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军 房千群
[摘要] 文明的变革往往伴随着新旧事物的更迭；器物层面受到冲击，精神层面的冲突对立随之而来。“大时代”中的人们主动或被动顺应时局发展，并做出相应的精神抉择。本文围绕老舍的《断魂枪》和赵德发的《路遥何日还乡》，分析大时代文化变革下人们如何实现精神“觉醒”、技艺传承以及所面临的技艺失传的危机和魂灵迷失之痛。《断魂枪》与《路遥何日还乡》不止是呈现断魂枪与墓碑碑刻的技艺传承问题，还有千百年来时代变迁所引发的精神传承与文化革新问题。一代代人正是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与裹挟下，逐流而行，深情回望与反思，以求文化自知、自省、自救、自强。这正是经典文学的魅力价值与学术研究的使命所在。
[关键词] 老舍；赵德发；《断魂枪》；《路遥何日还乡》；中华文化传承
百年中国从近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中，经历了一次次的冲击与变革。无论是西方先进器物对晚清社会的冲击，还是20世纪末西方城市化及现代经济思想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在时代变革中时刻面临着存续难题。当日常生活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能否从过往岁月中幡然觉醒，毅然开启新生，成为大时代下每个人都无法逃避、必须面临的选择。传统技艺持有者及其视为生命的技艺，共同组成了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面对剧烈变革的时代，技艺持有者们所要面临的不仅仅是要在时代中存活谋生的难题，更肩负着维护技艺神圣性和将技艺传承的艰巨使命。老舍与赵德发身处不同的大时代，见证了两个不同大时代的变革，其笔下的芸芸众生也在大时代变革中做出截然不同的文化选择，过着各不相同的人生。本文以《断魂枪》和《路遥何日还乡》为例，品读大时代下不同选择引发的不同人生，感受变革大时代的传承之艰、失传之疼与灵魂之痛。
一、醒与不醒的时代选择题
在急剧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下，能否认清时代发展趋势，及时从旧时代中醒来，并通过自我变革来适应新时代所带来的变化与挑战，是能否开启新生的先决条件，也是人生道路的关键选择题。技艺持有者面对这道选择题，所作出的不同选择必将带来不同的人生道路，也将会对其所持有的技艺产生相应影响。
(一)《断魂枪》沙子龙之“醒”
老舍《断魂枪》的故事背景为民国初期，此时中国社会动荡，正经历着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变革。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工业文明产物出现在古老而落后的东方古国，中国在器物层面率先遭受重创。正如《断魂枪》开头所说“东方的大梦已经没法子不醒了”，中国人相继从梦中被迫苏醒。小说围绕在时代变革中“醒的人”与“未醒的人”这对矛盾展开。
主人公沙子龙就属于“醒”的人。老舍在《断魂枪》中大量运用留白的手法，没有写他过往的辉煌经历，也没有写他因经历了什么才会决定坚决放弃以武为生，决心“醒”过来。回顾中国近代史，中国经历了由“执迷不悟”到“梦中惊醒”的漫长过程。昔日辉煌的东方武学，在洋枪火器下不堪一击，无数习武之人葬身于洋人的枪炮下。有识之士才开始正视曾被他们嗤之以鼻的洋枪火炮，深感传统武学的落寞“无用”，从而在“东方大梦”中醒来，开始通过自我变革来适应这个变迁的时代。然而“天朝上国”的东方美梦绵延千年，不是几场战役，几声炮响就可以惊醒所有的人。在“未醒的”人仍占多数的清末民初，率先“醒来”的人显得格格不入。
本是著名镖师沙子龙大概也领教过了传统武学的落寞与西方火器的强大，在“走镖已经没有饭吃”的情况下，将“镖局改为客栈”，过起了开客栈、养鸽子的生活。他避谈昔日“神枪沙子龙”的辉煌，不传授断魂枪及其枪法，是认清了时代局势后选择从“东方大梦”、“武学旧梦”中率先“醒来”的人。
