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黄老之学”兴盛时期。帛书《黄帝四经》和一批古简《老子》抄本的发现,为研究汉初的黄老思想提供了新资源。从发源于黄帝的天文历数之学中,滋生了阴阳思想因素,后又进一步发展,最后在战国成为系统化体系而独立为阴阳家学派。伴随着阴阳学说发端者--黄帝的名声、影响的扩大,阴阳思想也日渐扩大了影响,它不仅渗入了儒家体系,还被道家所吸摄。道家不仅吸收其阴阳思想充实自己的道德论,而且后来又径直取配黄帝之名而称其学,于是黄老一名由是而生。
黄老之学的根源在《老子》。所以汉代学者有时直接以老子代替黄老,或道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帛书《黄帝四经》是道家《老子》的发展。《老子》反对一切文明,反对法治主义,而帛书《黄帝四经》恰恰吸收了申商的法制精神,从而实现了道家精神义理的跨越。老子在政治方面最大的功绩就是倡导无为。汉初社会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决定了统治阶级必须采取“清静”、“无为”的养民路线。
汉代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物如曹参、陈平、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等都十分热衷于黄老之学。汉初的一些重要思想家陆贾、贾谊等人的政治著作,也明显地受黄老之学的影响,例如陆贾《新语》中的《道基》、《无为》、《至德》诸篇,贾谊《新书》中的《修政》、《道德说》等篇。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指》对各家皆有肯定又有批评,唯独推崇黄老之学;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也表现出黄老思想倾向。“黄老学说”对政治、人生、社会、社会秩序,不诉诸于道德说教和宗法情感;不乞求理性的自觉,而完全求助于漠视无情的暴力和物质手段的奖惩,认为惟有法律、法令、吏治、强力,才是巩固统治,建立社会秩序的可靠手段。汉初的统治者在清净无为的宽容面貌下,所严守不失的,正是黄老学说的这个基本立场与精神。
道家“黄老学说”一度占据汉代社会思想的垄断地位,由于神化统治和新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需要,“天道远,人道近”、“舍鬼神而任人事”等观念成为社会精英人士的普遍认识。但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思想的实现,黄老思想逐渐削弱,而主要向民间养生和个人修炼方向发展。以数术方技为代表的使用技术和阴阳思想都被吸收进道家文化,成为道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术、阴阳、养生、成仙等道教思想弥漫着西汉上层社会。汉代人的鬼神观,占据了统治者的灵魂深处。“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为了活着能长命百岁,死去时得道成仙,历代帝王在位时,在祀神求仙炼丹中独崇阴阳之说。
汉代人的升仙观与祭祀乐
汉代人的鬼神观与生死观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人们认识到得道成仙、长生不老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解决现实中生与死的矛盾,寻求精神寄托,便以死后虚幻的永生来否定现实世界的死亡,自然地产生死后进入仙境、天堂的观念。在全国各地汉画像石中都有身生羽毛或翅膀的羽人,他们或作飞翔状或与神灵异兽嬉戏,往往伴随在西王母、东王公旁,此类图像反映了汉代人的“羽化登天”、“灵魂升天”的观念。
在对鬼神的祭祀过程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人们认为音乐是沟通天人的最好工具,所以祭祀之乐必以盛大、瑰丽为最。汉代的祭祀音乐传统上称为郊庙歌辞。“郊”即郊祀,是指在郊外(一般是在国都郊外)设各种祭坛祭祀天地山川的各路神仙,是古代除泰山封禅之外最高级别的祭祀活动。“庙”即宗庙,是指在宗庙祭祖先,与郊祀相配,是十分重要的祭祀活动。郊庙祭祀都有音乐歌舞,在纯正的雅乐系统中,这种祭祀音乐是有相当严格的规定的,要“分乐而序之”。西汉郊庙活动十分频繁,除了文孝景帝所立庙乐外,据《汉书》记载: 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宣帝又增加《昭德》之舞。以后在西汉后期的宗庙改革中对上述庙乐又反复修整。《汉书·礼乐志》记载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宗庙乐的过程为证。
大祝迎神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干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便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矣。--《汉书·礼乐志》
