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文献视域下中日传统医学药量的比较研究
——基于中日医学经典文献的考察
萨日娜**
【摘要】本文从计量文化的视角出发，围绕一些中日医学经典著作，探讨了中日传统医药计量之间的关系。中日传统医生的用药和处方，多数随着度量衡的变迁而变化，有的则仍然沿袭旧制。当代的医师如果要对古代医书中有关方剂之组成和用药剂量有较全面的认识和较准确的应用，就需要对历代度量衡的变化和医家所采取的措施有所了解。比较中日传统药物计量，也可发现二者之间的承继关系，更能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药物计量的发展也会受到当时的社会、人文和经济的影响，但从计量文化的视角来看，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有追求标准化、精确化的客观需要。
【关键词】计量；中医；汉方医；药量
一
引言
一服药，用量过多就是毒，用量少则不起作用，需要找到最佳的剂量才能药到病除、治病救人。如何把握这个量呢？在传统中医和汉方医学中，是用何种计量用具来称量药物的呢？在中日传统医学发展的历程中，药物计量的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学者认为，同样的药，日本人用的药量就比中国人的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虽有学者做过考证，但结论很不一致。
度量衡是计量长短、容积、轻重的标准的统称。度，计量长短；量，计量容积；衡，计量轻重。中药的计量单位，古代有重量（铢、两、分、钱等）、度量（尺等）及容量（斗、升、合等）等多种计量方法，用来量取不同的药物。此外还有可与上述计量方法换算的“刀圭”“比”“撮”“权”等较粗略的计量方法。由于古今度量衡制的变迁，后世多以重为计量固体药物的方法。
关于中药的计量相关问题，丘光明《天平、杆秤和戥子》[1]和程颖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传统权衡器具设计研究》中有论述[2]，另外李具双《汉唐时期药用衡制及量值考》，程先宽等《〈伤寒杂病论〉剂量溯源、传承及展望》，胡晓峰《试论〈伤寒杂病论〉的药学成就》，何世民、郭忻《东汉药物剂量衡单位考析》等论著中也有详细考察。[3]
日本的传统医学———汉方医深受中医的影响，其计量单位跟中国传统计量有密切联系。关于汉方医的计量相关论著有岩田重雄横田俊英的论文[4]和桥本万平《计测的文化史》[5]，还有日译《本草纲目》第15册「度量衡に就て」，高取治辅「和漢分量考」、藤平健「薬方の分星についての考察」、大塚敬节「漢方治療の実際」等论著值得参考。[6]
中日传统医生的用药和处方，多数随着度量衡的变迁而变化，有的则仍然沿袭旧制。当代的医师如果要对古代医书中有关方剂之组成和用药剂量有较全面的认识和较准确的应用，就需要对历代度量衡的变化和医家所采取的措施有所了解。
二
传统中医的药物剂量
中药的剂量，是达到一定治疗作用所宜用的药量，其计量标准是依据了多年的传统和经验积累。理想的剂量可达到三个“最”，即疗效最好、最大，不良反应最小。
从度量衡发展的历史来看，汉代是我国度量衡的完善时期。《汉书·律历志》首先明确了五量制，即铢、两、斤、钧、石。《律历志》中有“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二十斤为钧，四钧为石”[7]的记载。其衡量关系为：24铢=1两，16两=1斤，20斤=1钧，4钧=1石。南北朝时期的医学家陶弘景（456～536）在《本草经集注》中记载“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虽有子谷禾巨黍之制，从来均之已久，正尔依此用之”[8]，这与《律历志》所记载的衡制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陶弘景的药秤在铢、两之间多了“分”这个单位，其衡量关系是6铢=1分，4分=1两，16两=1斤；他又考察“分”这个衡量单位的起源，即“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即南北朝时期才有“分”这个衡量单位。[9]
随着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的更替，度量衡的标准变化也很大，一般来说，医学典籍中所谓的“古制”比“今制”小，尤以汉制跟后期相差最大。古今分量的差别，虽经后人做过考证，但结论很不一致。而历代医药家的用药和处方，多随当代度量衡的变化而变化，有的则仍然沿袭旧制。
东汉末年的著名医家张仲景（约150～215）开创了中医辨证之先河，被中医界尊为“医圣”，其著作《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学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善的专著，其中所载医方被奉为经方。一些计量单位如斤、两、分、铢制，其实在《伤寒杂病论》中已有使用。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衍变，其中的药物计量及经方用量的传承如何，今天的药物计量是否继承了其原初用量特点，值得考察和分析。