除了时代背景所导致觉醒这一根本原因之外，沙子龙“醒”的直接原因便是“走镖已经没有饭吃”。那么，走镖为什么已经没有饭吃了呢？镖局本是封建社会常见的名词，浓缩了江湖义气，武林传奇等一系列旧社会符号。在乾嘉时期，尽管社会没有大规模的动乱战争，但盗贼沿路抢劫却时常发生。“商人们为了长途贩运中人货的安全，为了避免盗贼之患，就需要有一种外在的保护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华北平原的保镖行业应时而出了。”以北京地区为例，镖局最大的生意是沿着著名的京杭大运河走“水路镖”。而在进入20世纪后，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交通网初步形成，由于铁路运输方便，省时省力，依赖各交通干道开展的走镖业务就在铁路的冲击之下逐渐停止了。这是外来现代先进器物对中国传统镖行的毁灭性冲击，镖局的辉煌时代已经随清王朝一并成为历史，镖师在失去生计的情况下，只得开始另谋生路。
沙子龙若是不醒，大可继续以武艺为生，靠着一身绝技，即使不能再现“神枪大侠”的辉煌，也可以勉强糊口度日，但他没有这么做。在那个动荡的变革年代，“翻天覆地”的又何止是个人生活，“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他看到冷兵器时代彻底终结，与封建王朝的辉煌一同成为过去式。正如文中一语道出的，“他的世界已经被狂风吹了走”，才深切感受到武艺功夫的“无用”，由此过着“放肉”、避谈断魂枪的安逸生活。人是醒了，生活变了，但沙子龙仍留有昔日的影子。视断魂枪及其枪法如生命的沙子龙怎会轻易忘记过往闯荡江湖“神枪沙”的传奇经历，只是深深埋在心里。“只是在夜间，他把小院的门关好，熟习熟习他的‘五虎断魂枪’。”日常生活中也保留了过往的江湖义气、大侠风范，当在他手下创练起来的少年们落魄缺钱来找他时“沙老师不含糊，多少不拘，不让他们空着手儿走”，就连平时翻阅的书籍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封神榜》，可见内心深处对过往依旧留恋不舍。
即使在心中仍留着“昨日的影子”，沙子龙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觉醒。过往的“神枪大侠”曾带给他无限荣耀，而当镖局改为客栈，沙子龙经历的不仅是谋生方式的根本改变，更是与过往的“自我断绝”。当所处的整个生活方式及生活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成昨夜的”，被迫“醒来”，清醒地做出选择，改变自我来适应社会的同时，却也更清晰深刻地感受到身份变革带来的痛苦。人们对自身身份的认知来源于自己的生存方式，并由此获得对自身的认同感。生活方式改变，对自身的定位与认同也随之发生改变，昔日的“神枪沙子龙”变为“客栈老板沙子龙”，这其中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断魂枪》文中写道，沙子龙结束了镖师生涯后，过起了开客栈的生活，那么老舍先生为什么给沙子龙选择了“客栈”行业呢？客栈兴起于清末民初，种类繁多，功能、特点各有不同，除了普通客房，还有专门寓居江湖人士，称为的“生意下处”的客栈，“此类店只接受江湖生意人来住宿，若非江湖客人住宿时，店里的掌柜伙计就会说‘客满无房’。若有江湖客人来了，不管客满与否，都要匀出地方来接待其住下。这是因江湖人特殊的要求和禁忌而出现的旅店。”文中虽然只说了沙子龙过起了开客栈的生活，即便没有点明沙子龙的客栈就是“生意下处”，但在那个客栈与江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时代，沙子龙“开客栈”的生活，虽与“镖师”行业相差甚远，却也是没有离他的“江湖”太远，生活既得到了革新，基于时代背景所选择的新职业又合情合理。看似随意安排地从“镖局”到“客栈”的转变，既有时代历史特色，又贴合了人物形象，合情合理地引起下文“新生活”中发生的故事。由此可见老舍对民间文化的了解，对“江湖人士”的了解，简单几字，内涵丰富，体现其写作技艺高超纯熟。
老舍的留白手法在《断魂枪》中运用多次。文章虽然以断魂枪为题，但纵观全文，对断魂枪的外貌描写除了“凉、滑、硬而发颤的杆子”，并无其他，更没有对沙子龙高超武艺，或者断魂枪枪法威力的直接描写。这并非是老舍对武术的知识浅薄，不知如何描写，而恰好体现了老舍高超的留白语言艺术，同时与冷兵器退场的时代文化相暗合。而且，单从老舍描写孙老者查拳门的连跳步及孙长者与王三胜的对决，如果不是熟悉武功，又怎能生动形象的描写？老舍在《事实的运用》中谈到：“暗示既使人希冀，又使人与作者共同去猜想，分担了些故事发展的预测。”所以，沙子龙的昔日荣耀既然已如文章中交代的那样“被狂风吹了走”，沙子龙也在文中拒绝谈论与断魂枪有关的事情，只在夜间关门熟习，那扇关起的门，不仅挡住了文章世界里的世人，也让读者见不到分毫。但从沙子龙的“神枪沙子龙”的名号，以及对大徒弟和孙长者的武艺描写，已给读者留足了猜测想象的空间，而在读者进行了充分想象后，对于沙子龙在东方大梦破碎后被迫“惊醒”，以及承担着断魂枪及枪法就此失传的损失，也坚决“不传”的壮士断腕般的决绝，会有更多深切的感悟与体会，回味悠长，发人深省。