刘邦的《重祀诏》云: “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故。”而且刘邦还让唐山夫人制作“祀神之乐”和“祀祖庙乐章”《房中乐》,用于宗庙之礼。但是,西汉最重大的祭祀活动莫过于祭太一和后土了。其中太一尤其重要,祭祀前要有准备,礼乐方面的准备包括有挑选各地地方曲调(采诗),排演乐舞、创制郊祠乐词,为诗赋谱曲等。《史记·封禅书》记录了汉代祭神的变化。高祖时,“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 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 “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 “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 “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事实上汉武帝对高祖以来散漫无序的神灵祭祀有所变革,它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刘邦所立“五帝神”之上增加了“太一神”的祭祀。毫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 “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壇开八通之鬼道。太一管五帝,五帝管各方神灵,太一作为群神的至尊,自然通率着一切。由郊祭五帝发展到郊祭太一,不只是祭祀对象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汉人宗教观念的变化,是汉代大一统政治的形象展现。众神归一,说明天下一统。与此相适应,就出现了《郊祀十九章》之歌,以适应郊祀之礼。
汉代人的生死观,受到道家文化的熏陶,在方士们的推波助澜下,逐渐形成了在丧葬仪式中必有盛大的娱乐性歌舞表演。所以,汉代郊祀乐与汉代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而完成这一联系的桥梁便是汉代方士们的活动。
武帝当初设立乐府的目的是为了现实郊祀的需要,“民间有鼓舞乐,今郊祀无乐,岂称乎?”在方士们的道家学说游说下,统治阶级相信经过祀歌、炼丹等一系列祭祀活动,会实现其亡后成仙的梦想。
所谓的《郊祀歌》,是直接为郊祀之礼服务的,而郊祀之礼就是祭祀天地诸神的活动。《郊祀歌》十九章,虽然是用于祭祀天地诸神,但它同样具有道家游仙长生的思想。在汉武帝时代,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在方士们的导演下发生的,因此,“神”与“仙”已浑然一体。尽管十九章中没有直接出现“仙”的名称,但整个作品颇有仙气。可以说,祭神只是外在形式,目的在于升仙。
“郊祀乐”也具有娱神而实为娱人的特点,从形式上看,场面宏大,壮丽奢华,表演时所产生的感官效果强烈。《郊祀歌·天地》云: 千童罗舞成八佾,合好效欢虞泰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磬金鼓,灵其有喜。人与神“合好效欢”,是这些祭祀歌舞所要追求的神秘的效果。这种效果其实并非纯粹是一种虚幻意识,而是通过神巫扮演者的表演行动具体地表现出来。
汉代的道家文化与祭祀乐文化,在发展的道路上也是很相似的,都是源出于民间,被帝王、上层所采用而掀起高潮,最后又重新反馈给社会,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化活动。而且,无论作乐还是求仙,都与帝王的侈心、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民间的奢侈之风有关系。方士在上层的活动促成了祭祀天地的迎神曲《郊祀歌》。其在民间的活动则鼓舞起社会的求仙风气,并形成歌咏,造成相和歌辞中的游仙诗,为汉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汉代民间祭祀乐
受道教鬼神观念和神仙观念的影响,两汉时期,民间的乐舞祭祀活动极其繁盛。汉代有祭西王母和祭东王公的习俗,西王母是汉代人们崇奉的诸神中最重要的一位。西王母之名,最早可追溯至殷卜辞中“西母”二字,至西周,青铜器上出现有“王母”字样。传世文献和出土实物特别是汉画像石足以表明,汉代是西王母信仰的最鼎盛时期。东王公又名东王父、扶桑大帝、东华帝君。对东王公的信仰可能来源于古代的太阳神崇拜。据说东王公象征始阳之气,天下男子得道升仙者,悉为东王公所掌。在丧葬仪式中举行盛典大的娱乐性歌舞表演,成为汉代民间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礼乐志》载武帝因对“民间祠尚有鼓舞之乐,今郊祀而无乐”的局面非常不满,乃令“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和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可见民间的乐舞祭祀活动之盛。
在汉代民间以音乐来增加丧仪气氛的做法也广为流行。丧家对前来吊唁者,不仅飨以酒肉,而且还娱之以乐。祭祀音乐作为丧葬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必然以其热烈、隆重的祭祀气氛为最。如同丧葬中对其它器物的追求,“厚死崇丧”亦成为这一时代祭祀音乐所追求的风尚。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作者：郑燕欣(南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