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六朝隐逸现象及隐逸诗

[摘要] 六朝隐逸诗是在现实动荡的政治背景下，受当时社会普遍的隐逸风气所影响，以魏晋玄学为思想基础，继承先秦两汉以来的隐逸诗传统而产生的。六朝隐逸表现出三种类型：身隐、朝隐和心隐；隐逸诗创作实现了由“招还”隐士到“招寻”隐士的转变。六朝隐逸文化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其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回归意识。

[关键词] 六朝 隐逸 隐逸诗

目 录

引言…………………………………………………………………………3-4

1.隐士、高士、逸民及处士

2.隐逸诗的界定

3.隐逸诗研究之现状

4.论文写作动机及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隐逸的来源与六朝隐逸现象………………………………4-6

1． 先秦的隐逸情况

2． 两汉的隐士

3． 魏晋六朝的隐逸风气与现象

4． 六朝隐逸现象产生的原因

二．隐逸诗的产生与六朝隐逸诗创作………………………6-10

1． 楚辞中的隐逸意识与隐逸诗

2． 汉魏六朝的“招隐诗”的艺术内容及其演变

3． 隐逸诗作者与隐士之身份比较与思考

三． 六朝隐逸诗所表现的隐逸类型及其发展……………10-13

1． 隐逸诗表现的三种类型：

身隐

朝隐

心隐

2．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

四．六朝隐逸诗的影响 ………………………………………13-14

1．隐逸诗与其它诗歌类别的关系

2．六朝后隐逸诗的发展情况

3．隐逸、隐逸诗的精神旨向及启示

结论………………………………………………………………14-15

引言

隐逸行为上古已有之，自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薇首阳以来，流风余韵历代不绝，成为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后汉书·岑彭传》云：“招聘隐逸，与参政事。”[1]《晋书》设《隐逸传》，隐逸这一名词遂被广泛使用，成为隐居之人的通称。何谓“隐逸”？隐者，隐蔽之意。“士不见于世，所以称隐士。”[2]隐士首先是“士”，士而不仕者方为隐士。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出路无非有两条，出仕抑或隐逸。自春秋战国时代起，就已经约定俗成，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千钟黍。知识分子十载寒窗苦读，目的就是为了出仕做官，出人头地。一旦成为士阶层的一分子而不去做官，或者是已经做官而归隐者，都是隐士。

1.隐士、高士、逸民及处士：

“隐士”一词可谓历史久远。《庄子·缮性》道：“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3]，应是见诸典籍的最早记载。此外，《荀子·正论》云：“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4]《史记·魏公子列传》载：“魏有隐士曰侯赢，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5]可见“隐士”之名在先秦时已经出现。汉初淮南小山作《招隐士》，则将“隐士”一词带入诗歌创作之中，以后的隐逸诗，特别是招隐诗，大都明确提到“隐士”，如晋张华、左思所作之招隐诗。隐逸作为中国社会的特产，在先秦时代即以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群体之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时人谓之“隐者”、“逸民”、“高士”、“处士”等，尽管称法不一，但都集中体现了隐逸的内涵。

与“隐士”名称相关的尚有“高士”、“处士”、“逸民”等。《史记·鲁仲连传》云：“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6]高士是根据《易经》“不事王侯，高尚其事”[7]而定名的。《易经》注疏说：“不复以世事为心，不系累于职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虚之事，故云高尚其事也。”[8]《史记·殷本纪》：“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9]《史记·信陵君传》：“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10]荀子云：“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11]这是处士的条件。《后汉书·刘宽传》注：“处士，有道义而在家者。”[12]这是处士的定义。《论语》曰：“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13]又云：“举逸民而天下之人归心。”[14]颜师古注《汉唐律历志》，曾为逸民试下一定义：“逸民，谓有德而隐处者也。”[15]

2.隐逸诗的界定

隐士的人生行为、思想、言行、诗文创作等等，构成隐逸文化。隐逸诗则是隐逸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早期隐逸诗以抒情感时为主，如伯夷叔齐的《采薇》、汉梁鸿的《五噫》等，魏晋之际则从抒情走向写景，以山林田园描写为甚。魏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文人借隐逸之名为自己求取功名，隐居山林成为社会风气，隐逸诗多也描写山水田园等自然景物。但是隐逸诗与纯粹的山水田园诗不同，在隐逸诗中，山水只是一种精神载体，用来表达诗人高蹈遗世的精神旨向。从某种角度说，山水田园只是作为隐逸诗人的精神故乡而出现在诗中，并不是隐逸诗所要表现的主要对象，这也是隐逸诗与山水田园诗相区别之处。因此，所谓隐逸诗，指的是以描写隐逸生活为主要内容，以表达诗人逃离现实，回归自然之精神旨向的诗歌。

