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祝福》新论
——以叙述视点和叙述分层为切入角度
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 龚金平
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看，“讲述”一个故事，结构一个可供观看或阅读的文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谁来讲述故事？在一个叙述文本中，一个叙述者代表一种叙述视点（角度），规定着事件信息可以展开的范围、叙述立场的选择，影响着叙事进程，提供、组织甚至“强加”给读者特定的叙述信息。
在一个叙述文本中，可能不止一个叙述者，这些叙述者可以是平行的，但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多层存在的，这种高叙述层次为低叙述层次提供叙述者的现象被称为“叙述分层”［1］。如果我们在一系列的叙述层次中确定一个主叙述层次（通常是指篇幅最多的那个层次），那么，向主叙述层次提供叙述者的就是超叙述层次，由主叙述提供叙述者的就是次叙述层次。由于叙述行为总是在被叙述事件之后进行，所以，叙述层次越高，故事发生的时间就越后。
要真正理解鲁迅的《祝福》，分析其叙述视点的选择和叙述分层的设置特别重要，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鲁迅的道德情感立场和主题表达策略。
短篇小说《祝福》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1924年3月），具有精巧的艺术构思和深刻的思想意蕴。小说以回到故乡的“我”为叙述视点，将“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融合旁人的讲述，展现一个下层妇女悲惨的一生，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的社会矛盾和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
长期以来，我们对《祝福》的解读过分偏重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析，认为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特别是劳动妇女的摧残和迫害，这种解读导致了对《祝福》的主旨研究大都集中于显见的主人公“祥林嫂”，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祝福》的主旨在于揭露‘四权’对中国妇女的迫害，即认为祥林嫂是被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而灭亡的，并从中推导出‘鲁四老爷是杀害祥林嫂的刽子手’这一结论。第二种观点认为《祝福》的主题在于揭露封建礼教和封建等级制度吃人的本质。”［2］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却很少有评论者对小说主旨的叙述策略细致分析，最多空泛地认为小说有着出色的语言运用成就，以及用插叙的方式展现出了鲁迅小说风格的多变性。
小说《祝福》以“我”为叙述者，这是一个限制视点，决定了小说展开故事的视角和信息披露的方式。本来，鲁迅也可以选择全知视点，以上帝的视角冷冷地俯视着祥林嫂悲惨的一生。但是，全知视点固然可以对叙述进程的全局和细节进行更为宏观灵活的掌控，甚至可以自由地出入人物的内心，却缺少一种“亲历者”的叙述逼真性，也缺少个体情感介入的契机。对比之下，限制视点不仅可以给读者带来一种叙述的可靠性，更可以在叙述流程中完成读者与叙述者视点的重叠，进而以更为自然的方式带领读者进入故事之中。
鲁迅在《祝福》中比较严格地遵守限制性叙述视点的叙述制约，没有以“上帝视角”进入祥林嫂的内心，也没有以“说书人”的身份展示自己对祥林嫂“前史”的无所不知。这与其说是出于对祥林嫂的尊重，还不如说是出于“我”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底层妇女的隔膜与疏离。当“我”听闻祥林嫂死去之后，“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而祥林嫂的许多经历其实为“我”所不知，要借助他人的讲述。这样，小说不仅体现了叙述视点的严谨性，更构建了一个看似不显眼的“叙述分层”：