1981年，我国考古学家发现汉代度量衡器“光和大司农铜权”，被认为是推算汉制的权威标准，其与张仲景同年代，为12斤权，重量2996克，每斤约合250克，汉代的斤和两的进位是16进制，16两等于1斤，所以1两等于15.625克。为了换算方便，汉代的1两相当于15克。现代对中药计量采用公制，即1公斤等于1000克，1两（16位进制）相当于30克，1钱等于0.1两，所以1钱相当于3克。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张仲景在继承《黄帝内经》基本医学理论基础上延展整合，结合临床实践，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及宝贵经验。然而，《黄帝内经》虽然内容丰富，但其以理论为主，缺乏方药，所载的方剂数量偏少，全书仅有十三个药方。《汉书·艺文志》记载有“经方十一家”，但由于历史变迁，年代久远，《黄帝内经》之前，或与其同时代的一些古方书尽佚。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为现存医籍中最早记载方剂的医书，将仲景方药用量与其用量比较，可以看出经方剂量愈来愈精确。[10]学者研究发现《五十二病方》所用剂量单位多是数量、拟量或估量性的，如枚、束、大围束、颗、杯、大如指、把、撮、三指撮等。除以上不确切的药物剂量外，《五十二病方》也采用了当时的度量衡单位，主要是长度单位的寸、尺，和容量单位的合、升、斗，极少用到重量单位，如没有铢、两、斤等单位。[11]
《伤寒杂病论》中使用的药物计量单位多为东汉时期通行的度量衡单位。其中的重量单位、容量单位、长度单位虽有固定量值，但用以称量药物则是不精确的估量。如尺，只使用了2次（麻子仁丸、厚朴大黄汤）；寸，只使用了1次（蜜煎方），多数情况下用的是估量性单位，如大枣用枚、葱白用茎、生姜用片等计量单位。这些计量单位虽然不规范，但因使用方便，至今仍在中医临床中沿用。然而，《伤寒杂病论》中已经使用标准的计量单位，尺和寸，这说明在用药的精确度方面，这本典籍有显著进步。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中医方剂形成的早期，药物剂量多为估量，随着方剂由单方向复方发展，药物剂量也从估量向精确进步。促使药物剂量精确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诸如社会度量衡的普及、药物贸易的兴旺、对药物功效及毒性认识的加深等。但最核心的因素还是由于复方的配用剂量发展的需要，这要求各种药物按其功效在方剂中有一定的比例，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共同发挥治疗作用。[12]
由于张仲景的经方论理明畅，辨证准确，立法严谨，组方全面，用药精当，故历代医家对经方推崇备至，对经方剂量传承颇为关注。然而自汉以降，由于朝代更迭、制度变迁，度量衡在不断变化。对于经方剂量的传承及折算，历代医家存在或一致或不一致的看法，影响到药物的疗效。
一些学者认为，从新莽至唐末的几百年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药秤衡制，这是汉唐医家代代相传、虽经多次朝代的变迁而沿用不变的药用衡量单位，其衡值也是相对稳定的；汉唐时期的1两折合今制约13.8克，自汉至唐，均采用斤、两、分、铢制。[13]
关于古代医家用药剂量问题，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唐时权量是大小并用，太史、太医则仍沿用汉代古制。又据《唐六典》论述：晋唐之间的秤，其量制虽是汉秤的三分之一，但晋唐书中的用药量仍与汉代相同。
晋、唐、宋的度量衡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当时国家规定，医药和天文是关系到人命和国家兴衰的大事，故度量衡均用旧制，其他行业用新制。在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中，药物计量仍然保留的是汉制。
如上所述，唐秤有大小两制，小秤与汉秤相同，只限用于“合汤药”等。《晋书·律历志》指出原因是“医方人命之急，而称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关于医方用药量的进制法，宋代《证类本草》曾引《名医别录》指出：“古秤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又据文献记载，唐代将铜钱一枚的重量作为衡的单位，称为一钱，代替了以铢为单位的旧制。
宋朝以前的中药书用的是汉制。由于《伤寒杂病论》成书于东汉末年，后世医家如陶弘景、孙思邈等有关药物剂量的论述，均与东汉药物剂量衡单位密切相关。因此，对东汉药物剂量衡单位的考证，成为中药古今剂量折算的关键。