3.隐逸诗研究现状及本文写作之缘起

研究隐士和隐逸文化，蒋星煜先生所著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无疑是一本重要著作。它从隐士的名称、类型、经济生活、隐士与诗歌的关系等方面入手，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古代“隐士”的状况。但是，蒋先生显然对隐士持有敌视态度，对隐逸文化也持批判的态度。另外，张立伟先生的《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也是如此，虽然此书对隐逸不乏新见，但是仍未揭示出隐逸文化的内涵。而对于隐逸诗的研究，一直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的阶段。人们往往是在研究山水田园诗、游仙诗、玄言诗的同时，将隐逸诗作为比较部分而提及。如王玫老师的《六朝山水诗史》，在阐述山水诗与招隐诗的关系时才提及六朝招隐诗的一些情况。而木斋、张爱东、郭淑云所著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侧重于从古代知识分子的仕与隐两方面探讨隐逸文化及隐逸诗的内涵。一些学术论文，则是针对某个特定朝代，如先秦、唐宋等的隐逸诗状况，或是专门针对某个隐逸诗人，如陶渊明、王维等进行具体的讨论。似乎还没有专门论述隐逸诗的专著，也没有相关的论文对隐逸诗的发展过程有整体性的研究。本文试图从隐逸的来源和现象入手，对先秦以来的隐逸诗发展过程作初步的探讨，通过论述六朝隐逸诗的创作、类型及对后代隐逸诗的影响，对六朝的隐逸诗作总体上的把握。

一．隐逸的来源与六朝隐逸现象

1．先秦的隐逸情况

《后汉书·逸民列传》云：“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16]这是对隐逸文化的一次总结和评述，其中提及的“不屈颍阳之高”、“终全孤竹之洁”即为尧舜和商周之际的许由及伯夷、叔齐等人。可见，“自从华夏民族有了文明社会，有了政治，有了从政的现象和意识起，”[17]隐逸现象就已经出现。而许由及伯夷、叔齐等人则成为隐逸的鼻祖。

传说黄帝欲有巢氏继任，有巢氏避居于树，黄帝欲将帝位让给许由，许由逃于颍水之阳，尧又召他为九州长，许由认为这话玷污了耳朵，于是到水边洗耳。“洗耳”也就成为华夏民族最早的“归隐情结”的一种别称。

许由、巢父都只能说是传说中的隐士，作为信史正载的归隐者，当属伯夷、叔齐。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18]伯夷、叔齐，无疑成为中国隐逸文化的精神领袖，其所歌吟之辞，也就成为了中国“归隐文学的先声”[19]。

2．两汉的隐士

由上古先秦时期到两汉时期，隐逸从“少数人的行为，嬗变成为广大士大夫阶层的行为”。[20]正史中较早单独为隐者作传，当属《后汉书》。《后汉书·逸民传》记载了多位隐士逸民的有关归隐的情况，《后汉书》注者则将抽象的隐逸道德，分属于具体的归隐人物，它们是“求志谓长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诡对王莽也”，“谓逢萌之类也”，“四皓之类也”，“谓申徒狄、鲍焦之流也”，“梁鸿、严光之流”[22]等六类，此正可以看作《后汉书》对于此前隐逸者的隐逸动机和隐逸内涵的分类。

两汉时期的隐逸行为，主要集中在战乱的末世。其中，在西汉末期和东汉末期分别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隐逸行为。《后汉书·逸民列传》中介绍了西汉末年之后的状况：“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扬雄曰：‘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违患之远也。”[23]对于两汉时期的隐逸史来说，这是一段重要的资料。它指出，西汉末年，由于“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引起士大夫阶层的极大愤慨“士之蕴藉义愤甚矣。”因此，远离政治统治中心，归隐山林，成为一时的时尚。到了光武帝刘秀建功立业的时候，隐逸者的地位空前高涨。能否征求得隐士来从政，成为稳定大局的关键所在，也就是人们说的“举逸民天下归心。”隐逸者的政治地位空前高涨。严光当属典型。据《后汉书》载：

严光字子陵，……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着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
　　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

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年八十，终于家。[24]

严光由“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到“狂奴故态”，投札口授，再到“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直到“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帝终不能屈之。其中的缘由固然因为与光武帝当年“同游学”的特殊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恐怕是当时“举逸民天下归心”的风气所致。他的气节也为归隐者赢得崇高地位。

3．魏晋六朝的隐逸风气与现象

到了魏晋时代，终于形成希企隐逸的风尚。隐逸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风气之盛，可谓空前绝后。其时隐者队伍特别庞大，据《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和《北史》中隐逸传所载，隐士就有80多人。隐逸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种朝野、士庶普遍追求倚重的思想行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为士人普遍的观念；“示形神于天壤，则名教之外别有风猷”[25]，为时人之共识。“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26]，被视为名言。一大批士人，怀抱利器，自甘淡泊，隐居山林不出。朝廷又屡屡征召，礼遇有加。宋武帝礼遇周续之，梁武帝礼遇陶弘景，都是隐逸风气下君主礼遇隐士的佳话。“君主征召隐士，虚怀以待，自然有‘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的政治目的，但也表明了统治者对隐逸的肯定和推崇。”[27]在此风气下，无论高门贵族，官僚富豪，还是寒门之士都有避世隐居的愿望和要求。可以说，六朝士大夫文士们不管是身体力行、投身山林者，抑或只是心向往之，他们在思想上都标榜山林，希企隐逸。

