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庙起源于唐朝，从最初的武庙十哲，增至六十四名将，再到七十二名将，在宋太祖赵匡胤开创宋朝的时候已经是规模十分庞大了。不过也正是在宋太祖赵匡胤手中，进行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清洗武庙的运动，幅度之大令人咋舌。其清洗的借口源自白起，宋太祖赵匡胤认为白起杀降不配进入武庙。
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借口，实际暗藏玄机。
连同白起一起，被剔除武庙的名将一共有二十三名，大部分是以私德争议清除的，但其实是可以分成六大类型。
第一类：不忠，包括吴起、廉颇、彭越、王僧辩、吴明彻、王孝杰、李光弼等人，以及有争议的韩信。
第二类：不仁，包括白起、段颎、杨素。
第三类：自傲，包括韩信、关羽、张飞、 贺若弼等人。
第四类：争权，包括周亚夫、陶侃、史万岁、杨素等人。
第五类：功少，包括张齐丘、郭元振等人。
第六类：真冤，包括孙膑、邓艾、杜预、慕容绍宗等人。
第一类原因不忠是人数最多的，说明也是宋太祖赵匡胤最忌讳的一类名将。吴起先是在魏国出名，后又叛逃至楚国；廉颇因赵王中了离间计离赵归魏，后又入楚；彭越起兵反叛确实起兵造反过，也是事实；王僧辩迎立梁闵帝萧渊明，动机也有问题；吴明彻被北周王轨俘虏，而后投降；王孝杰早年曾被吐蕃俘虏过，缺少不屈表现；李光弼晚年被程元振、鱼朝恩陷害，曾拥兵不朝，这些都是属于不忠的表现。唯一有争议的就是韩信，可能是没有反叛之心。
吴起后来其实又移回去了，只不过画像丢到了庑下，庑就是大殿正对面两侧的屋子，不在主殿，地位还是很低。
虽然“黄袍加身”是后周太祖郭威首创，但毕竟是经过宋太祖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发扬光大的，他本身就是谋朝篡位者，不忠于后周，自然是很害怕底下的臣子也出现类似不忠的情况。所以宋太祖赵匡胤一定要清洗掉这一类名将，避免给世人留下错误的示范，同时强调为人臣子的忠诚度，来确保不会有人背叛他。
第二类原因不仁也是与宋太祖赵匡胤的军事策略相悖的原则。比如白起杀降，长平之战坑杀40万赵国军民，实属残忍；段颎作为凉州三明之一，对西羌的态度就一个字“剿”，也属于赶尽杀绝的类型；杨素治军也十分冷酷无情，饱受诟病。
宋太祖赵匡胤掌握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之后，要对天下进行统一战争，招降敌对势力的臣民是一项重要的军事策略。所以诸如吕蒙之流名将的安抚战法备受推崇，且效果也十分显著。比如在灭南唐的过程中，攻城的时候对方经常望风而降，达到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这对统一进程的推进是十分有利的。
第三类原因自傲主要是出于处理上下级与同事之间的关系的考虑。韩信在刘邦与项羽大决战之前要挟刘邦要做代理齐王，饱受刘邦忌恨；关羽、张飞也因为刁难下属而最终遇害；贺若弼则更夸张，自恃功高到了诽谤朝政的地步，这些都是为人臣子在工作上非常糟糕的表现。
宋太祖赵匡胤非常希望自己的臣子性格能稳重一点，多少要有点情商，做到不容易坏事。同时他也希望臣子能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上下级与同事之间和睦，减少矛盾，这对朝政的稳固也是很有帮助的。
第四类原因争权其实也是比较严重的类型。周亚夫曾劝汉景帝废掉太子刘荣，遭到汉景帝猜忌，这是属于介入争储；陶侃也曾与王导等权臣争权过，虽然后面及时退出，但毕竟还是干过争权的事情；史万岁与杨素互斗也是闹得很大，也属于很严重的争权行为。
宋太祖赵匡胤作为君主，自然是忌惮底下的臣子争权，不管是他们自己的权力还是储君之争，这些都是极为容易引起朝政动荡的因素，自然不提倡且需要扼杀在摇篮。
第五类功少指的是那一批容易被替换的名将。张齐丘确确实实是战绩不够，被剔除出七十二名将一点也不冤；至于郭元振战绩是属于勉强足够的类型，能力其实很强，但由于唐玄宗骊山讲武期间犯错被流放，就一直没机会建功了，实在缺乏发挥的机会，被剔除也情有可原。
时代一直在发展，随着时间积累，名将肯定越来越多，不管是六十四还是七十二之数，肯定是装不了那么多。尤其是唐朝，尚武精神十分强烈，名将辈出，堪称历史之最，占掉的名额也非常大。所以必须请功绩少的人出去，放有战绩的新人进来。
第六类真冤顾名思义就是真的冤枉的类型，实际是不应该被清除出去的。孙膑虽然跟同学庞涓有恩怨纠葛，但也是庞涓先迫害他才反过来复仇的，其私德一点也没有什么争议；邓艾灭蜀有功，却因被司马昭猜忌而遇害，实际没有任何谋反之心，而且后来还平反了，是没有争议的公案；杜预是晋灭吴之战的主要统帅之一，也曾在西陵之战中大显神威，功绩足够入七十二名将一点也没问题，为人也没有什么争议之处，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服务于司马家的缘故；慕容绍宗战绩也是足够，是不是因为他是鲜卑人受到歧视被踢了？
这一类名将被清除，我是找不到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也许是宋太祖赵匡胤个人喜好所致吧。
唐朝武庙的入选原则总体上更注重实际战绩、开创性战法、兵书理论、影响力等因素，至于武庙十哲或者名将们的私德其实不怎么介意。这其实跟唐朝的尚武风气有关，长期以来大唐任用将领不问出身与尊卑，甚至不介意是否是外族，所以入选的武庙十哲或者名将们会更具有代表性，公正性。
但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武将主导的藩镇割据局面逐渐形成，变成顽疾，导致统治者们开始忌惮武将集团。这使得此前的尚武精神大受打击，并且中唐、晚唐至五代十国期间都一直在尝试改革抑制武将，到了后周这里文臣制衡武将的制度已经初具雏形了。
宋太祖赵匡胤直接将其继承过来，并加以改进，形成了“士大夫治天下”的一套重文抑武国策。清洗武庙剔除白起、韩信、关羽等人，本质上也是为这一决策服务的。而且武庙本身就是按照文庙的规则来设计的，对忠义等公德与私德都也需要一视同仁地重视起来，所以武庙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加上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篡位上台的，尤其重视忠诚度的问题，更希望通过重新规划武庙来给底下的武将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总之这一切都是为了巩固统治，增加道德权重，然后在细节上分成了六大类型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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