宋朝在各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包括中药的服用方法以及中药剂量。宋朝有一种独特的服药方法———煮散，就是把药物做成粗散，煮过后连药渣一起喝下去。这种服药方法能较好地保留药物的挥发性成分，并使药物的有效成分充分浸出，这意味着此前医书中记载的用药剂量一定要减少，因此，宋代的医者在具体的实践中便采用了当时的度量衡制。就衡重而言，宋代用了斤、两、钱、分、厘、毫等单位。明清以来，普遍采用16进位制，即1斤=16两=160钱。现在中国对中药生药计量采用公制。
《伤寒论讲义》中写道：“处方应用者，一方面根据前人考证的量制折算，更重要的是依据临床实践。汉代一两折合为3克。”(1)[14]这段话反映了医家常依据临床经验，以各自的习惯剂量用药。依据该书说法，汉代1斤等于16两，则汉代1斤应为48克。《伤寒论讲义》的剂量折算法，被当代中医书籍广泛采用。一些学者在研究各类文献后得出结论，这种剂量折算法主要源于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2)[15]其中提出“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16]。作为明朝人，李时珍所说的“今”当指明朝。“今用一钱”中的“一钱”，应指明朝时的1钱。据考证，明朝的1斤约为596.8克。[17]以明朝的衡量单位1斤等于16两，即等于160钱类推，明朝1钱当为3.73克（596.8除以160而得）。李时珍所说的“古之一两”，此“古”泛指明朝以前各代，其中当然包括东汉时期。李时珍认为，古代1两相当于明朝1钱，即3.73克。由于古代1斤等于16两，故古代的1斤应为59.68克（3.73乘以16）。[18]《本草纲目》又指出：“古之一升，即今之二合半也。量之所起为圭，四圭为撮，十撮为勺，十勺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五斗为斛，二斛为石。”[19]另有一些古代量数，常见的有方寸匕、钱匕、刀圭，以及不应用度量衡的单位而仅用一些估计性的称谓，如枚、束、片等。
这些都很难准确地折合成现代计量单位。按上述记载，可将古今剂量换算简化为：古剂1斤，合今16两，500克；古剂1分，合今8克；古剂1两，合今10钱，每钱约3克。例如，制备乌麻地黄酒，需王斯油麻6斗5升，生地黄4斗，丹参、生石斛、牛膝、杜仲、萆薢、生姜各5升，人参8两。各药用量的换算是，王斯油麻12.5千克，生地黄10千克，丹参、牛膝等各1千克，人参240克。对于斗、升、合、匀等单位的换算，《本草纲目》所载方法比较合理，且易于计算，即1斗约为2500毫升，1升约为250毫升，1合约为25毫升，1匀约为2.5毫升。
《本草纲目》中又有“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的记载。清代汪昂在《汤头歌诀》中写道，“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是矣”。这种“一两折合一钱”说对后世影响很大，1964年出版的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伤寒论讲义》沿用这个观点，认为“关于剂量之标准，古今不一，汉时以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即二十四铢为一两。处方应用时，一方面根据前人考证的量制折算，更重要的依据是临床实践。凡论中云一两者，折今约一钱。云一升者，按重量折今六钱至一两不等，按容量可折60至80毫升”，之后的历次全国统编《伤寒论》教材，历时二十余年没有吸收新的内容，仍沿用此说，只是将1钱改为3克而已。[20]
可以认为，宋代到清代，度量衡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以，其后的医学书中基本用了宋代的度量衡制。度量衡在我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变化，但是在中医药方面如果理解得简单一些，就是宋朝以前是汉制，宋朝到1949年以前用的是宋制。
三
汉方医中的药物计量
中国传统医学计量在日本的传播，跟中日之间本草学与医药学的交流有密切联系。这种交流以相关典籍为载体，这些典籍与其他汉籍一同承担着传播文化的使命。从第一部传至日本的中国本草学著作，是公元5世纪通过朝鲜半岛传至日本的。之后遣隋使、遣唐使大规模来华，直接带回诸多医药学相关典籍。如《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藤原佐世撰，成书于891年）中的40类书里，医方家就有166部1309卷。[21]在《通宪入道藏书目》《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中，医书、本草书的著录同样引人注目。
