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义-音-形”关系门外闲谈：音近义通

    语言是发展的，语音是发展的，记录语音的文字更是后来才滋生出来的。世人总是“因物生义，由义定音，依音配字，以字表义”的。长短之长借为生长之长，又引为长幼之长，再用为君长之长，“字者孳也”，此之谓也。因而先有事物之义，后用语音表示，再造字形来记。“先义-后音-再字”是个递进式“生成”关系。讲这个话题，要有“语音史”“文字史”的知识做底子，我不行，连拼音都吃不准，只能胡思乱想，搞点“门外闲谈”，有兴趣者，可以深入探讨。

（一）“先义-后音-再字”是个递进式“生成”关系，汉语“以音表义”，“声母”的作用很大。

    相应的音义，到底用哪一个字形来记录，是挪用、借用原有的字形，或是改造、另造一个新字形，这要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我国地域广大，交通不变，各地方音不同，用什么字形去记相应的语音，是地方上“约定俗成”的结果。如：在表询问义时，北京人问“可好？”江淮人问“格好？”上海人问“嘎好？”其实都是一个“-k（-g）”音，在我国，石（家）庄、左“各”寨、萧“格”铺、赵“介”堡之类地名，中间那个字的音，其实也都是“g”或“k” ，当地人说时也几乎可以“忽略”它，就如英语“麦当劳”之于“麦(克)唐纳”、波斯语“苜蓿”之与“苜（介）蓿（格）”，日语“宿舍”之与“宿（格）舍”，都一样，都是英语、日语、波斯语中那个“可发可不发”的那个音。可见，“语义-语音-字形”之间必有联系，只是随当地沿用之习惯不同而不同罢了。

    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表否定意思时，北京人说“不”，上海人说“勿”、“弗”，四川人说“莫”，湖南人说“毛”，广东人说“呒”、“冇”；因为重唇音（b.p.m.）与轻唇音（f.v.w.）原本是“一家人”。而且，汉语中表“否定义”的字（词）几乎都是用的双唇音：

1、不：弗、勿、莫、毋、无、乌、冇、没、殁、毛、末、未、冥、蔑、灭；否、非、匪、诽、费、废、拂、靡、糜、（斐、蜚、裴）；背、北、败；尾(勃海之尾，渤海的终结处、边角处) ；微（式微、微君之故）。【这些字（词）都有给予否定、消除的基本义素】

2、曼：慢、漫、蔓、谩、缦（田）、幔。满、瞒。昧、抹、抹。

3、莫：暮、漠（漠然）、寞、蒙、蠓、懵憧、蒙昧、冒（冒然、）贸然、帽、梦、冥、瞀；木（麻木、木然）、墨（贪墨、墨吏）、默（肃默、默然、）、缪、穆；

4、无：芜、抚、怃（怃然）、呒；毛（眊乱、消耗、毫末、酕醄均从“毛”，湖南人“没事”就讲“毛事”）。

5、密（封）、弥（封）、秘（封），灭、蔑……

6、亡：茫、妄、忘、盲、荒、罔、惘、氓。

    【以上也都有给予否定、消除的基本义素。声母均从（b.p.f.m.v.w）】

    这是我的一个有趣的发现：在“以物生义、以音表义”时，这“义”和“音”是有连带关系的，而且主要是跟“声母”相关。不信，再看：

1、此.斯.是.时.之.兹.这：都有“近指代词”的作用，身边的，可确指的。（c.ch.z.zh.）

2、逝.誓.世.时.矢.屎.死-----均表示“矢向”的义素：一去不复返的，一定不变的。（s.sh）

3、肉.柔.揉.鞣.弱.懦.儒.软.韧.忍:缺少刚硬劲儿的，使之软化的。（r）

4、号.嚎.嚣.咆.哮.嗥.嗷:大声叫唤。（h）

5、宇[宇宙、大房檐]、芋[大芋头]、竽[大斗笠]、盱[瞪大眼]、纡[大长绳]、圩[大堤]、吁[大声、喘大气]、訏[大策划]:大也。（yu）

6、原.缘.由.因.沿.依……相连及义。都是零声母(y)