如果不是因为彻底地醒悟，彻底地明白武学的“无用”。一个视武学为生命的武林高手是不会“壮士断腕”般决绝地彻底改变自身身份，独自面对因过往身份丧失所导致的痛楚，以及重建自身认同感过程中的精神迷茫。而如果不是因为时代大势所趋，镖行走向末路的现状，又怎会让他有如此痛彻的醒悟？时代变革下的人们，被动接受着时代变革带来的命运抉择，主动做出选择。“醒”与“不醒”换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甚至命运，“不醒”地执着于过往，不甘心地活在在梦里？还是“醒来”面对现实的残忍？沙子龙在一番大彻大悟地觉醒后，毅然选择了后者。
而近百年后的21世纪中国，外来的城市化及现代经济思想再次造成猛烈冲击，不仅是沙子龙所经历的器物层面的重创，而且还要承受思想文化层面的剧烈变革。这种变革在传统乡村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对此，技艺持有者又将在21新世纪新时代洪流中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二)《路遥何日还乡》赵洪运之“不醒”
远离了《断魂枪》时期的社会动荡，当代著名作家赵德发的《路遥何日还乡》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物与现代思想进入了人民生活中，为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冲击与改变。
小说主人公赵洪运在文中经历了两次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变化。第一次变化是在结婚十八年后，“洪运叔”的脑子大放灵光，经历了第一次时代变化中的“苏醒”。翻阅中国现代史，1986年前后新中国的社会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由1980年的2223亿元增加到1986年的3974亿元，平均每年递增速度达10%。”生产水平提高，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民生活也因此得到较大的改善，农村面貌也由此焕然一新。小说中的赵洪运便是在这样迅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头脑灵光”，发现了致富商机，由此开始了自己的碑刻事业。
赵洪运发现，随着生活条件改善，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庄户人家，“孝心空前高涨”，“有越来越多的人给老祖立碑，每年的清明节前，村后大路上都有许多到沭河西岸拉碑的驴车”便由此萌发学习碑刻技艺，经营墓碑生意的念头，苦心学艺，成功创立了自己的“洪运碑厂”，过上了相对富足的生活。在这次时代变化中，洪运显然是及时“醒”了，能够认清形势，看到了农民生活条件变好后萌生的精神需求，抓住机遇，成功致富。身份虽然经历了从农民到手工业者的转变，却也因此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并没有像沙子龙一样经历着身份转变的不适。
与沙子龙相比，赵洪运在第一次时代变革中的成功觉醒显然是更为顺畅的，然而时代并没有停下发展变化的脚步.面对仍在不断发生变革的时代，赵洪运是否又能继续及时“把握时代潮流”，及时“醒来”呢？
与沙子龙的始终“清醒”不同的是，赵洪运的最后结局是“肉体不醒”。他将技艺传承给儿子赵德配后，因儿子将“字后有字”的石碑卖给别人，做出辱人先祖的“缺德事”。这致使将诚信与名声看作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的赵洪运羞愧不已，以头撞碑导致瘫痪在床，肉体从此“不醒”。一块石碑，为何会如此重要？是赵洪运过于偏执、因循守旧，没有及时的认清时代变化，才导致“肉体不醒”的凄惨结局吗？赵德配玷污辱没的，只是一块普通的刻了字的石头吗？当然不是。断魂枪及其枪法在沙子龙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墓碑及碑刻技艺在赵洪运心中亦是如此。