超叙述层：新年前夕“我”在鲁镇的经历，“我”见到祥林嫂要饭，最后“我”听到祥林嫂死去的消息。
主叙述层：“我”关于祥林嫂一生的回忆性讲述。
次叙述层：卫老婆子向四婶三次讲祥林嫂的情形（祥林嫂在卫家山的情况，祥林嫂被迫改嫁的情况，祥林嫂丧夫失子的情况），祥林嫂自己讲儿子如何死亡的情形。
通过叙述分层的设置，祥林嫂的一些经历需要通过卫老婆子向四婶讲述，然后由四婶向“我”转述。这看起来比全知视点多费了一些周折，而且导致一些转述未必可靠，但小说有意凸显这个信息传递的链条，正可以体现故事的真实性，即“我”只讲述自己看到或听到的内容，绝不杜撰或编造，从而获得读者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在由多人转述的过程中，对于祥林嫂来说异常惨烈痛苦的人生经历（拼死不愿改嫁、丧夫丧子之痛）不仅成了他人的谈资甚至笑料，从而体现底层人之间的冷漠，更体现“我”对于祥林嫂的隔膜，即“我”是隔着遥远的时空距离，经由多人转述才勉强抵达祥林嫂真实的人生。这种隔膜不仅指向“我”对于底层疾苦的陌生，更使“我”有机会审视自己的冷漠、冷酷、自私、懦弱。因为，“我”不仅不了解祥林嫂的一生，更漠视祥林嫂精神上的苦痛（人死后是否有魂灵），甚至不愿对一个底层妇女的困惑作出任何有担当的解答。
综上所述，“我”在小说中的出场绝非装饰性的，而是有效地拓展了小说的意蕴空间，使小说主题从同情底层妇女的不幸命运，批判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对底层妇女的精神毒害，辐射到底层人之间的冷漠，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懦弱与情感隔膜。而且，从“我”最初对鲁四老爷的疏远与隐隐的厌恶，到“我”对自己的剖析与烛照，实际上完成了对自我的一次解剖与反省，意识到自己与鲁四老爷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两人实际上具有精神源流的共通性。
“我”在超叙述层是一种百无聊赖但又异常苦闷的状态，这源自“我”与鲁镇的格格不入，与鲁镇人的精神代沟。小说用看似不经意的笔墨写了鲁四老爷对于“其新党”的痛恨，而这个“其新党”居然不是民国或者北洋军阀，而是康有为，可见鲁四老爷与时代的隔绝，也可见鲁镇在精神上的“复古”。这就可以理解，“我”与鲁四老爷之间注定是话不投机的。而且，“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种种细节表明，鲁四老爷的思维方式和道德价值观还停留在清朝甚至明朝。这也呼应了“我”对鲁四老爷的第一印象，“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
后来，“我”去见几个本家和朋友时发现，“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在“我”看来，“老”只是时间流逝留下的自然痕迹，而“改变”应该是某种更为本质和深刻的变化。可惜，在鲁镇，四季的更迭只是带来岁月年轮的叠加，这里的生活却一如既往地如一潭死水般毫无波澜。
在超叙述层，作者反复强调“我”与鲁镇的不合拍，对于如历史遗迹般的鲁镇的厌倦与逃离之情。似乎，“我”代表了“新”，“我”与鲁镇的关系正如“新”与“旧”的对立。于是，“我”在拒绝了祥林嫂有关“魂灵”的追问之后，心中不断盘旋着离开的念头，“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不知增价了否？以往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这实际上在暗示，“我”进城之后仍然是孤寂的，没有同道，没有精神寄托，只能期望口食之欲。
因此，将《祝福》的解读全部放在祥林嫂身上是对超叙述层中“我”的苦闷与孤寂的无视。事实上，超叙述层的内容非常重要（一前一后有三千多字），它非常清晰地凸显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剧烈的社会变革并未触及乡镇，更未触及民众的精神改造），也凸显了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失望与彷徨，他们无法改造社会，也无法真正与底层民众的苦难声气相通，也找不到自我的价值和人生方向，因而只能不断处于逃离与逃避的状态，逃离鲁镇这种“与世隔绝”的旧文化堡垒，又游荡于城市的酒楼堂馆中，成为真正的“边缘人”。“我”这种无所作为的状态，体现了鲁迅严厉的自我剖析和自我批判精神，表明“我”虽然不满于社会的凝滞，但同样无法担当起“社会改造”的重任。
