
一个女人，能够不为时代所“胁迫”去做任何事；
一个女人，不会因为执意成为自己而自卑、而遭受谩骂、而被敌视与边缘化；
一个女人，能够勇敢追求自己所渴望得到的一切；
一个女人，能够拥有结婚或者不结婚、生孩子或者不生孩子、和男人并驾齐驱甚至将男人远远甩在后头的权利和底气。
而要想实现这种可能，女人要付出女人该付出的，社会，也要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
自然，当我在说女人时，其实我是在说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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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塔·葛韦格将路易莎借助乔这个形象隐隐约约、欲言又止所渴望宣誓的东西，彻底地析取出来。
这是时代赐予的便利，却也是一个执着于女性追求自我、充实自我、捍卫自我的导演所能够树立的功德。
虽然电影当中反反复复的时空切换难免会对不曾读过原著或者对情节印象朦胧的观众造成一定的“不适”，但正是这种参差对照的手笔分外凸显出“电影感”来。
如果按照原著温温吞吞、“细水长流”的方式构建这部电影，难免会显得过分刻板呆滞。
毕竟，《小妇人》的导演格蕾塔·葛韦格可是在2018年凭借导演处女作《伯德小姐》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以及第52届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导演的天才选手。
电影本身并非没有遗憾，但依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喜欢。
我们喜欢的，不仅仅是格蕾塔·葛韦格所赋予的新的内涵，同时也喜欢着路易莎·梅小说里类似皆大欢喜的幸福与美满。
能够为我们的心，注入勇气与希望的，能够让我们脚下的路，变得更加笃定与从容的，就都是好的。
在这个层面上，其实《寄生虫》与《小妇人》，异曲同工。
奥斯卡与否，也尽在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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