赵洪运所雕刻并经营的墓碑具有丰厚的文化意味与精神寄托。古人习惯把世界分为三部分，即天堂、阴间和人世。“人生活在人世间，死后为鬼，鬼有双重性，肉身归之土地，魂魄升人天堂……以另一种方式获得新生。”在这些入土为安、尊命事鬼敬神等观念的指导与控制下，繁杂而神圣的祭祀风俗绵延发展。为了划清神圣与世俗的界限，人们往往设立诸多禁忌来起到划界作用，“禁忌通过不许接触等规范，使人们无可置疑地承认并维护某一事物的神圣属性，并借助这些禁忌使自己越来越接近神圣而摆脱那些使自己变得世俗的东西。”由石头刻字雕琢而形成的墓碑，其碑文制式就有严格的要求，正如文中所说的要“合黄道”。“大黄道是用‘道远几时通达，路遥何日还乡’这十二个字去套，轮回循环，最后一字落在带‘走之底’的字上才妥；小黄道用‘生老病死苦’这五个字，同样轮回循环，最后一字落到‘生’上才中。”看似简单的文字游戏，寄托了历代祖先对于来世的期盼与精神寄托，以及关于运势的虔诚祈祷。“刻了字的石头”，寄托了先祖对来世的祈愿；后世在宗法文化影响下，有着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墓碑因此具有了文化意味和精神内涵，具有“神圣性”。
“如果说墓志文内容是墓志的‘灵魂’，而志石形制当然就是它的‘躯体’。”墓碑除了碑文具有神圣性，体现了祖先崇拜的精神寄托；墓碑形制亦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并逐步成为宗法制的载体及维护工具。所以当时代变化，人们生活条件变好，有人想给老祖要一块更好的碑。赵洪运会细细盘问对方家庭情况，严格按照祖先规定的等级制度提供相应的墓碑形式。“还有人想在碑上镌龙刻凤，洪运叔更是严辞拒绝，说那是皇上皇后才能享受的待遇，平民百姓万万用不得。”这并非是赵洪运仍活在封建王朝的观念里“不醒”，而是刻了一辈子碑，他早已将墓碑的等级制式观念深深地刻在灵魂中，成为维护墓碑“神圣性”的一部分。因此，他才“固执”地坚守碑文与墓碑制式的规矩，不让世俗金钱侮辱墓碑的神圣。
而新一代的技艺持有者却没能继承师辈们对技艺的崇敬与热爱，在时代变革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赵德配在继承了碑刻职业后，看似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认清局势”，实则是利欲熏心，在拜金观念中迷失本性。“世纪末的社会变革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和方式重新建构、塑造这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乡村传统伦理在商品、市场、金钱、欲望的多重夹攻下分崩离析。”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进步，新时代带来的金钱观念冲击了乡土中国延续千年的传统道德秩序。现代化建设给原本以生老病死、四时耕作为生活内容的乡土中国带了新的欲求。这些欲求在从小接触新时代器物及思想的乡土新一代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以普遍的个体占有为形式的贪欲正在变成时代的秩序、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导的社会实践……积累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新的积累，让人感到欲望的无限性。因此，欲望成了一个晦暗不明、深不见底的物自体，开始恶魔般地横冲直撞。”当金钱与欲望的观念主宰了人心，传统人伦观念及伦理道德逐渐泯灭。这并非是认清时代趋势的“醒”，而是错误地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由此走上失去精神信仰的歧途。欲望在昔日“田园牧歌之地”蔓延滋长,与之而来的，不仅是传统技艺的没落与玷辱，更是传统精神信仰的迷失与精神失衡的悲凉。“我们必须学会如何追求财富，富人必须学会如何支配财富，穷人必须学会如何看待财富，我们必须共同呼唤财富伦理、建设财富伦理，才能真正实现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赵德发借此向读者传递的关于建立正确价值取向和金钱观念的文学探讨。
能否坚守精神信仰，不在追名逐利中迷失自我，也是能否正确“醒来”并做出相应选择的关键。“醒与不醒”不是简单的思想变革，对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更是大时代下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身精神特质和未来发展命运的抉择。
二、不传与传不了：两种文化答案与结局