从某种意义来说，《祝福》的主人公是“我”，祥林嫂的命运是促使“我”完成转变的一个刺激物。祥林嫂的死亡使“我”洞察了自己的懦弱、自私、冷漠，祥林嫂的一生使“我”对鲁镇、对底层民众的命运有更具体的感知和更清醒的反思。祥林嫂的命运固然被婆婆所操纵，她雪上加霜的生活境遇离不开鲁四老爷的嫌恶、柳妈不怀好意的建议，还有鲁镇民众对他人苦难带着鉴赏咀嚼意味的旁观与冷漠，但“我”可能也是帮凶。“我”在得知祥林嫂的死讯之后遐想万千，“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这段话固然有自我解脱的意味，也有替祥林嫂解脱的意味，但也未尝没有流露出“我”对于启蒙、拯救无能为力的自我麻痹。
在超叙述层，“我”是全然孤独的，因为“我”接受过新思想的洗礼，与鲁镇的人、与生活无法沟通和对话，这勉强可以算是一种主动的孤独。而祥林嫂在超叙述层是被嫌弃的，在主叙述层是被排斥和放逐的，这是一种被动的孤独。在这里，我们看出“我”与祥林嫂之间的差异：“我”用逃避的方式远离自己无法沟通的世界，放弃了宏大的启蒙任务，固然显得软弱，但未尝没有彰显一种清醒；祥林嫂被侮辱被损害而不自知，仍然渴望自己能被鲁镇这个秩序所接纳。祥林嫂在捐了门槛之后，“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可惜，就在祥林嫂以为自己已经“清白”之后，四婶仍然拒绝她参与“祝福”活动，这成为对祥林嫂精神支柱的致命一击。
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凶手是整个社会，是旧势力旧思想的根深蒂固，是“新势力”的冷漠无力，是被侮辱被损害者精神愚昧而不自知的悲哀。即使对于鲁镇那些“正常人”来说，他们也只是暂时安全而已，一旦他们在某个方面逸出了旧秩序的规范，他们同样会被这个秩序所排斥和伤害。这才是小说深刻的地方，它将思考和批判的触角延伸到全社会，指向所有人。
大致划分的话，九千多字的《祝福》三分之一篇幅写“我”，三分之一写祥林嫂在鲁镇的生活，三分之一写祥林嫂在鲁镇之外的生活。而且，小说没有用线性的方式来描述祥林嫂的一生，而是用“我”的视点，用叙述分层的方式结构出一个意义缠绕的文本：“我”在鲁镇的苦闷与孤寂折射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失败，也解剖了“我”的彷徨与懦弱；祥林嫂的悲剧一方面来自各种封建势力和封建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也来自社会启蒙的失败。而小说以“祝福”为题名，既是呼应小说中旧历新年的背景，同时也是以祥林嫂作为祭品，来祭奠戕害她的种种“神灵”，同时还以新旧交替的年关暗示社会性的新旧变迁并未发生。
长期以来，我们对叙述形式的意义认识和重视不够。实际上，叙述形式绝不是一个外加的、辅助性的因素。叙述形式承载和传达的社会文化意义极为丰富。例如，叙述分层就是一种更富有民主性、对话性的叙述方式。因为权力自限的叙述能给人一种客观记录的假象，现代观众“对一个坦白承认并非全知，只能写下所见所闻的叙述者，更为信任，这样的叙述给人一种目击者写回忆录那样的感觉”［3］。而且，叙述形式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般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主潮相一致。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考察小说《祝福》叙述形式的形态与意义，就是努力将叙述形式的分析与小说的主题表达策略结合起来，寻求对小说解读的新视野，乃至窥得各种叙述方式的选择与运用中所暗含的时代信息、文化信息。
注释：
［1］［3］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9，229．
［2］文戡.从小说到电影: “我”的显隐——鲁迅《祝福》主旨的再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14（3）：48.
——《语文学习》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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