7、咕噜.骨碌.屹咯.角落.毂轳、屹崂、疙瘩：圆而滚也。（g-l）

8、芬芳.芳菲.霏霏.纷纷.纷纭.缤纷——皆为“多而无序”也。（f.f；vv；bf）可见，汉字“以音表义”，主要是“以声母表最基本的义素”。换句话说，声母相同、相近的一组字之间，肯定有一个“基本义素”关联着，把各个字串接起来，然后发散开去，可以形成有“血缘关系”的一组字（词），可以形成一个“字单元”，或曰“字家族”：这说明汉字音义之间是有“义缘关系”的。

（二）“以字记音”是个约定俗成的过程，同义词、近义词多半出于不同方言，“文言”原本是当时当地的“白话”。

    不同的时空里有不同语音，也就可用不同的字形来表示。当“地方话”进入“公用语”时，会带进几微的语意差别，从而使同义词、近义词不断增加，新字（词）、新义项不断增加。如“前往”义，杨雄《方言》中讲：“徂：齐语也；适：宋、鲁间语也。”又如，美好的“好”，“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 (苗条之苗加女旁，同“妙”，妙龄女郎之妙) ，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又，娥，嬴，好也。古诗“盈盈楼上女”，《文选·李善注》：盈同嬴，美好也。《初学记》：南楚以美色为“娃”……这些方言，进入书面语后，都成了“近义词”了。在本地，它是“口语”，一到外地人眼中，它就成了“文言”—--“文章中才看到的语言”（书面语）。我们读到的《论语》，原是用鲁方言写的，所以也叫“鲁论”；秦代《问诊式》是用关中方言写的。所谓“不懂文言”，其实是“不懂古方言”。

    顺便说一下：人都说“文言难懂”，其实是“方言”惹的祸，是“时代语”惹的祸。举个例子：“阿姆给在美国开公司的儿子打电话说：‘我八点半起床’。”这句话很“口语”吧，孔子就听不懂，因为他那个时代，根本就不知道“阿姆”、“美囯”、“公司”、“电话”、“八点半”、“床”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儿，跟我们今天听不懂他说的“钟鸣鼎食、箪食壶浆”一样。孔子语录，在他那个时代，是“白话”，非“文言”。“五·四”时，有人主张用“方言”写“白话文”，那些“文”，今天读来，比读先秦“文言”更难懂。再过几十年后，读鲁迅杂文，比读孔子《论语》可就难多了。

    字音与字形不是天生地捆在一起的，不是非得要用那个字形，“约定俗成”而已。用行政命令规定“形-音-义”的“硬配”，从秦始皇到武则天，很少有成功的。孔子说“吾之书”，说的就是“我的书”。但是他那个时候，“的”作“箭靶”、“目标”讲，若写成“我的书”，当时人倒反而看不懂，因为“的”字还没有“约定俗成”，所以古人只用“之”字。今人写文章还用“之”，那就是摆弄“文言”装“雅士”了，孔子可不承认这种“雅”。

又，在“汉大赋”中，双声词“澎湃”就有好几种写法：滂湃、滂濞、澎濞……；方以智《通雅》中“委迤”一词，写成逶施、逶迤、委佗、逶迟、威迟、委移、委维、委蛇、逶遗等31种字形，司马相如《上林赋》有“诸柘巴且(读ju)”，不知何物；《史记》作“诸蔗搏且”还是看不懂，后人写做“甘蔗芭蕉”，这就很好懂了。“元曲”中“我们”写成“我每”，《康熙字典》中“拾”字条下注：不知而问称“拾没”，俗讹为“什么”。北京人“侃大山”之侃，早年写成“砍”。“字者，孳也”，新字、新义项都是从原有字形中孳生的，孳生得好就推广开了，如“巴蕉”这个词头，就“约定俗成”了。

    清人吴玉缙的《别雅》，把同声假借、转韵变异、字别义同的字(词)都搜罗在一起，很有趣：空同、空桐，崆峒也。从颂，从容也。效邮，效尤也。冯同，逢同、扶同也。贫穷(左.昭.14)，贫空(后汉书.虞延传注)也。《尔雅》之穹隆,《淮南子》作冲隆，冲降，一义也。《易》之童蒙，《国语》作僮蒙，《后汉书》作疃朦，《抱扑子》作重蒙，《淮南子》作笼蒙，《荀子》作逢蒙，《贾谊新书》作风氓，《易林》作聋梦，皆一义也。字形不同，词义一致。