在时代变革中如何将技艺传承发扬，是技艺持有者面临的技术性难题，更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技术载体存废与否的本体性问题。传承是文化发扬的基础，从技艺传承角度来看，要想将一门技艺传承下去，需要师徒双方配合，同心协力。做师傅的需要对徒弟悉心指导，做徒弟需要对技艺有敬畏之心，虚心求教，才能完成技艺传承，并在日后有可能将技艺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本体发扬光大。那么沙子龙与赵洪运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是否完成了技艺传承呢？
（一）沙子龙的“不传”及其精神之痛
沙子龙在时代变革中选择不传断魂枪及其枪法，《断魂枪》的剧情也围绕着沙子龙坚持不传，王三胜、孙老者等人渴求断魂枪法的矛盾冲突中展开。那么在文中所给出的条件下，沙子龙有没有可能选择传承？若是传授了断魂枪及枪法又会怎样呢？
戚继光曾提出：“师道不立，则言不信，教不遵，学之不习，习而不悦，师道废而教无成矣。”把确立“师道”当做是技艺传承的必要条件。沙子龙和赵洪运能否做个合格的老师呢？可以的。沙子龙自身技能过硬，虽没有直白详细的动作描写，但“神枪沙子龙”的称号名扬四海，足矣看出他的技艺高超。为人重义气，以身作则的践行着习武者的风范，德艺双馨，足可以做一名好老师。《路遥何日还乡》中，赵洪运也经历了两次技艺传承。第一次传承中，赵洪运作为徒弟，向马石匠学艺。初次求学并不顺利，文中赵洪运“泪洒师背”的求师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但也因其坚持不懈的求学精神而最终成功拜师，拜师后也没有懈怠，“他按照师傅的教诲，‘视石如纸，视刀如笔’，每天都在石头上练习刻字，有时候还练到深夜。”最终成功习得技艺真传，将碑刻技艺发扬下去，完成了这次技艺传承。
老师优秀，也需要合格的徒弟。选择徒弟，品德是重要的一环。对徒弟道德品行的要求，远比对身体条件的要求要重要且严格的多。武功不仅是强身健体，御敌致胜，更是对内在修为的提示，品德操守的锻炼。文中向沙子龙求教的有三类人，一种是昔日在沙子龙手下创练起来的少年们，他们具有一定的武功基础，靠着庙会上卖艺，顺带卖点大力丸，没钱时靠沙老师救济的日子。到处为老师吹腾，也只是“一来是愿意使人知道他们的武艺有真传授，受过高人的指教；二来是为激动沙老师：万一有人不服气而找上老师来，老师难道还不露一两手真的么？”甚至故意夸张沙子龙的武功，到了自欺欺人的可笑地步。如此品行不端，轻视武功尊严的人，视枪和枪法如命的沙子龙自然不会把枪法传授给他们。
第二类人是王三胜，身为沙子龙的大伙计，自然与其他少年不同。文中详细描写了王三胜外貌，并完整叙述了他在街头卖艺时，从拉开场子吆喝到显露武功的过程，读者由此可以看出其鲜活形象。“放下鞭，没向四围作揖，叉着腰念了两句：‘脚踢天下好汉，拳打五路英雄！’向四围扫了一眼：‘乡亲们，王三胜不是卖艺的……现在闲着没事，拉个场子陪诸位玩玩。’”几句语言描写，可看出他狂傲与身为习武之人的自信。“一跺脚，刀横起，大红缨子在肩前摆动。削砍劈拨，蹲越闪转，手起风生，忽忽直响”生动传神的动作描写，可见其技艺。文中有直接描写到：“他是沙子龙手下的大将。”足以见得他确有技艺，且与沙子龙闯荡江湖时，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可王三胜在施展完功夫后，又得到什么呢？在文中着墨描写王三胜的功夫后，围观看客“稀稀的扔下几个铜钱”，即便是他一再吆喝，等了又等，“地上依旧是那几个亮而削薄的铜钱”，只能咽口气叹一声：“没人懂！”武艺高手的孤寂没落与悲凉无奈，跃然纸上。
小说进行到王三胜与孙老者比武时，老舍为表现场面紧张激动、围观人数众多，用了一句侧面描写：“邻场耍狗熊的无论怎么敲锣也不中用了。”“耍狗熊”是旧社会江湖艺人卖艺的一项内容，艺人牵一只黑熊，沿街筛锣吆喝，等到有人愿意出钱看狗熊行礼逗乐时，“狗熊就抬起爪子往额头一举，哼哼几声，人们哈哈大笑。艺人就在这笑声中，能挣几个钱，赖以糊口而已。”人和熊宛若小丑一般，靠给人提供笑柄，供人取笑过活，毫无尊严可言。王三胜的摊子与“耍狗熊的”相邻，其地位处境可见一斑。沙子龙若将枪传给他，他必然会将断魂枪作为卖艺的又一项资本，在围观看客的眼里，无非是多了个新鲜玩意、谈资笑柄，在王三胜与其他像孙老者一样的武林人士较量时，多个看点。时间一过便与“隔壁耍狗熊的”，“变戏法的”，无甚区别。
王三胜显然是没有“醒”的。如果他醒了，便会和师傅一样，明白这火枪洋炮的时代里，早已没有昔日武学的位置，不会再以武维生，对社会现实抱有幻想，将往昔跟随沙子龙的辉煌当做招牌，对围观看客抱有期待，在表演功夫后“诸位诸位”的吆喝，等待能有人“懂”功夫，给予他应得的尊严。长期以此为生，“地上稀薄铜钱”的情况肯定见了多次，却依旧在每次都抱有幻想，可见仍沉浸在过往里执迷不悟，“不醒”之深。况且孙老者也说过：“月棍年刀一辈子枪，不容易见功夫！”王三胜性格狂傲，未必能虚心学习，反复推敲磨炼武艺，领悟到断魂枪精髓。即便真学得，也不容易拥有与沙子龙相当的武艺。空顶着名号，引人挑战，战败后更是对沙子龙和断魂枪的折辱。王三胜在告诉沙子龙“枪掉了两次”后，“没等吩咐，他慌忙跑出去”因为“他知道‘枪’老师心中有多大分量。”若是断魂枪在王三胜手中成为看客取乐的对象，或者在比赛中受到折辱，不难想见沙子龙会作何反应，所以必然不会将枪法传给王三胜。
