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璀璨耀湘中
---浅谈邓显鹤对湘中地域文化的影响
摘 要：邓显鹤是清代著名学者、诗人、文献学家。他一生纂辑文献45种640 余卷，对湖湘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忠义血性的思想，弘扬了湘中地域的文化，影响着湘中地区人才的成长与发展。他是清代中期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百年文献泰斗，湘学复兴导师。
作为一代文献学家，邓显鹤在湖南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刊刻工作方面，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他“一以纂著为事，系楚南文献者三十年”。以搜录整理乡邦文献为己任，一意表彰先贤，著述等身，邓显鹤是以湘中地区人们忠义朴实、刻苦霸蛮的精神，来致力于孜孜以求的文献编辑事业。邓显鹤著述颇多，是“新化第一只书箱子”。邓显鹤是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教育家、文献学家.新化县曹家镇梓木冲人。道光二十四年始刻成《南村草堂诗抄》二十四卷，共1559首。陶澍在序中云“湘皋之诗，导源于魏晋而驰骋于唐宋诸老之场。雄厚峻洁，磅礴沉郁，情深而意远，气盛而才大。”邓显鹤深知船山著述的重要性，经过多方搜求，在船山去世150年后刊成《船山遗书》，第一次系统地编辑出版船山著作，船山学问才开始得到广泛传播，深深影响了湖湘乃至全国的士子。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就深受王船山的影响，他曾说“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给予王船山极高的评价。王船山是湖湘文化集大成者，但是没有邓显鹤就没有王船山。王夫之的出现，不只是结束了过往文人空谈高论、不切实际的学风，更开创了将理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相结合的新学风。湖湘文化因他而发扬光大。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受其师杨昌济先生的影响，多次去船山学社听讲，并在《讲堂录》中抄有王船山的多处语录以及杨昌济在课堂上讲解船山思想的听课笔记。1921年8月，毛泽东还利用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湖南自修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实践论》的过程中，认真研读《船山遗书》，并致信徐特立要求补齐所缺遗书各册。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两次为“船山学社”题词。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有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包括王夫之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合理性改造的一面。邓显鹤早年参加科举考试，中过举人，但他淡泊名利，“厌薄仕进”，以传承湘学作为自己的最高志趣。邓显鹤与两江总督陶澍是故交。陶澍很赏识他的才华，曾邀请他入幕治理盐政，被他婉言谢绝，他一心扑在文献编纂工作上。邓显鹤整理、刊行《船山遗书》的主张，得到了陶澍的大力支持。邓显鹤一生潜心著述，诗文创作都有很高的成就，但他更执着于湖南文献的搜集整理，编纂《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等书，被梁启超称为“湘学复兴之导师”。陶澍任安徽布政使时，曾邀邓显鹤编纂《安徽艺文志》，任两江总督期间，因其向他宣传王船山，陶为船山隐居地“湘西草堂”题写“衡岳仰止”之匾额，且赋“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之楹联。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期间，还为其撰写《咏松堂读书图》的诗钞。多少天朝人与事，最终都归风和雨，而只有邓显鹤的书卷，一经挖掘传承即可令历史才情不付东流水。他逝世后，左宗棠有挽联云：“著作甚勤，四海才名今北斗；风流顿尽，百年文献老南村。”曾国藩写的《邓湘皋先生墓表》的碑额即为左宗棠所篆。邓显鹤对湖湘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忠义思想的影响广泛而深入。“忠”在《说文解字》为：“敬也。从心中声。”“忠”是要求待人处事要尽心尽力，恭敬如一，处事要恭敬，待人要忠诚。义，作为儒家伦理道德范畴中的基本概念之一，“义”就是外表和行为举止都要适宜；“义”为伦理道德规范，常与“仁”连用，有尊长敬贤、事亲从兄等涵义。