    总之，字形与字义不是“硬配”的，是人们“约定俗成”的，哪个字形最能表达特定的“义”，它就会被筛选出来，走向固定，如“甘蔗”。

（三）时代在变，语意会精密化，字形也就随着变；凡用“形声造字”法造出的字，形旁表义，声旁也表义。

    “语音-语义-字形体系”是在确定字形的过程中逐步成形的。原有音和新生音、原有字和新造字的字义都会向精确化、严密化、定形化方向发展。这个过程中，许多 “音近义通”甚至“义同”的字(词)就可以构成一个“家族”。创字时“由物定义，先音后字”，解字时“音近义通，形声识字”，这是识字的诀窍。“秀才不识字，认字念半边”，是嘲笑人的；其实，造字时，那“半边”本来就是“表音”的，“念半边”本来是有道理的，没啥大错。只是今人可能不知道造字时的“音”而已。比如从“各”的字，有“洛、络、烙、落”一组，又有“格、搁、客、铬”一组，怎么读？上古“各”字有两读，声母是g或L；不明白就会弄错。

    汉语造字，主要用“形声法”：形旁加声旁，历来说“形旁表义”，殊不知声旁也表义。试看：

1、京、高、亭、亮：有一个通用的“构形部件”（“京”字头），这些字就都有“高敞”的义素；

2、浅、笺、钱、贱：有一个通用的“构形部件”（“戋”字边），这些字就都有“卑小”的义素；

3、红、江、虹、杠：有一个通用的“构形部件”（“工”字边），这些字就都有“粗壮”的义素；

4、地、池、虵（蛇）、他：有一个通用的“构形部件”（“也”字边），这些字就都有“阴性”的义素；

5、铺、博、敷、捕、簿、薄、葡、蒲：有一个通用的“构形部件”（“甫”字边），这些字就都有“平展、展开”的义素；

6、“兼”字，原意为“手握双禾”，表“兼有”义。于是凡从“兼”的字，都与此义相关，或取相反义：兼：谦、亷、嫌、赚……另，从音义连系上讲，“兼有”与“占有”也就挂上了钩。

7、“他”字：古人只有“他”字，近代语言发展了，造出了“它”字，只表物不表人；英语传到中国后，字也讲“性别”了，于是就造出个“她”字，专表女性；又有人推广了一下，用“牛”旁的“牠”表动物；宗教徒写文章，用“福字边儿”的“祂”，表示对上帝、神仙之“他”的敬意。可见越往后，语义、字形就会更加精致化了。简化汉字搞字形归并，反着走，却也承认了新造的“您”字的“合法存在”。

    以上都是用“形声造字”法造的字，都是“形与声，双表义”的，最科学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只是提出一种看法，还有待深入探讨。因为我们今天见到的“形声字”，其“形旁”且不论，同“声旁”的字未必“同音”，并没有共通的“义素”，如从“十”的字：计、汁、叶、什、针之间，似乎就无“共通义素”可讲（待考）。

    如果不想造新字，就用“假借”法，用“转注”法也行，那其实是两种“用字”之法：给原有的“字”增加新的义项，就成了“新字（词）”。新义项被广泛确认后，有的就“久假不归”了，原义反而隐晦了，于是另造一个字，用更新的字来表达原义（或表达新新义）。如虚词“也”字、“且”字、“然”字、“而”等字，本来都是“实词”，实指某个实物之义。《说文》中讲：也，女阴，象形。故“地”、“池”都从“也”，表阴性。“且”，原是祖宗的“祖”字，象祖先牌位之形；郭沫若说是“像男根”。“然”从“火”，是“燃”的本字；“而”是下巴长的胡须，象形。这些字成为虚词后，久假不归了，原义就淹没了，只得就原义另造一个新字。人穿的“背心儿”古称“两当”，取“当心又当背”义，露出胳膊来；后来写做衣旁的“裲裆”，反而看不出原义了，于是造出“背心”一词，还是只管“背”又管“心”，不管胳膊。“西”，远古人的甲骨文中原本象“飞鸟归巢”的形态，音义皆为“栖”；上古人把它当方位词“西”用之后，即另造出一个新字“栖”来表原意，仍是“鸟在树上”之义；中古人却又造了个新新字“棲”，让“妻”上“木（树）”，这太不讲道理了；现在搞简化，恢复了“栖”字，很对；可又有人嫌“简化字不美”。哎，造字，咋就这么难呢？总有一伙人有意见。看来，要想做成一件事，还真的管不了那么多。