4．六朝隐逸现象产生的原因

隐逸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来就与社会、政治、哲学、文化思想发生密切联系。早在先秦，庄子就以时代先知先觉的睿智深刻指出：“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28]《宋书·隐逸传》曰：“天地闭，贤人隐。”《南史·隐逸传》曰：“若道义内足，希微两亡，藏景穷岩，蔽名愚谷，解桎梏于仁义，示形神于天壤，则名教之外别有风猷。”[29]隐逸的实质，乃缘于“时命大谬”，“天地闭”，“希微两亡”。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朝廷更迭频繁，政治杀戮极其残酷。文人士大夫因自觉不自觉地卷入政治斗争而死于非命者，屡见不鲜。当此之际，隐逸成了士大夫文人们全身而退的最佳途径，也成为他们生命的理想归宿。遍阅史传，可以看到，在每个士人选择隐逸的背后，始终笼罩着社会祸难的阴影。诚如夏统所言：“使统属太平之时，当与元凯评议出处；遇浊代，念与屈生同污共泥；若污隆之间，自当耦耕沮溺，岂有辱身曲意于郡府之间乎！”[30]正因为社会黑暗，为免于祸难，故而隐居避世。

另一方面，魏晋玄学盛行，在玄学无为理论的引导下，士大夫文人们多高谈玄理，不以世务婴心。《晋书·裴頠传》曰：“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31]裴頠以拯救儒学颓势自命，因此著《崇有论》以反对“贵无论”。至东晋南朝，佛教进一步传播，并与玄学结合。“佛教对现实人生的否定，对出世的鼓吹，对彼岸世界的追求，终于与玄学‘自然’、‘无为’的理论有了极好的结合点，二者互相渗透融合而大行于世。”[32]在玄学佛教的影响下，士大夫阶层崇玄礼佛，蔚然成风，使隐逸风气更加炽盛。

魏晋士人隐逸的目的是为了保存自己，从入仕到隐逸是政治热情的消退过程。对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意欲治国平天下的士人来讲，这无疑是痛苦的选择，有人对隐逸——在田园或山林中默默度过一生并不那么甘心，于是再度出山，仕途不顺，复归园林。这种仕与隐的交替，反映了士人对政治难以割舍的情结，也反映了儒家理想人格与道家自然人格在士人心灵中的激烈碰撞。

二．隐逸诗的产生和六朝隐逸诗创作

1．楚辞中的隐逸意识与隐逸诗

就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而言，先秦时期虽然也有伯夷叔齐作为隐逸文化的奠基，或者更早还有传说中的许由巢父的洗耳颍水之滨，有批判孔子的长沮桀溺等隐士，有楚狂接舆对孔子的忠告；在哲学方面，有老子、庄子退避无为的道家学说等等；文学方面，有伯夷叔齐隐逸者的歌唱，但是，它们显然是微弱的呼喊。只有到了战国后期，随着屈原《楚辞》的出现，隐逸文化才开始其光辉的里程，隐逸诗歌也才步入华夏文化的正轨。

屈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人生道路的第一个里程碑，他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令后人为之倾倒，从而成为华夏民族文化中知识者特立独行、清高操守的人格象征。在他那里，“先知先觉的人生操守，与他内心深处潜意识的远逝自疏式的隐逸追求，与他强烈的美政思想构成了巨大的矛盾统一体。”[33]他把这一切的思想和行为，以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诗体给以高妙艺术的体现，这就是《楚辞》。

在屈原的内心深处，其实一直贯穿着入仕与归隐的矛盾。是进还是退，始终是他的内心苦闷所在。“正是由于他的仕进从政的理想与物质权力欲望全然无关，所以他才会时时有隐逸自疏之想，而时代进取精神与他个人的人生遭际又使他不能放弃和退避，才有了最后的悲壮的殉身行为。”[34]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上屈原与隐逸者遥遥呼应，在《离骚》中，他写出了自我的这种矛盾心境：“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35]屈原设想一种独善其身的道路，说自己既然“进不入以离尤兮”，既然自己的忠心耿耿不被理解，那就索性“退将复修吾初服”，也就是回到从政以前的状态。但是，“屈原的本质精神是进取”，[36]所以，他的“退将复修吾初服”，也就不过是一句牢骚话，更确切地说，是他精神世界深处的彷徨。

在《涉江》中，屈原描绘了流放地溆浦的情景。此时的屈原，远离政坛，孤独远处，不是自疏，而是被流放。《涉江》中描写的凄凉、悲哀、萧瑟、恐怖，成为以后刘安《招隐士》的先声：“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避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37]

