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恩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476-488）
篇七：马克思对蒲鲁东“所有权”和“虚构性”的批判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卷》第十一章 第八个时期——所有权 第一节 “所有权一旦脱离经济系列便不可理解。——论常识的组织，或真确性问题”中，开篇即说：
“所有权是继人类命运命题之后理性所能提出的最重大的、同时也是他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
可能真是由此马克思才说：
“所有权成为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
这是不符合蒲鲁东本人的经济系列或经济矛盾的体系中，因为继“第八个时期—— 所有权”这个“自在的所有权”之后，蒲鲁东后面还是有“第九个时期——共有制”、“第十个时期——人口”这两个经济范畴的。而且蒲鲁东还承诺“一部新著”，其对象是未来更高社会的“自为所有权”问题。
我们先不管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的截断问题吧，还是看看马克思怎么说吧。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将“所有权”作为分工、机器、竞争、垄断、税收和警察、贸易平衡等前七个时期的经济范畴“二律背反”和“综合”的“最后一个范畴”，这无疑是将总体性的共时性关系抽象地、人为地切割为相继性的历时性关系。所以马克思认为经济发展的情形和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设想的情形“恰恰相反”。
“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是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制，封建主义的所有制，是在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
所有社会关系或经济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权”的东西，换句话说，所有权是全部社会关系中核心的东西，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决定性的因素，其他生产关系惟有在所有权关系的前提进行理解才具有现实性。离开了由所有权构成的总和的社会关系情形，资产阶级所有权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
所有权是不能独自存在的，犹如系统不能离开其要素，所有权也不能离开其他经济关系而单独获得理解。
“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所有权关系既是结合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纽带，又具有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原始共有制、奴隶制、农奴制、等级制、阶级制等，“蒲鲁东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故只能对之进行外在性反思性的“教条式的批判”：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分析的或综合的。
马克思则借助于内在性反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看到，随着人们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性发展变化：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马恩文集·1》《哲学的贫困》2009P638）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因此，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资本也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马恩文集·1》《雇佣劳动和资本》2009P724）
正是由于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所有制下——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才以“异化劳动”的形式一无所有。为改变这种人剥削人的不平等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制度，《共产党宣言》才庄严地说：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P42)
由于蒲鲁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素养，所以蒲鲁东为了说明发展，他不得不借助于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求救于“虚构”。
“他想象分工、信贷、机器等等都是为他的固定观念即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他的说明是极其天真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平等而发明出来，但是不幸它们掉过头来反对平等了。这就是他的全部论断。换句话说，他作出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而因为实际发展进程和他的虚构每一步都是矛盾的，他就作出结论说，存在有矛盾。他对我们隐瞒了一点，这就是矛盾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平等”是蒲鲁东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绝对观念，但他却不得不悲观地发现：每个经济范畴都是为平等而发明的，可最后却不可避免的导向了不平等，每一次的二律背反又都继续推动着蒲鲁东去寻找更高的“综合”或“合题”，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总是出现着矛盾或对立。
或许，对于蒲鲁东来说：错的不是理论，而是世界本身。
黑格尔曾在《小逻辑·§6》中说：
“对于这个同一内容的意识，哲学与别的认识方式，既然仅有形式上的区别，所以哲学必然与现实和经验相一致。甚至可以说，哲学与经验的一致至少可以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的试金石。同样也可以说，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地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在我的《法哲学》的序言里，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9P43）
蒲鲁东追随黑格尔的步伐，他在《贫困的哲学·下卷·所有权》以黑格尔哲学的口吻说：
电影《青年马克思》中的蒲鲁东
“逻辑和社会归根结底就是理性；因为从人类的生殖能力、活动和智慧来看，理性就是人类在世上的命运。因此，就其长远的表现来看，人类是一种活的逻辑……每一个经济事实都是某种思想规律的表现；而且，正如任何智力都是来自此前的经验，任何社会实践都是来自理性的抽象。——因此，社会与逻辑一样，最首要的原则是理性与经验的一致。协调理性与经验，进而使理论与实践相一致，这就是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共同提出的任务，也是强迫每一个行动着与思想着的人必须遵守的最后的命令。”
逻辑和社会归根结底就是理性、人类是一种活的逻辑、每一个经济事实都是某种思想规律的表现、任何社会实践都是来自理性的抽象、社会与逻辑一样、协调理性与经验，进而使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等等。蒲鲁东的这些话语，鲜明地体现着他的“理性观念决定社会存在”客观唯心主义的预定论。
黑格尔在《小逻辑·§6》要求的尚且是——表象要扬弃为思想，而蒲鲁东要求的却是反其道而为之的东西——社会表象要符合理性观念的思想。蒲鲁东这是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发扬了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中唯心主义的成分啊。
怪不得马克思说他“缺乏历史知识”，因为蒲鲁东生活在理性经济范畴观念的“虚构”中，他自然无暇于研究各个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和暂时性问题。
“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 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于是，“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的确陷入了严重的智力上的
痉挛”。所有经济范畴都成了从上帝的心中流出来的东西，成了人们的隐蔽的和永恒的生命。
“那末为什么：第一，有发展存在；第二，蒲鲁东先生不是一个保守分子？他认为这些明显的矛盾是由于有一整串对抗存在。”
明天将以“竞争和垄断”为例在说明这种对抗和蒲鲁东智力上痉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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