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隋朝大运河贯通之后，满载物资的漕船自江淮各地北上，运往京城，正所谓“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然而，运河全长数千里，如何将粮食安全送达？沿线粮仓应运而生。
01
数座仓城，分布洛阳内外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瓦岗军，攻占了东都洛阳城外的回洛仓，开仓放粮。附近数十万饥民闻讯涌来，尽情取用。两个月前，瓦岗军攻克百里之外的兴洛仓时，场景与此时无二：从头发花白的老者，到背着孩子的妇人，饥民们含泪领粮，就地攀折树枝，编筐淘米，洛河边淘米的人群竟有十几里长。饱餐过后，饥民们成群结队投效瓦岗军。瓦岗军一时军威雄壮至极，反观洛阳城内，却陷入无粮之困境。
图为清代江萱绘《潞河督运图》局部
无粮，可谓悬在隋朝统治者头上的一把剑。隋朝开国，立鼎于长安，但关中地狭，产粮不丰，地少人多之乡的18岁以上男丁，理论上每人只能分到土地20亩，及至唐代，亩产粟不过一石（仅相当于今日的百斤）。“关中大旱，人饥”“关中疠疫，炎旱伤稼”一类的记载不绝于史书，无奈之下，隋炀帝索性将国都东迁至洛阳。
洛阳本地产的粮食就足够宽裕吗？也不是。东迁的目的，是为了更便于漕运。彼时，东南江淮之地已颇为富庶，稻谷亩产三石，已然成为天下经济之重心。隋朝需要用江准的粮食维系国祚，于是不惜一切代价，开凿出一条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令满载粮食等江南物产的漕船，自江准各地，源源不断北上。
然而，运河全长数千里，流域之宽广、地形之复杂，决定了不可能由同一条漕船完成贯通南北的漕运全程。正所谓“江南船不入黄河，黄河船不入洛水”，运河开通后，即确立了各河系船只分段转运的原则。这一原则的优势在于，漕粮层层转运，根据不同河段水位流量变化等情况，在运河沿线修建粮仓，供粮食临时收储和分发周转。从江南来的漕船，遇水位跌落，船只不畅，便可将粮食暂储粮仓。待水位上涨，再另外装船，继续运往洛阳。
洛阳向西至陕州（旧址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境内）是著名的黄河三门峡段，河中心屹立着两块巨大“砥柱”（礁石），将河道分作三股，穿行于人门半岛、神门岛、鬼门岛之间，故称“三门”。此处河道狭窄，水下暗礁密布，水流湍急又多旋涡，凶险超出今人想象，倾覆于此的运米船不在少数。
隋初迁都之前，朝廷规定，如有人能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三门砥柱之险而至长安，就可享受免除征戍的优待，然而应征者寥寥。为免船毁人亡，隋文帝下诏避开此段，漕粮在洛阳经粮仓中转，走陆路，过崤山，到陕州，再走水路，送往关中。此路虽通，然而成本巨大。三门天险的漕运难题，直到唐代也未能彻底解决。
由此，洛阳成为漕粮水路运输及水陆转运的关键节点。
与此同时，运河畔的粮仓规模渐大，遂为仓城。仓城数量渐多，于是构建起隋代一整套漕运仓储体系。这套体系又为唐代所继承和完善，最终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下粮仓”。
据史书记载，隋唐时期，大运河沿线仓城一度多达十余处，或分布于大运河与其他河流交汇处（如武牢仓），或分布于水陆运输便利处（如黎阳仓）。而最大型的数座仓城，比如隋之河阳仓、兴洛仓与回洛仓，皆在洛阳附近。唐之含嘉仓，更直接设立于洛阳城中，这是李唐开国后，太宗李世民为避免重蹈隋末洛阳城内无粮的覆辙，而刻意为之。
02
含嘉仓，古代中国最大的粮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含嘉仓、回洛仓的仓窖遗迹相继发掘出土，隋唐时期大运河沿线粮仓的独特之处，也得以展现。
隋代回洛仓
隋代回洛仓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城外东北部，兴建于隋炀帝大业初年。这里处在邙山南麓的缓坡带，地势高，黄土厚，不易积水，向西200多米，就是漕运通道瀍河，顺河南下，可直抵通济渠。