江户时代（1603～1868），幕府红叶山文库也很注意医书的搜集。据上野正芳氏调查，内阁文库收藏旧红叶山本医书共375部，其中除去和刻本、韩本（高丽本）、宋至清的抄本之外，唐刊本医书为323部。这其中约三分之二是德川家光（1604～1651）到德川纲吉（1646～1709）时代收集的，除去乾隆刊本等一部分外，其余全是德川吉宗（1684～1751）时代收集的。上野氏认为，幕府对兵书和医书具有同样的收藏倾向，并对此进行了考证。他推测，对于武士来说，医书和兵书都非常重要，因而幕府很早就注意搜集了。[22]
唐船贸易中携带的大量书籍中也有不少医学、本草学著作。如正德元年（1506）的54艘唐船中，有6艘载有书籍，其中第51号船的书籍目录最为详细，大体上有经书、笔记小说或传奇、史籍及医书、本草方面的书籍。与医药相关者为：57.《本草纲目》52卷40册；74.《幼科全集》21卷8册；81.《内经素问》10卷8册；82.《本草经疏》30卷12册；83.《医宗必读》10卷8册；84.《圆注难经脉诀》8卷。从中也可看出，医学典籍在汉籍交流中占有不小的比重。[23]
在中日传统医学发展的历程中，随着这些医学著作的传入，日本的医药用量也在发生变化，但是较为混乱，具体变化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深入研究。有些学者认为，同样的药，日本人用的药量就比中国人的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虽有学者做过考证，但结论很不一致。
日本著名医学家、博物学家贝原益轩（1630～1714）所著的《养生训》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の世、医の薬剤は一服の重さ六七分より一匁に至る。中夏の薬剤は、医書を考ふるに、服三匁より十匁に至る。東垣は三匁を用ひて一服とせし事あり。中夏の人煎湯の水を用る事少く、薬一服は大なれば、煎汁甚濃して、薬力つよく、病を治する事早しと云……[24]
按照贝原的观点，中国人比日本人健壮，肠胃功能更好；日本的药物种类比较少，多数从中国和荷兰等国舶载输入，故价格昂贵，所以药的剂量相对变少。诚然，江户时期的日本医生用药比较慎重也是一个原因。
日本1759年刊行的《医者谈义》中提到，宋元以及明朝的方书中古代的3两等于当时的1两，古代的1升等于当时的1合；日本江户时代的80目等于明朝的半斤，明朝的1斤等于160目，这是“广秤”，也就是“大秤”另外，半斤为“半秤”，也就是“小秤”。书中对明代和日本江户时代的药物计量进行了换算说明。
日本计量学家岩田重雄在一次访谈中谈道：“因经历南北朝的战乱，（日本）当时的实际质量是汉代的三倍左右。因此，唐代的时候把前期的量制称作'小两’，之后的称作'大两’，以示区别。传统中医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也效仿了这一做法。由于人的体格几乎没有变化，所以医药用量就使用了'小两’。然而，随着'大两’流行，人们却逐渐忘记了这种变迁过程。所以，原本应该是14.37克的1两的质量，在中国是3～32克，在日本大概是0.5～2克。”[25]这与中草药的剂量有很大的差距。
日本江户时代解剖学家山胁东洋之子山胁东门（1735～1782）也在书中详细谈到医药的计量问题。他认为，中国的药用剂量有时候可能会达到日本药物的10倍之多，其原因是中国人吃肉比较多，口味比较重，所以用药的剂量也会多一些。他在书中也谈到中日计量的差距。
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医者们认为汉之1两相当于1～1.6克，如粟岛行春氏认为相当于1.6克，大塚敬节氏等考证为1.2克，龙野一雄氏考证为1.0克，[26]此说的依据源于陶弘景，定名于孙思邈。[27]陶弘景《名医别录》有两段文字：“古秤惟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与《汉书·律历志》“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相比，“神农秤”正好相当于汉代通用秤之十分之一，折合为现在的1～1.6克，此观点一直被日本汉方医家所遵循，为日本汉方的常用量。陶弘景计算法算出的重量特别轻，容量特别小。实际上陶弘景之后，没有人按照这个计算法来推测仲景用药剂量。[28]
日本传统医学中有不少派系，其药物的使用量也有所不同。有日本学者考察了汉方后世派的开山鼻祖之一———曲直濑道三的药用量和服药方法。[29]他们在道三的《翠竹庵答问书》中发现了他所使用的药用量及服药方法。关于药用量的记载如下。
大明ハ10文目ヲ1両トス，2文目半ヲ1分トス日本，京目トハ5文目ヲ1両トス，1文1字ヲ1分トス，薬秤也。日本，金目トハ4文半目ヲ1両トス，1文半字ヲ1分トス，金秤也。坂東目トハ4文目ヲ1両トス，1文目ヲ1分トス，薬モ金モ也。[30]
即，“大明十文为一两，二文半为一分；京目五文为一两，一文一字为一分，药秤也；日本，金目为四文半目为一两，一文半字为一分，金秤也。坂东目四文目为一两，一文目为一分，药金也”。
依据这段记录可知，17世纪日本药物用的秤的量值是明代中国（1两为10分钱）的一半（1两为5分钱、4.5分钱、4钱，钱=匁）左右。