如果说沙子龙的前三类传承人选和赵德配一样对技艺缺乏敬畏尊崇，不可传，那么孙老者呢？从文中所给出的条件来看，他似乎符合理想继承人的诸多条件，武功高强，向沙子龙求教时，言语里尽是渴求：“我不逛，也用不着钱，我来学艺！”如此看来，孙老者极有可能习得真传，成为合格的继承者，那为什么沙子龙仍旧不传承呢？
笔者认为原因有如下三点：首先是年龄问题，文中没有说孙老者的名讳，而是反复称他为“孙老者”。这三个字反复出现，唯一的那一个形容词——“老”——更是在暗暗强调多次，据统计，“在这篇5000余字的小说中，作者16次使用‘老头子’、4次使用‘老头儿’、4次使用‘老人’，1次使用‘老家伙’指称孙老者……也就是说孙老者一出场作者就给他定位为‘夕阳’的角色了”。纵使孙老者身体素质过硬，能在“油尽灯枯”前习得真传，但是他年事已高，能不能在有限的寿命里将技艺再完整传承下去，还是未知。断魂枪即便是传给了孙老者，在日后也仍旧面临失传的风险。
其次便是态度。孙老者看似是来“求教”的，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做徒弟求学的虚心态度，当王三胜战败后，表示要带其去找沙子龙时，孙老者立刻表示“就是为会他才来的”，不苟言笑的脸上也 “干巴脸上皱起点来，似乎是笑呢”。孙老者的语言始终不多，然而在与沙子龙初见时“我来领教领教枪法”反复说了两次，在得知沙子龙不愿比武时说：“不比武，教给我那趟五虎断魂枪”。此时的求教断魂枪俨然成了“不比武”后退而求其次的方式，而非一心求学的首要目的。他在院子里为了证明自己“够资格学艺”，一气呵成、行云流水般的武艺展示，却让自己多了几分“小丑”的可笑。能亮出功夫在大街上随意与人较量，将功夫“献技夸耀”般的展示，即便拥有高深功夫，也是肤浅，让人鄙夷，断不能传授技艺。
而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因为孙老者的“没醒”。文中虽然没有交代孙老者以何为生，但他在街上与王三胜比武，并且对断魂枪及其枪法有着强烈渴求，已然可以看出他还沉浸在早已破灭的武学梦境中。如果传授给他，难免又会成为街头看客的笑柄，换来几声叫好，和更多扔在地上的铜钱，还是免不了让断魂枪折辱。“沙子龙的后面其实也立着个孙老者，他从孙老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看到了迷信断魂枪的过去和过去的错误。因为看到了，所以东方的大梦没法儿不醒了。”
沙子龙“不传”的文化选择与答案，呈现出的是无人可传与传承“无用”的双重悲凉与决绝。“老舍是一个严峻的现实主义者，他没有一厢情愿地让沙子龙大打出手……而是如实地展示了他们的失败。”断魂枪作为文章的核心器物，代表“神枪沙子龙”的荣耀与尊严，亦代表了江湖绿林的传奇与武林人士的侠义精神，意蕴深厚。枪法不传精神传，沙子龙的“不传”，虽使断魂枪枪法就此失传，却保护了枪法绝学的尊严，使其免于沦落成“卖艺资本”，被看客所折辱。亦是维护了昔日“江湖大侠”的尊严，秉持了习武之人的技艺坚守。且对读者的留白与暗示，也让读者在阅读时，只能幻想月夜下，“银龙般的长枪围绕短小精悍的汉子上下翻飞，气贯长虹”，说是“不传”，却传给了后世无限遐想，留下了“此时无声胜有声”，回味悠长的艺术效果。
（二）赵洪运的“传不了”及其灵魂之“憾”
无独有偶，有意味的是，这种“不传”在近百年之后有了新的时代回声和新的文化结局。沙子龙手下创练起来的少年们与王三胜将武艺当做谋生的资本，对武艺缺乏应有的尊崇之心，而赵洪运的儿子兼技艺传承人赵德配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在赵洪运的第二次技艺传承中，他作为师傅，将技艺传承给儿子赵德配。子承父业本是中国宗法制所形成的一项传统，赵洪运此举也属于合情合理，但是传承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从小在父亲创造的较为富裕的条件下养尊处优成长起来的德配，对父亲传授的碑刻技艺并没有表现出虚心学习的态度。德配第一次出场时，是在父亲催促好久后从屋里走出来，“赶时髦”地留着城里男孩子流行“郭富城”头，他和他“七八成新的摩托车”，与满院子“横七竖八放的碑石”格格不入。即便是在娶妻生女之后，德配也仍是“干活到底是不扎实”，并没有真心地学习并努力将技艺发扬光大，更多是敷衍了事罢了。