溆浦之地，高山蔽日，深林猿啼，使诗人一到此地，便“迷不知吾所知”，在“深林杳以冥冥兮……云霏霏其承宇”的描绘中，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听到诗人内心深处的哀叹，可以感受到诗人独居此地的悲哀。但是，诗人不断申述的，是不曾改变积极用世的初衷：“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这与后来陶渊明等隐逸诗人的情趣大相径庭。这正是中国隐逸文化的早期历程。

从《离骚》、《涉江》发展到淮南小山的《招隐士》，隐逸诗歌的创作无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招隐士》是《楚辞》中的一篇，虽署名刘安，其实并非刘安本人所作，而是他所领导的文学集团——淮南小山所作。“无论刘安，还是刘安手下的这个文学集团，都不是隐士，甚至与归隐情趣大相径庭，他们对政治权利有着疯狂的欲望。但是，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使他们创作了这篇《招隐士》，与隐逸者，或说是与隐逸文化、隐逸精神进行了对话。”[38]其中的“招”字有“招还”、“招归”之意，意同《楚辞》中《招魂》的“招”，《大招》的“招”。《招隐士》一文，极力描写了隐士所居之地的阴暗凶险，旨在说服他们回归世俗，脱离山林：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巃嵷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岁暮兮不自聊，蟪蛄鸣兮啾啾。坱兮轧，山曲岪，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丛薄深林兮人上栗。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白鹿麇麚兮或腾或倚。
状貌崟崟兮峨峨，凄凄兮漇漎。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39]

此作直接承袭的是屈原和宋玉的风格，但它没有《招魂》、《九辩》那样的强烈感情，也缺乏对黑暗现实的深刻揭露。全诗基本上都在描写隐居之地的阴森恐怖，而隐士居住其中却无意返回世俗社会。所以在叙述了隐遁山林的苦况与险骇之后，诗人以局外人的立场，向王孙（隐士）发出走出山林，回归世俗的请求“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不难看出，在诗人的心目中，世俗生活要优越于隐遁山林，隐逸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受到贬斥。这似乎也可以说明，在先秦两汉时期，隐逸虽然作为士人的一种高雅的行为而受到尊重，但作为隐逸文化的反方，也仍有反归隐的空间。“在魏晋之后，随着隐逸地位的日益提高，士人可以在行为上汲汲奔走，在宣言上，却难以出现直接的反归隐。”[40]因此，《招隐士》成为后来许多文人的反其意而用之的原始典故。

与《招隐士》不同，东汉张衡的《归田赋》则展示了一幅与现实官场相对立的田园山水风光。赋中的景物描写不再阴森恐怖，而成为作者超尘脱俗自觉意识的说明。作者更进一步认为应该秉承老庄思想，回到自然中去。只是，现实生活中张衡并没有真正归隐，“归田”是他假想的出路而已，赋中的自然景物成为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的表现，具备精神上的象征意义。因此，《归田赋》是对先秦两汉以来隐逸意识的一次超越，它的出现，意味着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意味着隐逸地位的提高。

2．汉魏六朝的“招隐诗”的艺术内容及其演变

六朝的隐逸现象和隐逸诗的大量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与先秦以来的隐逸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华夏文明的上古时代，不仅已经出现隐逸现象和隐逸意识，而且，这种现象和意识还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传说中的尧、舜、禹之间的以贤者为帝的禅让，奠定了隐逸者更为崇高的地位。

到了晋代，沉寂的招隐题材一时蔚为风气。虽诗题为招隐，但内容与旨趣却与前作大异其趣。朱熹的《招隐操》序中说：“淮南小山作招隐，极道山中穷苦之状，以风切遁士之士使无暇心，其旨深矣。其后左太冲、陆士衡相继有作，虽极清丽，顾乃自为隐遁之辞，遂与本题不合。”[41]在这里，朱熹指出招隐由“风切遁士之士”转为“自为隐遁之辞”的这种转变与转向。

左思、陆机之前，张华最先创作《招隐》诗，其诗一方面歌咏隐士保真守节的高洁情操，但更多流露出怀才不遇、陆沉于时的无奈和盛年难待、功业无成的苦楚。“诗中与其说是招隐，倒不如说是诗人的内心告白，内容基本上与‘招’无涉，‘遁世以保真’的自觉归属说明诗人对隐居生活的肯定和憧憬，从‘循名掩不著，藏器待无期’不难看出其仕隐两难时以隐待仕的期待与执着。”[42]而张载的《招隐》诗，一开始就将出处二途作了比较：“山林有悔吝，人间实多累”，接着又以“鵷雏”、“鹳鹭”的遭际喻仕途的险恶，对世俗作出明确的批判，并毅然选择高蹈出尘的出路，“去来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高吟起归去来、享受得意丘中的快慰。“张华《招隐》诗中的隐显两难到此一变为尚隐弃显，张载自身所处的动荡的时世和归隐的行迹，与诗中表现的‘捐时俗’、‘辞世伪’竟如此契合。”[43]