（四）语音是转换的，语音又总是“携带”着字义、字形一起转换的；于是好多今人认为不相干的字，原来存在着亲缘关系，我把它叫做汉字的“义缘关系”。

    据清代学者研究，说“古无舌上音( z.c.s.l)，归入舌头音(d.t.n)。”所以，南方人至今“n.l”不分，因为本来就无“L”；孔子说“吾之书”本来就发 “wu.de.su”之音，“之”本来就该读为“的”。这三个字的古音跟今天武汉人或京剧演员发的音一个样儿，是“白话”，非“文言”。古代宗庙之路称“唐”，庙前之路称“陈”，唐、陈总称为“途”或“道”。“唐、陈、途、道”这些字，古时都是“舌头音”，声母全是（d.t），故“陈”在“澄”母，读“den” ，因为“陈”字的音符是“东”，从“d”声；澄清之“澄”，从“登”（d），今方言中“澄”仍有两读：den或chen（cen）。从“寺”旁的字，今有“等、待、特”，又有“峙、侍、時（繁体）”，既然“古无舌上音”，那么，“等、待、峙、侍”的古音就一定相近（有待查证）。

清人又说“娘日归尼”, 意思是上古声母（l.r）字都归入（n）字的声类了；现在仍有些地方念“人（ren）”为“nen”或“ying”（东北话）。念“日”为“ni”，“儒家”跟“奴家”读音也差不离。那都是“古音”。

    清人还说： “古无轻唇音”。意思是(f.v.w)是归于m、b、p 的，而且又和“h”相对应(川北人“飞机”说成hui-ki)。故上古“伏羲”又可称“庖羲”、“宓牺”，字音全同，只是字形有异，其因在此。远古人发音器官、发音方法不发达，语音分化不充分，许多声母、韵母没有明确区分，不同时地又有不同转变，用不同字形来记录。这些，都可以理解。

    顺便说一下“声调”。南北朝以前，汉语声调发展尚未成熟，汉代人只会“说汉语”，就是不知“四声”为何物；到了六朝，有了声律学说，文人们大讲声--韵--调，可是连既懂佛学、又善写诗的南朝梁武帝，也不明白何谓“四声”，要请教他的大臣沈约们。因此，你看，在声律学说指导下的“唐诗”“宋词”“元曲”，连同骈文、骈赋、八股与工整的“对联”，都是隋唐以后才陆续发达起来的文体。奇怪的是，现在小学生都会拼音，都通四声，这本来是亘古以来“写格律诗”的最好社会条件；可是，而今，大学中文系教授却讲不清楚“唐诗的格律”为何物，不懂得写诗时如何“调四声”。怪得很！自家不肯用心去学，却推说是“格律束缚人的思想”，岂非天大笑话！到底是写唐诗、宋词的人们的思想被“束缚”住了，还是“反对写格律诗”者在“束缚”别人、或被别人“束缚”了，天知道！今人不该再被这种懒汉哲学、文盲哲学“束缚”住了。自己不肯用功，却去诬赖古人。

    再说，周边少数民族不断进入中原，中原人又走向四方（主要是“南迁”），汉语语音语汇必然受很深影响。如元代以前，中原音韵中，z.c.s与zh.ch.sh是不分的；前鼻音n与后鼻音ng也是后来随语音发展而分开的。这与蒙元人学说汉语有密切关系，是他们把“卷舌”的习惯带到汉语中来的，古汉语音就必然要变化。另外，地域不同，语音会有对转。j.q.x与g.k.h就是对转的：江淮之间人的方音与普通话就是对转的，下面的字，江淮人至今都有两读：家（j.k）、卡（k.q）、斜（q.x）、壳（k.q）、霞（h. x）、虾（h. x）、下（h.x）、卸（h.x）、夹（g.j）、匣“h.x”、咸(味)（h. x）、鞋（h. x）、械（k. x）、懈（h.x）、信（x.h）、行（h. x）、杏（h .x）、项（h.x）、巷（h.x）、奚（q.x）、溪（q.x）…… 名诗《枫桥夜舶》就依古音“家（g）、斜（q）、花（h）”押韵。