过了几年，赵德配买回了电磨、电脑刻绘机和喷砂枪用于碑刻，连碑文都可以直接通过电脑设计，刻碑的工作效率大幅提高。然而全部由电脑完成的刻碑过程，却也让刻碑技艺受到损害。前文中赵洪运为“我爷爷”刻的碑，运用多种字体，在保障墓碑神圣性的前提下极力美化装饰，制作出可以代表其最高水平的精美墓碑。而经由电脑创作的墓碑，字体都是由电脑设计好，虽然工整迅速却形式单调，体现不出刻碑者的书法技艺及艺术美感，丧失了在传统工艺中充分彰显的艺人个人风格，以及刻碑人心中所怀有的与传递在碑中的“生命之气”、“心灵之敬”。作者借文中“我”一语道出：“这就是高科技对于传统工艺的伤害呵。”赵德配追求效率与“省事”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碑刻艺人秉承的匠心、人文技艺和心灵之“情”、“神性”。
现代化对传统技艺及精神的冲击远不止于此。从小接触现代器物，受到现代思想影响的德配，虽然能够及时借助高科技工具成功致富，却也开始逐渐走上违背纲常伦理，辱没祖先和碑刻技艺的“歪门邪道”。同是“刻坏了石碑”，当年还是学徒的赵洪运因为“一是出不起修石碑的钱，二是丢不起这人”而急得直哭，幸好得到了“我爷爷”的帮助，由“我爷爷”带着叔侄辈的十三个人，在河滩上“披星戴月”地“率众霍霍磨碑”，辛苦一夜成功将碑磨平，才化解了这场风波。而赵德配却将坏碑简单处理后重新刻字并卖给别人，事后还毫无悔意。墓碑在他眼里不过是赚钱的工具，丝毫没有继承父亲对墓碑“神圣性”的虔诚维护。墓碑生意虽然由赵洪运传承给了儿子赵德配，但是碑刻技艺由人工变为了机器，即使没有全部失传也受到了重大损失。墓碑所代表的精神文化信仰，更是在赵德配手中遭到玷辱，彻底失传。传承千年的墓碑文化内涵及碑刻技艺，在时代变革中落得“精神失传”的局面，让人读来唏嘘、心痛不已。
赵洪运看似是将技艺传给了儿子赵德配，但因赵德配只是将技艺当做赚钱手段，缺少对技艺的敬畏尊崇，最终在赵德配手中失传的不仅是技艺精神，还有是传统的道德伦理。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人的代际关系是‘抚育—赡养’的反馈模式。”赵洪运一生重情重义，对待有恩于己的“我爷爷”，竭尽所能的尽孝刻碑。给儿子取名“德配”，对儿子给予了“德配天地”的厚望，对小孙女也疼爱有加，在“抚育”方面做到了长辈应尽的责任，而德配在“赡养”方面却显然未能尽到义务。坚持金钱至上的赵德配，在年轻时就数次违背了传统伦理纲常，与“未出五服”的小姨子不伦相爱，后又不顾父母反对与“小崔”未婚同居，父亲瘫痪后只一味提供物质，所谓的“物质孝敬”更多是他炫耀自身经济实力的招牌，甚至在父亲的葬礼上都没有流泪。如此种种，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看来，是十足的不孝，也是道德伦理的传承断裂。
“乡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决定了乡土小说更多的是以伦理现实主义态度和立场观照人物的命运和乡村伦理道德的，所以赵德发在重视社会正常发展的人伦秩序并守望乡村的传统伦理美德时，也必然注重乡村大地上春种秋收的生活繁重与传宗接代、敬天祭祖等日常伦理纲常相依相存的复杂万象。”与老舍《断魂枪》中沙子龙的“不传”，相比较，赵德发的《路遥何日还乡》中赵洪运“想传”而“传不了”的时代答案与文化结局，更令人感受到无言的悲哀。赵德发在小说中所表达的不仅是墓碑及刻碑技艺在时代发展变革中的传承与失传，还展现了现代中国乡村的伦理道德与现代思想的对立冲突，并以此引起读者思考，在产生共鸣后的精神无奈悲凉。
时代变革中，究竟是拒绝传授技艺，让技艺面临失传风险，来捍卫技艺精神与尊严？还是传授技艺，却让技艺在传承过程中面临被折辱的风险？这不仅是沙子龙与赵洪运都要面对的精神抉择，也是作者留给当代读者在阅读后的思索与追问。虚构的师徒人物，真正的浮世图景。面对时代变革造成的技艺冲击与失传，正如赵德发先生所说：“时代潮流，浩浩汤汤，既摧枯拉朽，又埋金沉银。……我们一边深情回望，一边随波逐流。”
综上所述，“醒与不醒”、“不传与传不了”，都是技艺持有者在时代变革的历史背景下，不得不面临的抉择和文化、精神心灵回应。这看似简单的选择题和文化答案，却是对过往岁月或道别、或中华文化存续的命运抉择，是能否毅然决然开启文化新生的关键转折。
结语