左思与陆机的《招隐》诗，则是当时同类作品的典范和“革新者”。他们从诗文内部颠覆了招隐的本义，没有“山林野兽惊骇万状的凶险，也与站在世俗立场让隐士走出山居之意截然相反”，[44]反而变成“自为隐遁之辞”的举身相投，实现由“招还”隐士到“招寻”隐士的逆转。这种由“招还”到“去招”的内容变化是不言而喻的，一个是召唤隐者走出山泽，一个是主动投身隐居之地。请看左思《招隐诗》二首：

杖策招隐士，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糇粮，幽兰间重襟。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

经始东山庐，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莹心神。峭蒨青葱间，竹柏得其真。弱叶栖霜雪，飞荣流余津。爵服无常玩，好恶有屈伸。结绶生缠牵，弹冠去埃尘。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尚，逍遥撰良辰。[45]

前者先从杖策荒途、招寻隐士写起，接着描写走入山居的所见所闻，展现出清新幽雅的山居景色。诗末感叹自己世务劳促，而有高蹈出尘之念。诗中山水形貌描写比重明显增加，没有《招隐士》的幽深艰险，而有胜似丝竹啸歌的山水清音，在此幽渺之境中诗人不觉兴发投簪归隐的热望。正是由于自然之美，才使诗人完成了从寻隐到羡慕隐士既而产生隐逸念头的意识转变。“自然不再被看作是外在异己的世界，而是摆脱现实烦殆的快乐所在。”[46]《招隐》第二首则刻绘出自己东山的幽居生活，这也是向外寻访隐逸的必然结果，是“投吾簪”愿望的达成。诗中表现了诗人对出处隐显的选择，和去除仕途牵绊的决心。左思的《招隐诗》写出寻隐到欣赏隐居林泉的山林之美，并从对山居的企羡进而满足于退居山林后抱守朴素生活的惬意。

再如陆机《招隐诗》：

明发心不夷，振衣聊踯躅。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哀音附灵波，颓响赴曾曲。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富贵茍难图，税驾从所欲。[47]

此诗无论从体制结构还是从精神意趣，都与左思《招隐》第一首不谋而合，都是由寻访隐士，然后由目见耳闻的幽人之居所吸引，转而由企慕相从之愿，也沿循叙述——写景——言理的结构，立意章法极为雷同。“艺术上他以刻绘精工的物象、工丽密致的辞藻展现山林之美。”[48]如果说这一首的寻隐慕隐还表现得较为含蓄隐秀的话，那么另两首开篇则一语道破是“驾言寻飞遁”、“寻山求逸民”，从“杖策招隐士”的“招”字直言为“寻飞遁”的“寻”字、“求逸民”的“求”字，“证实了招隐题旨嬗变之迹愈加显豁，诗人嘉隐尚隐的意识愈加自觉。”[49]

如果说从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招隐士出山到二张、左思、陆机的《招隐》诗招士人归隐是一变的话，那么从后者的《招隐》诗到王康琚的《反招隐》不拘行迹的“适性”之隐则又是一变，闾丘冲的《招隐》诗则为其过渡的桥梁：

大道旷且夷，蹊路安足寻。经世有险易，隐显自存心。嗟哉岩岫土，归来从所钦。[50]

诗中首句以“大道”、“蹊路”来比喻“显”与“隐”的关系，“安足寻”彻底否定了隐逸的人生选择。次二句又说仕途因有险易，出世入世的分际只在人心里的精神取向，又对叵测难料的世俗有所贬抑。诗以敦促岩岫之士归来作结，与淮南小山的“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貌合而神离。虽然他们都不满于憔悴江海的山林之隐，但在《招隐士》中是以世俗胜于隐逸的笔触出之，而闾诗则暗藏隐在心中，不在行迹的意味，“因为隐在精神的小宇宙中，因而不必拘于山林之限，故呼唤隐士归来，这不仅是对汉代的《招隐士》贬抑山林之隐的反动，亦是对太康《招隐》诗自足于山林的寻隐尚隐的一次反拨。”[51]这一思想在王康琚的《反招隐》诗得以延续，且表露更为直截：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时，亦有巢居子。今虽盛明世，能无中林世。放神青云外，绝迹穷山里。鵾鸡先晨鸣，哀风迎夜起。凝霜凋朱颜，寒泉伤玉趾。周才信众人，偏智任诸己。推分得天和，矫性失至理。归来安所期，与物齐终始。[52]

诗歌开篇就表明两种隐逸观之别，诗中以伯夷与老聃，“放神青云”与“绝迹穷山”，“周才”与“偏智”比照，认为颐养“天和”，守持“至理”，脱略行迹而勿矫其性，就得成所谓的“大隐”，而且这种行而上的朝市之隐又明显优于行而下的山林之隐。在左思、陆机的《招隐》诗中山林清幽静寂故欲投身其中，而王诗中隐于陵薮是枯槁憔悴而艰苦的，只要适性逍遥，亦不必拘于山林，不妨当个逃离人世、藏身岩穴的“中林之士”。