到了嘉道时期，清王朝开始衰落，忠义观也更注重经世致用。邓显鹤的忠义精神主要指对君主的忠诚、对国土的热爱、对民族的大义、与朋友的情义等，通过弘扬忠义精神来鼓舞普通民众的斗志。王夫之曾提出“史学经世”的口号，提倡实学。他强调“通经致用，有治人而后有治功，课绩考勤，有实心而后有实政”所以经世致用治学蔚然成风，邓显鹤深受影响埋头整理湖湘文献，为那些即将湮没的英雄或地方俊杰作志，以供后世学习他们的忠义精神。这一方面体现了邓显鹤的经世致用思想，另一方面反映了邓显鹤深厚的忠义精神。邓显鹤作为湖湘文儒，熟知湖湘历史名人事迹，便在搜集和整理地方文集过程中特别留意乡贤忠烈事迹，除了搜集刊刻其遗作，还会作序表彰其忠义事迹，甚至倡导为其建祠立传为后世所传颂。其一，不降新朝，不事二主。如邓显鹤在湘潭流水桥倡导为何忠诚公建祠，何腾蛟为南明大臣，因不降清军而被俘死于湘潭。又如邓显鹤访武冈东塔寺旁傅作霖墓，“修其墓，为文以祭”，傅作霖是南明兵部尚书，在武冈因不降清军被杀。还如在武冈威溪凭吊潘映斗、潘映星兄弟，他们因明朝灭亡隐居在威溪，屡次拒绝清廷的征召，感其端守气节，将其列入州志，请入乡贤祠。邓显鹤初次将王船山与顾炎武、黄宗羲等饮誉天下之人并列，赞赏王夫之在反清斗争失败后不为名利诱惑，隐居石船山，忠于故国的忠贞行径，彰显王夫之的气节，树造了一个鲜活的王船山形象。此后，船山形象由一个治学有功文儒扩充为忠于气节的斗士，最终成为晚清民族主义精神的一个标杆。其二，保卫地方，效忠殉国。清道光7年，邓显鹤官宁乡训导时，看到明末由于抵制张献忠作乱而殉难的宁乡县令邱龚及绅士136人的祠庙“岁久荒废”，在提议迁祠到义士庙未果后，便“拟通详大宪，上其事于史馆，请谥锡祀，以光盛典”，清道光11年，邓显鹤在长沙拜祭蔡忠烈公祠墓，念其在张献忠进攻长沙拒降破城被杀的忠烈，在得到蔡公的《悔后集》如获至宝般“顶礼捧归至案头，焚香雒颂一过”，再加上蔡公其他文集合刻为《蔡忠烈公遗集》，可见邓氏对蔡道宪甚为敬仰和推崇。清道光 26年，邓显鹤在邵阳修《宝庆府志》时倡建“邵阳前后五忠祠”，因为这些人由于抵御流寇，保卫地方而献身的乡贤先烈，所以邓显鹤希望通过给先烈建祠，供后人瞻仰。邓显鹤尤爱表彰各地忠烈之人，这些忠烈主要是不降新朝、不事二主，端守忠节之人，亦是忠于国家，保卫地方安宁，不惜献身殉国的忠义之人。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清朝，邓氏期冀先贤忠烈能引起当时人们内心的共鸣，鼓舞人们的斗志保家卫国。邓显鹤生活在晚清时期，亲历了国内白莲教、洪杨之乱等农民暴乱，以及西方列强入侵的鸦片战争等，这些内忧外患造成了当时政局动乱。具有忧患意识的邓显鹤，此时的忠义精神更加突出。他对地方忠烈的表彰，表达了在国家动乱不安之际，邓氏欲以树立忠义之楷模规劝世人忠于国家，莫要作乱。此时他为平定内乱和抵制西方列强入侵献言献策，无不体现其爱国拳拳之心，亦可谓是更高层次的忠义精神。鸦片战争后，邓显鹤在《与人言洋事及资遣流民论》详细论述了他对西方列强入侵的复杂情绪。清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时局困顿让邓显鹤对当政者产生质疑，对为苟且偷安而一味赔款求和的清廷抨击批判，邓显鹤作为一介文人非常关心国计民生，特别是西方列强入侵更加激发了邓显鹤内心忠义情结，他对当政者的激烈抨击批判完全是爱之深责之切的表现。邓显鹤“以友朋为性命，与其人善，终身不忘。”换而言之说明他重视朋友间的情义，如时任宝庆府知府的柳迈祖“厚视显鹤”，在柳迈祖病重时，邓显鹤去探望他，他哭着拉着邓氏的手让邓氏为他的著作“论定之”，当邓显鹤从桂林抵达广东时听闻柳迈祖逝世噩耗，不仅设灵痛哭，还为其遗作优先校刊，不负友人所托。清嘉庆 20 年，邓显鹤友人廖寅之子廖思芳因为误捕刘第五获罪而羁押在苏州，除了亲自陪朋友前往苏州，还找到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帮忙才救回朋友之子，可见邓显鹤视友如命，重视朋友间的情义。
邓显鹤对后学也颇为提携，如同乡魏源、何绍基、邹汉勋等都受到邓显鹤的赏识与关照，魏源在赴京赶考中，邓显鹤写诗勉励“子于乡闾中，乃独称相如。”后来又向陶澍荐举魏源入幕，协助陶澍处理江淮漕运治理。面对乡试落榜的何绍基，他作诗安慰“观其迈征志，直欲无往古。当为千岁计，琐琐不足数。”邹汉勋本默默无闻，是他邀其参编《船山遗书》而开始被人所知名。后来邹汉勋因官司陷入囹圄，又为之四处求助。正因师友间情深意笃，才有邓显鹤辞官归乡后“诸生切去思之感，有越数百里远来省问者”。《新化县志》称邓显鹤“其风义之笃，凡厚师门，念故旧，援引俊髦，捄人急难，均如饥寒穷困之迫于身。”可见无论是重视交游，还是提携后学，无不体现邓显鹤重视师友情义，不忘旧交，乐于提拔青年才俊，对穷困和陷入窘境之人施以援手。地域文化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湘中地域文化是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化，同时也是有温度的文化。“忠义血性”的湘中地域文化，是湖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湖南文化的宝贵财富。