文化何去何从，如何在一次次社会剧变和文明转型中不断创造性转化和新生，这是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必须面对和深刻思考的大问题。在民国初年，社会受到外来器物与文化的冲击，著名作家老舍在《断魂枪》做描写的沙子龙形象及时认清武学的无用，从往昔的辉煌中毅然觉醒，“壮士断腕”般开启新生，成为变革大年代的“醒的人”，清醒地独自承担身份转变所带来的落差与精神迷失。在认清断魂枪无人可传与传承“无用”的双重悲凉后，他宁可忍受着断魂枪就此失传的痛心，仍坚持不传。失传的是枪和枪法，维护了断魂枪不受折辱，终将“神枪大侠”的侠义风范，与断魂枪寄托的精神传于后世。这是精神变革与文化失传所面临的双重痛苦，也是老舍在深度了解武学后，替一代习武之人宣告地尊严坚守与精神延续。《断魂枪》不仅蕴含丰富的文学价值，更寄予了意蕴深厚地文化价值、精神内涵。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二战以来世界最大的奇迹。13亿多的中国人，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变革历程。这一伟大变革历程，其艰辛度、复杂度、广阔度和深远度，都远远超出了人们原来的想象，更是需要在更深远的时间维度上显现出其独特深远的意义与价值。这正是‘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难度、价值与魅力所在。”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当代著名作家赵德发《路遥何日还乡》小说中所描绘的赵洪运形象，面对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及时发现商机，成功致富。但儿子赵德配却在时代变革中自以为“醒”，坚持金钱至上，终因欲望而迷失自我，导致碑刻技艺的手工技法被机器取代，丧失了艺术美感、生命之气及其内在神性。碑刻中蕴含了千百年的精神文化也被金钱欲望所侮辱，既没有将技术完整传承，也使其丧失了精神内在性，造成了精神失传的痛惜局面。赵德发所书写的，不仅仅是碑刻技艺的失传，更是新时代下人们的心理及价值取向发生的变化，从文学角度揭露了时代变革所引发的精神问题，探讨技艺文化传承的深层危机，展现了‘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与魅力。
人类文明的变革带来了一次次文化转型和社会剧变，构成了一个个“大时代”。大时代的人们调整自身来适应变革的时代，进而又对后世产生影响。历史本就是由无数小人物的历史所构成的。大时代从不缺小人物；无数的平凡小人物的生活、生命、情感、技艺与信仰，却构成了不平凡的大时代之“精神内涵”。大时代、小人物，个体技艺与民族文化，都是在互相影响和相互作用中，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变革、不停前进。一部小人物个体技艺的传承史，恰恰是大时代之中，一个民族文化传承与衍变、衰落或新生的时代之“碑刻”，从而具有着极为鲜明、生动、深邃的时代标识与文化标本意义。
有着深厚文化关怀意识和伦理文化使命感的作家老舍与赵德发书写的，不仅是沙子龙与赵洪运在时代变革下的艰难抉择与内心栖徨，而且是立足于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文化之殇和精神之忧，表达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眷恋和无比热爱。“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把时代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最核心的问题，以一种审美的文学书写和艺术表现方式鲜活地呈现出来，从而实现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为生民立命的目的、使命与责任担当。”《断魂枪》与《路遥何日还乡》能引领读者思考的，不止是断魂枪与墓碑碑刻的技艺传承问题，还有千百年来时代革新所引发的文化传承断续与生命情感的皈依的根本性和终极性问题。让读者心有所感，跟作者一起在时代洪流下，随波逐流，一路前行，在历史深情回望中以求文化自知、自省、自救、自强。这正是经典文学的魅力价值与责任使命之所在。
作者简介：
张丽军( 1972—)，男，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房千群( 1999—)，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新现实主义’审美书写研究”（19ZWB100）课题组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刊于《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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