3．隐逸诗作者与隐士之身份比较与思考

六朝后期，隐逸成为社会风气盛行于世。在士人看来，“隐”和“逸”有很大的区别。孔子曰：“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53]，“贤人之隐，义深于自晦，荷绦之隐，事止于违人。运闭故隐，为隐之迹不见，违人故隐，用致隐者之目。身隐故称隐者，道隐故曰贤人。……隐身之于晦道，名同而义殊，贤人之于贤者，事穷于亚圣。”[54]因此，他们不大重视“隐”的形式，庙堂之上，山林之中都可作为隐逸之所。辛谧言：“昔许由辞尧，以天下让之，全其清高之节。伯夷去国，子推逃赏，皆显吏牒，传之无穷。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贤人君子虽居庙堂之上，无异于山林之中，斯穷理尽性之妙，岂有识之者邪！是故不婴于祸难者，非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与吉会耳。”[55]这就把名教的庙堂与自然的山林之间的空间距离取消了。“从此，优游山林就不再仅仅是少数人鄙薄现实污浊以示高情远志的一种方式，而一变成为广大士人崇尚闲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56]

纵观六朝时期的隐逸诗创作，可以发现，大部分隐逸诗的作者并非真正的隐士，如陆机、左思等人，在官场上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诗人笔下的隐士生活与真正的隐士生活也有一定的差距，艰苦的隐逸生活被山林之趣所取代。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隐逸风气的盛行，世人追求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隐士生活，而是精神自由和人格尊严。同时，这也对隐逸诗的表达方式产生影响，“由于遗俗情怀的介入，去除了世俗悲欢之情，山水描写在诗中也就跃居主要地位。”[57]

三．六朝隐逸诗所表现的隐逸类型及其发展

1．隐逸诗表现的三种类型：

魏晋士人的隐逸方式大约可分为三种，山林之隐（身隐），朝廷之隐（朝隐）和介于两者之间的田园之隐（心隐）。

士人归隐除客观的社会政治因素之外，个人本身的性格因素亦十分重要。隐居山林，生活并非那么舒适，不少人过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生活。魏晋之际的孙登是有名的山林隐士，据《晋书·隐逸传》载，他“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58]但古代隐士追求的主要是精神、思想的自由，以及实现人格的独立和完善。从《晋书·隐逸传》所记载的数十名隐士来看，他们大都信奉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追求清虚、恬淡的生活，注重修身养性，力图摆脱世俗生活的庸俗和繁琐。许多人都是朝廷、官府多次征辟而不至。为了求得安心的生活，不少人入深山，依岩穴，作为自己的隐居之地。

两晋时期隐逸山林之人很多。《晋书·隐逸传》记载：公孙凤“隐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单布，寝处土床，夏则并食于器，停令臭败，然后食之。弹琴吟咏，陶然自得。”张忠隐于泰山，“恬静寡欲，清虚服气”，“居依崇岩幽谷，凿地为窟室。”山林之隐的生活十分艰辛，但对于这些性格恬淡，意在脱俗，要求人格独立的士人来讲，却以苦为乐。他们当中有人自己劳动，自给自足；有的授徒讲学，弘扬文化。同时，他们依然注重人格的修炼，轻物质而重精神。如郭文隐居余杭深山穷谷，余杭县令曾拜访他，送给他皮衣，郭文不收，县令执意让人把礼品放在他家中，郭文一直不使用，直到皮衣烂掉。回归自然，顺应自然，是山林隐士的人生理想。

“真实的隐逸（身隐）是一种殉道生涯，寂寞自守是以物质享受的消失为前提的。”[59]因此，真正的隐士并不多。这也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隐逸诗中所表现的隐士生活和真正的隐士生活总是有着一定的差距。于是一些人开始寻找能够连接庙堂与山林、精神与物质之间的中介，试图以此达到鱼和熊掌二者兼得的目的。这样，“朝隐”的出现便成为必然之势。最早揭示出这一生存方式的是汉代的东方朔：“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之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地金马门，宫殿之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60]东方朔是一个既不愿放弃世俗享乐，同时也不时表露出拔乎众类的人，因此建立了这种模棱两可的价值体系。有了它，曾被视为畏途的山林之隐就可通过“朝隐”来实现。它尤其切合两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士人的复杂心态。六朝的士族子弟一向养尊处优，在官场上也是尸位素餐而已，更别说让他们过自食其力的清寒生活，这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些人又是一批精神贵族，大多精通儒道经典。对什么是善恶，什么是高雅与低俗，什么是超拔与堕落，于理念上又有清醒的认识。

由东方朔明确揭示、由魏晋南北朝士人进一步扩充的“朝隐”观在早期儒家和道家那里已有暗示。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实际上已沟通了山林与庙堂的关系。庄子的“心隐”已是不拘形迹的精神之隐。对魏晋南北朝士人来说，所谓进退出处，实际上只存在着进与出，而不存在着退与处的问题。陶弘景的“山中宰相”之名便是出处同归的代名词。他一面吟咏“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61]一面又参与梁武帝有关征伐吉凶的咨询。就连以空无、清静为本的释道之徒，也频繁出入王公贵族的沉沉朱门，并引以为荣。