日本的药秤比中国的药秤量值要少一半，据说是14世纪，日本医学家竹田昌庆（1338～1380）留学明朝，回国后制作的。在竹田定祐（昌庆的曾孙，1450～1528）所著的《月海杂录》中可以看到以下的记载。
吾師ノ祖父，帰朝ノ後，唐ノ秤，半ヲツクリテ，半ハカリト号スルナリ。ナニニテモアレ，1剤アワセツレバ唐ノ半剤ニ相当物也。祖父永和4年帰朝ノ後，五条ノ宿所ニテ此秤ヲ作リテ，今モ3代ツカイ玉フ，唐ノ半秤ト云ウモノ也。[31]
即，“吾师之祖父，归朝之后，制作了与唐[32]之秤一半的秤。之所以这么说，是其1（份药物）剂量是唐之半剂量。祖父永和四年（1378）归朝之后，在五条的住所中制作了这种秤，距今已使用了三代，将其称作为唐之半秤”。
通过这段描述可以知道，曾到明朝留学的竹田昌庆，回日本后制作了一种被称作“唐半秤”的量具。这种秤类似于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主张的“古秤”，是一般秤的二分之一。竹田的“唐半秤”被后世日本人称作“半秤”，应该专用在药物的称量中。15～16世纪以后的一些日本文献也记载了这种“半秤”的衡器。
四
结语
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生病吃药时，常听到一起留学的朋友建议：日本的药一定要加倍吃才管用。朋友还告诫说：“咱们中国人饮食比较油腻，不是很清淡，所以吃药的量一定要比日本人多。”这有些类似于前文中所提到的江户时代山胁东门所论之中日药物剂量不同的缘由。反之，也有日本人来到中国后感到中国医生药物剂量过猛、过多等说法。日本学者真柳诚曾根据亲身经历探讨了中日药物剂量及计量单位不同的原因。[33]在北京生活的三年期间，他跟妻子、朋友（日本人）经常感到喝等剂量于日本医院的葛根汤根本不发汗，不起作用。又服用含有几十克地黄（过量）的处方药，也没有感到肠胃不舒服。他结合自身经历，考察了中日药物制剂之间存在的差异。关于两国传统医药剂量不同的原因，他指出，并非现在才有这种现象，早在江户时代，乃至更早就已经出现类似情形。他也发现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医学典籍中可以考察到相关记载，但并不完全同意贝原等学者提出的观点。他通过研究总结了中日药物剂量不同的几个原因。第一，药材质量问题；第二，水质问题；第三，耐药性问题等。但讨论耐药性问题时他又分析了中日饮食习惯的不同，从而指出，吃过于油腻或过于辛辣的人可能要喝大剂量的药物；饮食结构和地区生活环境不同，药物剂量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同根同源的中日传统医学中仍然出现各种不同的、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或许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投入精力、潜心研究中日传统文化瑰宝———中日传统医学的魅力之所在吧。
此外，考察中日传统医学中的药物计量时可以注意到，临床经验取得较好疗效之际，医家往往推测自己使用的有效剂量即是古方剂量。这种推测看似合理，但他们忽视了中药计量单位和煎煮法的历史变迁，故这种推测的结论有时候会有偏差。药物的计量单位会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如历史上的度量衡变化、社会环境、人文要素和经济发展均与之有关。比如，中国汉唐时期，方药占有较大比例，但是自安史之乱开始，各地割据战争不断，交通停滞，药材难得。为了节省药材，有些医家将汤剂改为用量较小的煮散。有学者谈道：“唐自安史之乱，藩镇跋扈，至于五代，天下兵戈，道路艰难，四方草石，鲜有交通，故医家省约，以汤为煮散。”[34]对于病势轻微的普通病症而言，煮散剂只需要较小的剂量即可达到和汤剂同样的临床效果。可见采用不同剂型的方药治疗疾病，所需药材的剂量是不同的。
随着对传统药物、经方剂量的科学、实事求是的研究，学者们一定会找到中日传统药物计量的原貌。对于医学界来说，有疗效、起作用是硬道理，而中药或汉方医中药物的剂量无疑是决定疗效的关键因素之一。日本学人渡边熙谈到“汉药之秘，不可告人者，即在药量”[35]。当今研发新药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寻找能够提升复方疗效、使多个药效指标达到综合最优的药量与比例。如果国家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应用现代自然科学知识、技术与研究方法，对古今中日传统医药计量进行系统研究，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ND
本文发表于《中医典籍与文化》
2021年第二辑（总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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