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湘中地域大体包括现在的娄底、益阳、邵阳、湘潭和衡阳、长沙、怀化的一部分，与古梅山地区的范畴基本重合。《宋史·梅山蛮传》记载的“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千里，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即今天洞庭湖以南，南岭山脉以北，湘、沅二水之间的资水流域和雪峰山区域。梅山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民俗文化，勤俭朴实，淳厚率实，豪爽尚义，勇敢倔强是其明显的文化性格特征。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是湖湘学派的理学经世致用，勤俭节约，勤学苦读的耕读文化，“忠义血性”体现在对朝廷国家的态度，执着坚持，常常有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精神，体现在忠义尚气，强悍朴实，吃苦耐劳。宋神宗熙宁五年“开梅”之后，湖湘文化以与时俱进的态势不断地熏陶和浸润梅山地区，梅山文化受到猛烈碰撞和激荡，梅山地区逐渐成为汉、苗、瑶、土家等多民族杂居之地。几千年来，梅山文化、中原文化和湖湘文化不断碰撞、交融、同化，形成了多元性而独具特色的湘中地域文化。形成了特定环境下的儒雅的“忠义血性”的性格特征。他们忍辱负重，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慷慨赴死。这些拓荒者将这种精神代代相传形成了倔强、英勇、强悍等“特别独立之根性”。“蛮”即“血性”，勇而无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梅山文化承载了湘中地区有形的历史和无形的精神，是湘中旅游的灵魂，也是区域旅游融合发展的最好纽带。梅山文化以开梅山前后分为两个特色鲜明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梅山原居民为生存而艰苦卓绝、蛮勇悍励不服王化的阶段，时间为宋开梅之前大约1000年间。宋开梅山后，梅山原居民一部分往西南迁徙，留在本土的渐渐被汉化。其文化属性亦呈现为外来文化同化的趋势，同化的结果使得后梅山文化既保留了率性蛮勇、乐观浪漫的民族天性，又汲取了端庄大气、厚重典雅的儒家文化精华，致区域内人才辈出。“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王夫之的血性担当是两种文化的典型代表。有清一代“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中国人才出湖南、湖南人才出湘中已是不争事实。梅山文化的内涵是历史的、发展的，它包含涵三个层面：其一，它是寻根的宗教文化。梅山先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迁徙和流浪，需要借助仪式或信物来保留自己族群的信息，这就有了梅山经书和认祖归宗一说。其二，它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地域文化。梅山地处湖南的中心，地理环境十分封闭，但开梅山后，经历了脱梅入湘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使人才的成长呈井喷状，造就了湖湘文化的早期代表人物魏源、陶澍、邓显鹤等。
其三，它是兼具浪漫性和务实性的世俗文化。这里的老百姓崇文尚武、生性达观，他们喊着号子劳作，放下锄头吟诗，习武成风且自成一派，大师辈出且独领风骚。岁月抹不去历史的痕迹，江河洗不尽积年的风尘。与历史对话中，可以使人生走向轻盈，思想变得丰满，性情也彻底地放达。湘中人柔情似水，但在民族危难关头，就会暴发英雄主义的气节。梅山自古民风强悍，不受封建伦理约束。梅山强悍的因子令梅山人好武敢死、坚忍不拔。邓显鹤作为地方文人，却颇受当时封疆大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重视，从邓氏去世后得到曾国藩为其亲撰墓表和左宗棠亲笔书写这种罕见待遇可窥见一二。邓氏之所以受到曾、左等人的关注，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邓氏与曾、左等人同为湖南籍贯人士，这种地缘优势使得他们拥有更多相识的机会。而邓显鹤在历史典籍校刊方面功底深厚，尤其是其校刊王船山学说使邓氏被人所知晓；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看重邓氏浓厚的忠义精神。