于是，“朝隐”进入了文学领域。何劭《赠张华》云：“既贵不忘俭，处有能寸无。镇俗在简约，树塞焉足慕。……举爵茂阴下，携手共踌躇。蹊用遗形骸，忘筌在得鱼。”王康琚的《反招隐》诗一反陆机、左思的思路，将仕隐连为一体。“山林之隐伤身伐性，所以，只是矫情的‘小隐’：这已将朝隐凌驾于山林之隐之上了。”[62]另外，袁粲、谢朓、庾信都明确地在诗中标举出“朝隐”的想法。其中以谢朓最具深意。大小谢所不同者就在于，“大谢的人格始终处在分裂与对立状态，即在对政治乐而不疲的同时又在诗中固执地背定山林之隐。”[63]小谢则试图调和矛盾，以求得身心的安逸：“蕺冀希骧首，乘流畏曝鳃。动息无兼遂，歧路多徘徊。”（《观朝雨》）[64]既然进退失据，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二者兼顾：“既怀欢禄情，复协沧州趣。”（《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65]

山林、岩穴之隐是古老传统的隐逸方式，其源头可追溯到周代的伯夷、叔齐。每逢乱世，总有人隐逸山林，但是山林之隐实在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朝隐固然可以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山林之隐的清高，然朝隐充其量是精神的向往，既不能享受自然之美，又不可能真正获得人格的完满和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心隐应运而生。心隐在晋朝被世人尊奉，名士们对于身处何地，是庙堂之上还是山林之中，皆不考虑，他们注重的是精神之隐，追求的是心灵的精神自由。这种追求来源于道家思想，尤其是庄子的“心斋”、“坐忘”。 道家追求的是一种忘世的自由，或者避世的自由。“避世”就是回避现实，“忘世”就是忘怀现实。但“避”和“忘”还是有所不同。避未必能忘，忘也不一定要避。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至隐于心。隐于心，便是“忘”，倒不在乎官居何位，身在何方。

东晋时期将“心隐”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刘惔，据《晋书》记载，“惔少清远，有标奇。……累迁丹阳尹。为政清整，门无杂宾。时百姓颇有讼官长者，诸郡往往有相举正，惔叹曰：‘夫居下讪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岂不以其敦本正源，镇静流末乎！君虽不君，下安可以失礼。若此风不革，百姓将往而不反。’遂寝而不问。”[66]刘惔信奉的是老庄哲学，因此，无论从政与否，他都有种悠然自得，得意忘言之感。在他死后，孙绰为之诔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这可以说是对“心隐”的最好注释。

文学上体现“心隐”本义的莫过于陶渊明《结庐在人境》。陶潜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之五）[67]心远地偏与禅理的归返是超脱尘嚣的心隐方式，境在寰中，神游象外，传达了庄周“心斋”的思想特征。

2．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既是隐士，又是诗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归隐南山，怡然自得。他向往自然，这种自然，既有自由之义，也有与官场相区别相对立的大自然，即田园自然。相对于官场的世俗生活，田园的归隐是能以自然本色生活的途径，是他精神逍遥游的翅膀。陶渊明的田园自然，与当时盛行的山水自然的内涵不同，与谢灵运式的贵族自然不同。他以隐居的方式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达到真正的自然境界。他是本色的、自然的，是出自自己的天性自然而归隐的。他将时代的风尚与个人性情的真实加以统一，从而实现了自然的隐逸。不仅如此，他以个人的天性，和诗酒躬耕的生活，将这种隐逸文化去俗取雅，从而实现真正意义的隐逸。无怪乎钟嵘在《诗品》中将陶渊明评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所谓的“隐逸诗人之宗”，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是说隐逸诗人之中，陶潜最有成就；一是说陶潜以后的诗人，都以陶诗为其写作之蓝本。[68]因此，他的隐士身份与诗文创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

陶渊明自然平易的人生观念，从根本上决定了他平易自然的诗风。他所孜孜以求的田园生活，其内涵具有朴素之美，这就为他的平淡自然的美学追求提供极为广阔的表现素材，从而达到天然的和谐。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表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浓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

陶渊明的田园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田园，从陶渊明的人生选择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为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四．六朝隐逸诗的影响

1．隐逸诗与其它诗歌类别的关系

隐逸诗歌由来已久，早在伯夷叔齐时代，他们就唱出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心声。一般来说，隐逸诗歌所表现的题材有两种：一种是单纯描写隐者自得自在的隐逸生活情趣，即以隐逸生活本身为描写对象。另一种是写乱世中人避世隐遁的渴望与追求，从中反映现实社会的痛苦、郁闷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提到，早期隐逸诗以抒情感时为主，魏晋之际则从抒情走向写景，以山林田园描写为甚。魏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文人借隐逸之名为自己求取功名，隐居山林成为社会风气，隐逸诗的主体也被山水田园描写所占据。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招隐诗，还是其他类型的隐逸诗，无一例外地大量涉及山水田园的描写，人们的山水意识更加自觉。但是在其中，山水田园已经不再仅仅是大自然的产物，“自然景物描写已超出物类相感的范围而透露出清朗远逸的精神气象，具有某种象征意味。”[69]这些自然景物已隐隐地传达诗人的某种心声，开始与现实社会拉开距离甚至形成对立。这无疑开拓了当时乃至后世山水田园诗歌的意境描写，自然山水日益成为审美观照的对象。随着隐居风气的流行，自然山水越来越走近人们的现实生活，或者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所在，现实的山水就是人们理想中的乐园。招隐诗中所表现的隐士栖遁之山水的歌咏与山水描写地位的凸显，对刘宋谢灵运的山水诗都不无借鉴与启示。

