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朝后的清朝官员
01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北京总理衙门。
一名英国使节造访总理衙门，并向办事官员转达了一则信息：本月，日本国已派兵入侵贵国的台湾。
官员们立刻面面相觑，难以置信。之后，此事确认无误，阖朝上下一片哗然。原来，日本以台湾牡丹社土民杀死琉球难民为借口，悍然派兵进犯牡丹社，并正式驻军台湾。
西方列强上门欺负咱也就忍了，现如今连这蕞尔小国日本都敢跑来占便宜，岂有此理！清廷一边照会日方，一边派沈葆桢率军经略台湾，最终以五十万两白银的代价化解了这次危机。
争端虽已过去，但此事带来的震动却久久不能平息。十一月五日，恭亲王奕䜣便通过总理衙门向朝廷上奏，请朝廷加强海防建设，并从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大方面提出框架建议。
被日本欺负，清廷自然也深感脸上无光，更何况这纸糊的海防，如何能维持自己的统治。正因如此，在接到总理衙门奏疏的当天，清廷便向李鸿章、李宗羲、沈宝桢等十几名地方督抚下达谕旨，命他们根据总理衙门的奏折详细筹议，针对六大方向梳理切实可行的条陈，限期一个月内回奏朝廷，不得空言塞责。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地督抚们纷纷上疏言事，提出自己的看法，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更是心潮澎湃，激动万分。
李鸿章一直以来都是海防的积极提倡者，这些年来他虽深耕洋务，但这海防建设却始终停滞不前，李鸿章早就憋着一肚子的话想跟朝廷好好说道说道，如今，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来了。
十二月十日，李鸿章向朝廷上交作业——《筹议海防折》，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和盘托出。朝廷让督抚们谈谈具体的海防实施计划，但老李却另辟蹊径，将矛头直接对准了西北塞防。
他认为，眼下大清国最大的威胁已不再是西陲边疆的游牧民族，而是从沿海入寇的西方列强，大变局下，中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方能抵御外敌。
然而，这当口咱大清不是穷嘛，新疆就算不打仗每年都要耗费军费三百多万两，实在是笔赔钱买卖。更何况现在新疆乱成一团，英俄等强敌环伺，即便收复了也难以长久守住，不如放弃新疆，专心搞好海防，以抵御列强的侵袭。
李鸿章言之凿凿，其他督抚们也纷纷从自身角度出发，除了为海防建言献策外，有建议全力巩固塞防的，也有请求主抓东北防务的，一时间封疆大吏各抒己见，滔滔不绝。
而正当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之际，一封加急奏疏也从西北送抵北京，上疏之人不是别人，正是陕甘总督左宗棠。
△左宗棠
02
早在同治四年（1865年），西北内乱迭起，而浩罕国军阀阿古柏也瞅准时机，在英国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并打算长期盘踞于此。清廷当然不愿坐视西北糜烂，于是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由他全权负责平定叛乱。
清廷对左宗棠是极为倚重的，在颁布筹议海防上谕时也没忘了他，给远在西北的左宗棠同样发了一份，希望听听他的建议。
左宗棠虽长期远离中枢，但他当即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朝廷大力建设海防，该不会影响到塞防的预算吧。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仅同治十一年至同治十三年，大清朝累计军费支出就超过六千万两白银，国家财政早已不堪重负，根本无法同时支撑海防和塞防。
于是乎，为了防范于未然，左宗棠遂赶紧上疏朝廷：“你们搞海防可以，但筹款一事应做长远考虑，可别打塞防预算的主意哦，到时候扶起东边，怕是又要倒了西边。”
李鸿章与左宗棠意见相左，相互冲突，而其余督抚们想法也五花八门，难以形成一致意见。清廷短时间内也难以取舍，于是决定召开扩大会议，再集中讨论一个月。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九日，清廷再次颁布上谕，命亲郡王、大学士及六部九卿官员进行廷议。
至此，从地方到中央，帝国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国防大辩论，其中，要“海防”还是要“塞防”更是此次讨论的重中之重。
礼亲王世铎、醇亲王奕譞、吏部尚书崇实、山西巡抚鲍源深等大臣作为坚定的海防派，是举双手支持李鸿章的。
鲍源深将内陆比作心腹，而新疆则为四肢，轻重缓急，不言自喻。崇实更加直截了当，他认为新疆就是个穷荒之地，并没有什么大用，不如放弃。
作为宗室的奕譞同样认为与海防相比，新疆并不重要，他的意见是赞同李鸿章的提议，请暂罢西征，将西征军费转为海防经费。世铎也认为海防已刻不容缓，应该现在、立刻、马上筹办。
通政使于凌辰、山东巡抚丁宝桢、湖南巡抚王文韶等大臣则属于塞防派，认为北边的俄国才是朝廷真正的心腹大患，选择站在左宗棠这一边。
于凌辰和丁宝桢都认为当下西征战事紧急，如果一味筹措海防，必然造成边塞空虚，特别是俄国对清朝龙兴之地东北早已垂涎三尺，不可不防。王文韶也主张全力打赢西征这一仗，海防应从长计议。