清朝当时已是风雨飘摇，政治上吏治腐败，统治者不思进取，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但是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思想禁锢文化落后，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邓显鹤作为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渴望国家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对民众暴动，邓显鹤明显持反对态度。在这样的一个起义暴动频发的年代，邓显鹤热衷于表彰各地忠烈事迹，其用心良苦。湘军创始人曾国藩认为治军的首要是选将，曾言“行军之道，择将为先。”而选将的标准是“忠义血性”，如他说“有血性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认为“无忠义血性，终不可恃”。正是这种忠义精神造就了“湘军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我们姑且不论邓显鹤的忠义精神对湘军的治理有着直接的影响，但至少这一思想与湘军的主要将领曾国藩、左宗棠等的治军思想不谋而合。王船山的忠义精神是湖湘忠义精神的源头，由邓显鹤整理、刊刻船山遗书为桥梁，将其全面复活，影响曾、左等人，故才有“湘学复兴之导师”之说。邓显鹤的忠义精神从对君上的忠心上升到对国家和人民的深爱。除此之外，他的忠义精神还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即带有抵制西方列强入侵色彩。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时局中，邓显鹤虽人微言轻，但他以表彰先贤忠烈为旗帜摇旗呐喊，希望激发鼓舞民众的斗志，他的良苦用心并不输于在战场上浴血杀敌的忠勇志士。梁启超盛赞其为“湘学复兴之导师”，这说明邓显鹤对湘学复兴起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一方面与他对湖湘文化中的忠义思想的诠释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由于他对后来湖湘人才辈出产生了深远影响。以邓显鹤为代表的梅山文化人，身上总有着那种书斋浸淫的丰厚无论是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抑或主政新疆的左宗棠，或手执尚方宝剑的陶澍，之所以对邓显鹤如此痴情，不只是在于同是一处“梅山人”，而是对文化里寄存着的那份“湘学情怀”的共鸣。沧桑的南村、凄然的草堂以及终身笔耕、古籍流芳的邓显鹤体现梅山人骨子里流淌着的铁血忠魂。时至今日，放眼湘中，无论是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提出洋务运动，还是谭嗣同献身戊戌变法，蔡锷、黄兴引领辛亥革命，湖湘近、现代仁人志士的卓越之举，都或多或少受到王夫之思想的影响。邓显鹤刊刻《船山遗书》，推进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播，是近代湘学勃兴的关键之所在，它促进了近代湖湘文化内涵的变革和发展，促成了湖湘文化精神传统的转变，继而形成为继宋代理学之后湖湘文化发展的又一高潮。优秀的地域文化传统不仅是我们的“根”与“魂”，这种“忠义血性”精神在今天仍值得借鉴，进一步提升湘中地域文化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传承文脉，创新发展，让湘中地域文化展现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魅力和新时代风采。参考文献：
1.邓显鹤《南村草堂诗钞》，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9月第1版．
2.清同治《新化县志》。
3.《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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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青松、弘征：《邓显鹤湘皋先生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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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蒲清：《陶澍传》岳麓书社
9：《陶澍全集》岳麓书社
10. 湖湘文库：《陶澍的经世思想与实际》
11. 唐浩明《曾国藩》岳麓书社
12. 易强：《晚清残录》九州出版社
13. 陶今：《我的先祖陶澍》岳麓书社
14. 刘斌：《两江总督陶澍》中南大学出版社
15.《邓湘皋 湘学复兴之导师》新化文史第十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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