回洛仓仓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350米，面积相当于50个足球场。中部为管理区，东西两侧是仓窖区。管理区内，有通向瀍（音chán读“缠”）河的漕渠与便于载货的车马道。仓窖区内，则是一座座成组排列的大型仓窖，宽阔的十字街，将这些仓窖划分为四个独立区块，各窖之间间距宽达10米，可防火隔离，又可编号管理。
据推算，整座仓城拥有仓容约700座，仓容储量十分惊人。其中一窖体积4000立方米，储粮约55万斤，据此推算，回洛仓总储量竟达3.85亿斤。瓦岗军袭取回洛仓，可谓攥住了隋朝的粮食命脉，隋炀帝从此再无北归之路，唯有困守江都（即扬州），坐以待毙。
回洛仓毁于战乱，隋亡即遭废弃，入唐后已不见于史书记载。这3亿多斤粮食当年是怎么储存的？经考古发掘所揭晓出的答案，令后人称奇。
隋代距今一千四百年，回洛仓采用的仍是人类古老的“穴地为窖”法。据说用此法封存粮食，粮食可存收多年而不变质。
唐代含嘉仓遗址的建筑布局、储限方式与隋代回洛仓几无不同，差别之处在于规模。含嘉仓城东西长600米，南北宽700米，遗址面积达43万平方米。仓窖数量400余，虽不及回洛仓，但仓窖口径最大者可达18米，大窖可储粮近80万斤。据推算，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年），含嘉仓总储量竟达4.6亿斤左右，占唐代全国大型粮仓总储量近一半，就此荣膺“中国古代最大的粮仓”。
唐代粮仓管理各环节皆有严密的控制措施，比如，输纳入储时，先要以扬掷等方式查看粮食质量、盘点粮食重量，参与清点的一千官吏均要签字画押；粮仓内严禁燃火，一经发现，论罪可流放一年；出入粮仓的司农寺官吏和仓官，要经过监门卫（从属于禁军）的搜检，两者互不统属，这就杜绝了内部人乘职务之便盗卖公粮的现象。至于仓储粮食出纳，更要有司农寺的符牒和木契，如果是预算外的支出，仓部符牒甚至须经中书省、门下省审核。可见隋唐时期漕运仓储管理体系之完善，国家粮食储备意识之强。
唐代前期，东南之地的粮食，经大运河毕集于洛阳含嘉仓，再向西运往关中。关中一遇灾荒，皇帝便直接迁往洛阳暂避。为此，唐高宗还自嘲为“逐粮天子”，武则天则索性长居洛阳，这都是含嘉仓给的底气。
可惜“安史之乱”后盛唐不再，国家发生天翻地覆之变，含嘉仓作为“天下粮仓”和漕运中继站的使命也告终结，但仍作为仓城使用。部分仓窖一直使用到北宋末年，最终在经历北宋灭亡的战乱之后，彻底废弃。
03
以地上库房，取代穴地为窖
含嘉仓虽废，南粮北运却未绝。百年后，元朝开国，元世祖忽必烈任用一代工程大师郭守敬，开凿了从元大都（北京）到通州的通惠河。江南的粮食经大运河而来，走到通惠河一段，漕船由毛驴拉纤牵引，逆流而上，直达积水潭码头；明代时，则经东便门外大通桥码头卸船，转东护城河水路或朝阳门陆路，入储北京城内各仓廒（音áo读“敖”）。
所谓仓廒，即储粮之库房，隋唐时的“穴地为窖”法，终为地面上的砖木结构建筑所取代。历经元明交替，至明永乐年间，每年北运的漕粮，已是元代数倍。明成祖朱棣大力修船建仓，著名的南新仓遂在元代北太仓旧基上起建而成。
南新仓如今的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22号。这里俗称东门仓，明代专储军粮，入清则成为皇家御用之仓，内务府供给皇室及朝廷官员的廪禄之需即出于此。
史载，清初时，南新仓有廒46座，后不断增建，极盛时达76座。自大运河而来的漕粮运进南新仓，分储入各廒。各廒贴封上锁，用时再开启发放。南粮到京一般集中在夏秋季，有时仓廒已满，便只得临时露天堆放。其实新到的漕粮是需要先露天晾晒的，常年存放的粮食，也要定期从仓廒中运到户外，翻倒除糠。
康乾盛世之下，南新仓一度臻于鼎盛。仓廒周边商业辐辏，连仓神庙、关帝庙和土地祠都香火不断。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南新仓鼠》一则，描写了其父纪容舒早年任南新仓监督的轶事：一日，一座仓廒后墙突然倒塌，清理瓦砾时，竟挖出一窝砸死的老鼠，最大者巨硕如猫，原来是老鼠在仓廒后墙下做窝打洞，长此以往，终于挖空墙脚，墙倒鼠亡。如此命笔自有深意，但足见盛世南新仓存粮之巨，气象之繁华。
可惜盛世过后，漕运渐趋衰败，太平天国时期，漕运甚至一度阻断。及至清末光绪晚期，漕运制度彻底废止，南新仓也改为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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