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边党”的手笔

《域外小说集》1909年在东京的出版，是因为“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

很有点“怼”的意思：

——“你行你上？”

——“我上。”

二十多岁的“会稽周氏兄弟”——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其时都在东京留学。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十六个短篇小说，译文皆为文言。在此之前，还没有从英文、德文翻译成中文的短篇小说集，也没有采用新式标点的文学作品，也没有译介悬疑、恐怖（爱伦坡）小说的小说集。

周作人主攻翻译，鲁迅除了翻译和编辑，还揽下了书的美术设计。

书的封面，鲁迅请同学陈师曾（梁启超誉之“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祖父是陈宝箴、父亲陈三立、胞弟陈寅恪。）题写了“域外小说集”篆字书名，上方是一窄长的图画，画中希腊女子抱着竖琴，望向海天一线中正在上升的旭日和展翅的飞鸟，剩下是大片的留白。

装帧则采用了毛边。

并非后来的“少切N刀”概念，而是设计伊始就想好，天头、翻口、地脚皆不裁，宽窄与封面配合。

这在《域外小说集》的“略例”部分被隆重提到：

“装钉均从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故虽翻阅数次绝无污染。……且纸之四周，皆极广博，故订定时亦不病隘陋。”

“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的作法，在鲁迅看来，不单让书不易脏，而且能让四周空间阔绰。多些余地，心情更舒畅——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鲁迅后来在《忽然想到·二》里阐述他的装帧美学。

周作人则步调一致：

“第一，毛边可以使书不大容易脏，——脏总是要脏的，不过比光边的不大容易看得出。第二，毛边可以使书的“天地头”稍宽阔，好看一点。不但线装书要天地头宽，就是洋装书也总是四周空广一点的好看;这最好自然是用大纸印刷，不过未免太费，所以只好利用毛边使它宽阔一点罢了。”（周作人《毛边装订的理由》）

在周氏兄弟，毛边算是个癖好。

鲁迅宣称，“光边书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又说，“与李老板（即北新书局李小峰）约：别的不管，只是我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

不过，毛边的理想也终归只是理想。即在当时书店看到的，终归还是99.99%的“没有头发的人”。

毛边本的《域外小说集》初版在当时的销量惨淡，许是内容也过于前卫。

鲁迅在1920年给重印版《域外小说集》的序里写到：每集在东京只卖去20本就再也没有人买了。上海的寄售处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

也就可以理解，《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在2007年中国书店秋拍中拍出了27万（含手续费29.7万）。

毛边本终归有什么意思？按照周作人的说法，“或者也有罢，或者没有。”

但总有些毛边党，如当年的周氏兄弟一般。

“因为要使得自己的书好看些，用小刀裁一下，在看书的人似乎也还不是一件十分讨厌的事。至于费工夫，那是没有什么办法。”

“本来读书就是很费工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