2．六朝后隐逸诗的发展情况

自从巢父许由以下，中国隐士不下万余人，其中事迹言行可考者亦数以千计。但却没有一段时期可以像六朝那样，出现数量如此庞大，如此集中的隐士队伍，六朝的隐逸文化也成为当时的文学主流。这其中固然有其外在的社会政治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六朝的玄学精神创造出隐逸思想盛行的环境。轻名利，注重自我，提倡人格的完善和精神的主宰，这些都为后代知识分子提供行为参照和精神归属。

六朝之后，隐逸风尚一直持续。唐代的隐逸大多是伴随着士人的品格自尊，而成为邀取功名的资本。像李白虽然醉心于功名，但是，功名不就，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隐居的状态，诗、酒、隐三位一体，构成独特的风景。《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就曾引用胡适先生的话来阐述这一点：“唐时尊重隐士，善于取巧的人便不再辛辛苦苦去考科第，而买山筑屋隐居起来，名气一大，自然有州郡的推荐，朝廷的征辟。在这种客观环境之下，必然地产生了隐逸的文学，来歌颂山水田园的清幽，鼓吹陶潜式的人生观。”[70]于是，在盛唐到中唐时代，隐逸山林蔚成风气，几乎有名望的诗人都有隐居的经历，如孟浩然、王维、韦应物等。大量的隐士诗人与大量的隐逸诗歌作品的出现，对于古典诗歌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唐代之后，情况有所改观，隐逸不再成为求取功名的手段。相对应的，隐逸诗歌中表现的思想也开始有所变化。林逋的“梅妻鹤子”、范成大的归隐和田园诗作继承了陶渊明的隐逸思想。而到了宋末，隐士因身经国变，“较有热情者悲不自胜，不复有专写山林风月之心绪也”。[71]

3．隐逸、隐逸诗的精神旨向及启示

隐逸思想的哲学基础，无疑是儒道两家共同构筑的结果，儒道两者也可以说是贯穿中国文化数千年的精神支柱。历代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都深深打上了儒道思想的烙印。仕进和隐逸，是士人们选择的两条不同道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对两种思想精髓的最好描述。道家强调柔静的一面，儒家则主张刚劲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境界，中国文人拥有的正直耿介的品格、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都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而疏世独立的精神、自由狂放的精神，则是受道家思想熏染的结果。有趣的是，这两种思想并非呈现出单一方面，而是共同渗入文人们的内心境界之中，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而已。士人的精神归属也因此成为一个有待讨论的话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目标，但值得一提的是，很少有人能够一帆风顺地纵横官场，绝大多数士人都是在仕进与隐逸中进进出出。隐者也并不是，或者说很少是终其一生的行为或是身份，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大都是先从政而后归隐。所以，才常常被称为“归隐”。“归”字很巧妙，它是回去的意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把做官从政视为人生旅途中的暂时现象，它并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什么？就是“隐”，一旦归隐了，才回到人生的本原，人性的本原上来。

结论

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六朝的隐逸诗及隐逸现象。隐逸诗指的是以描写隐逸生活为主要内容，以表达诗人逃离现实，回归自然之精神旨向的诗歌。

首先，从隐逸诗的发展历程来看，自先秦以来，隐逸诗沿袭着它固有的抒情传统一路而下，经过楚辞、汉招隐诗发展到六朝。可以说，六朝的隐逸诗在古代隐逸文化中占有及其重要的位置。它的出现标志着隐逸诗发展到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六朝隐逸诗之繁盛，与这时期自我意识觉醒密切相关。

其次，文学总是反映相关历史时代的特点，也总是在相应的世代背景中产生。六朝隐逸诗是在动荡的政治背景下，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的隐逸诗传统而产生的，它也是六朝隐逸风气和玄学思想盛行下的直接产物。

再次，从六朝隐逸诗本身来看，它主要表现了隐逸的三种类型：身隐、朝隐和心隐。陶渊明的诗歌则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田园诗歌及其表现的精神内涵为后人所尊崇，六朝之后的隐逸诗人，无不以效仿陶渊明为主旨。六朝隐逸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隐逸诗中蕴涵的老庄哲学以及自然平淡的风格，体现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儒道兼修的精神和回归意识。

致谢语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王玫老师给予我很多指导和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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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2]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孙立群著 南开学报 2001年第5期 P21－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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