    这些今古音不同的字，有变迁的轨迹，在历史长河中繁衍滋生，这就必然会形成“音近义通”的字(词)家族或“声转义连”的字(词)家族。正是这种历史发展的承续性，为摸清字词之间的“音义关联性”提供了客观依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词汇树”，从而把汉字的识字教育、放到一个科学的“语音--语义--字形”体系中来。

    请注意一下，下列各组字（词）内部，均有相通的“义素”。我们从此处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1、超.蹈.跃.踔:双腿跃动义。

2、遥.辽.杳.黝.奥.澳.坳.窈.幽：幽远貌。

3、小.少.秒.眇.妙.沙、梢.稍.艄.悄.消.宵.霄、渺.苗.藐.幺、屑.细.稀.纤、叔.粟.菽：均含“细小”的义素。（xi、mi）

4、空.孔.窟.糠.壳.窍.腔.罄：大而空之义也。

5、疾.亟.及.紧、棘:快利也。

6、去（汉书“去草实而食之”）.趋.取.娶.趣.催.促.窃:取也。

7、叩.敲.拷.考:击打也。

8、篝.构.媾.觏.遘.逅：交叠也。

9、将(大头领).绛(大红、深红).犟.酱.强.樯.墙：大而强也。

5、岗(大山脊).钢（硬铁）.纲(大绳).亢[大喉头].吭（大声）.坑（大陷坎）.杠（粗扁担）.缸(大坛子).江(gang，大河)：大而壮之义也。

    清人王念孙《释“大”》说：含“大”义的字有176个，辗转滋生，“使牙喉八母之字得以大备，且知其皆有“大”义也。而强、劲、领、岭，与“冈”一声之传，皆由“冈”派生出来。此类“派生”字很多：

1、小犬为狗，小马为驹，小羊为羔。古文：勾即句。则钩.沟.构.枸.拘. 朐.再连接局.曲.倨.屈.锔.踞.据…… 均为一个“家族”，都有弯曲义。古语“高句丽”与“高勾丽”读音一致。古人在“句子”断句的地方打勾（√），句和勾本是相关联的。

2、车[读居].居.遽[轻车].舆.处[居处].庐.闾.尻.住.驻[这些字均应用湖北音念ju]:都有居、住义。

3、称首为元（yang），高平为原，大声为喧，大火为烷，大垣为院，大欲为愿，大龟为鼋。表体量之大也。

4. 回.雷.归.还.怀.寰.环.旋.园.圆.院.垣：都有“回、绕”义。

5.顺驯训，顺也；火毁化坏，化也；九久旧柩韭，久也；贯关棺管，关也；改更革，改也；胯奎跨裤，双叉也；支肢枝芰，分支也；熹曦熙煦旭，朝阳之光也；喜戏嬉，喜也；沽酤贾（gu）雇，买也；下写泻卸，下也；尔而汝如你，尔也；猿援：攀也；守兽狩，守也；卫尉为，护也；断段，一截儿也：各组字义皆相关相联。

6.包抱胞；教校较；生性姓；畏威；仓藏；胁挟；地底；巫舞；腥胜[古称生肉味腥为“胜”]……皆是。 

    世人“因物生义，由义取音，依音造字”；声转义连，音近义通。故可由字求声，沿声寻义。声义相关，音义相联，创建“词汇树”因而可行。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训诂家、宋代理学家、清代朴学家都已注意及此，并广泛地用于注经，但他们不从语音“史”、文字“史”出发，反而从追索“微言大义”出发，为构建“儒学体系”服务，故往往强为索解，这是不可取的。如《白虎通》解释说：“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兄者况也，况父法也。”“女者如也，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这类解释，今天看来是很荒诞的。“父母兄女”之类的字，绝对在“矩法义理”这些“名”产生之前，怎能以后起义去释前文呢？古人很爱玩这套把戏，它无助于“识字”；不过，其训释成果对我们也多少有些启发，如能全面钩稽出来，另加整理，必有好处。

    说明：“音近义通”不等于“音近意通”。“义”指“义素”，仅是“词意的构成元素”，它并不等于“词意”本身，不要搞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