随着廷论的深入，海防派逐渐占据上风，塞防派则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事关重大，清廷于二月初三单独给左宗棠下密旨，将廷议情况如实告知，并再次征询其意见：“朝廷现在统筹全局，究竟应该如何办理，你须斟酌考虑，妥善筹划后详细上奏。”
果不其然，情况远比左宗棠原先担忧的还要糟糕，因此，他赶紧在三月初七再上一折，这一次，左宗棠提出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折中方案。
左宗棠表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同样重要，无论支持哪种观点，都是朝廷的忠臣。但奈何当前塞防形势更为紧迫，应当移缓就急，倘若新疆不守，则边陲要地尽失，届时没了战略缓冲地，边防形势反而更加严峻，军饷耗费更多，同样会拖累海防的建设。
另外，左宗棠结合当前形势，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西北用兵方略，言明收复新疆已胜券在握。还不忘补充道：“这些年来，各省关拖欠臣军队的饷银，累计已超过三千多万两白银。”什么塞防军费转成海防经费，某些人想太多啦。
话虽客气，但意思却十分笃定，左宗棠就一个态度：新疆，老夫这一次是收定了！
03
大清国朝野内外都在为“海防”与“塞防”争论不休，而这样的大热闹又岂能少得了蓝星最强搅屎棍——英国。
△英国公使威妥玛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大清政局的走向。即便威妥玛并不看好阿古柏，但英国当局此时正极力扶持阿古柏，因此给威妥玛的指令便是阻挠清廷收复新疆。更何况支持李鸿章等人大搞海防可促成中英舰船贸易，还能赢得海防派的好感，扶植在华势力，更符合英国利益。他唯有使出浑身解数来完成这一任务。
而相较于大清朝堂上直来直往地各抒己见，英国人的套路就高明了不止一星半点。威妥玛最先想到的便是用报纸引导舆论，以此潜移默化地改变清国朝臣们的政治主张。
彼时，英国商人已在中国投资设立了如《字林西报》、《北华捷报》等报刊，其中尤以《申报》最为知名，甚至已经成为中国政界及士大夫们获取时政信息的重要来源。
于是，在威妥玛的授意下，《申报》等主流媒体开始频繁发布关于“海防迫切”以及“新疆无用”的文章。
清廷第一次颁旨令督抚们上疏建议后，《申报》便立刻刊发了《论喀什噶尔事》等专题文章，不断强调：“新疆屡叛屡征，虽然看似已经归化，但耗费钱财仍不计其数。以中国有限的财力来填新疆这个无底洞，真的值得吗？”并且不忘提出自己的馊主意：“不如将其看作越南、蒙古，戈壁之内仍然是郡县，而戈壁之外则是藩国。这样每年可以减免不必要的开支，也可以免除无尽的烦恼，虽然不在中国版图内，但也仍是中国的属国。”
可怕的是，李鸿章等人果然受其蛊惑，将《申报》的上述观点作为自己《筹议海防折》的部分论据。
非但如此，《申报》不惜捏造新闻，散布诸如清军西北惨败、阿古柏与俄国结盟一同对付清廷等不实消息，以此恫吓清廷，妄图使其知难而退。
更有甚者，《申报》极力鼓吹清廷因西征筹借的外债使用失当，应该只能用于发展建设，而不能用于战争，否则必然无法偿还债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清廷筹集西征军费的难度。
每当清廷内部讨论进入关键时期，此类报道便铺天盖地而来，混淆视听，蛊惑人心，严重影响各级官员与清廷中枢的决策，而清廷大部分官员则浑然不觉。翁同龢就曾怒斥过《申报》，指责其报道失真，事实只占十之四五。
所以说，传媒是一件永不过时的武器，过去是，现在仍是。
除了上课洗脑以为，威妥玛也多次撸起胳膊亲自下场，不断游说、恐吓李鸿章、总理衙门等放弃新疆，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很显然，有了英国人不遗余力地掺合，局势变得更加倾向于海防，收复新疆的声音也随之越来越弱。
然而关键时刻，有人突然站出来力排众议声援左宗棠：
“中国万万不可失去新疆！”
04
一开始，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是倾向于支持海防派的。
△瓜尔佳·文祥
适逢日本侵台事件爆发，文祥亦深知日本狼子野心，认为当下最要紧的便是对抗日本。但在收到左宗棠三月初七的奏疏后，文祥立刻意识到新疆的重要性。
一方面，文祥认识到清朝疆域与明朝不同，面临的国防压力也完全不一样。明朝九边之外都是敌国，因此需要据关自守；而清朝与蒙古则是臣属关系，明朝那套已经不再适用，必须妥善经营西北，才能长治久安。
更重要的是，一旦纵容新疆贼寇坐大，以后必定袭扰陕甘、蒙古等地，蒙古不堪袭扰又会转而入侵内陆。到时候，首都北京就又会像明朝那般成为战争前线，西北有虏寇，东南有列强，腹背受敌更难招架。
新疆在，则大清安，当下不如赶紧西征收复新疆，速战速决，待塞防稳定后再专心抓海防建设。
随后的廷议中，文祥虽重病缠身，但仍竭尽全力支持左宗棠的观点，坚决反对只顾海防，放弃新疆的论调。文祥是恭亲王奕䜣的死党，同时深受慈安、慈禧两宫太后的信任，有了文祥的鼎力支持，形势很快开始逆转。
光绪元年（1875）三月二十八日，清廷正式采纳左宗棠海防、塞防并重的建议，并任命其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新疆军务。同时，清廷更是调回了此前参与西征的景廉和袁保恒，左宗棠再无掣肘，终于可以放手一战
而对于海防，清廷也予以肯定，赋予李鸿章、沈葆桢等人较大的自主权，令其筹办包括北洋、福建、南洋水师在内的各项海防事宜。
至此，关于“海防”与“塞防”的清末大论战终于告一段落，但对于左宗棠而言，这才只是他为收复新疆迈出的第一步。
接下来，他将不得不面对下一个难题：
钱！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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