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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寺妙祥和少林寺永信,谁是真修行人一目了然?要明白这三件事

“不捉金钱、不设功德箱、禁止金钱供养只接受米面粮油、一天只睡4个小时、日中一食且过午不食、每年外出经行托钵乞食......”

大悲寺妙祥

近些年来,位于辽宁省海城市毛祁镇的大悲寺可谓声名鹊起,尤其是借着十几年前拍摄的《古道清凉》纪录片,俨然被塑造成了当代佛教界的“标本”。

“大悲寺的才是真和尚,少林寺的就是假和尚!”

“妙祥法师看上去就那么慈悲,永信和尚肥头大耳面目可憎!”

“有些人白天是和尚,晚上老婆孩子热炕头,名车名表花天酒地!”

上述的言论非常普遍,被媒体塑造成佛教“反面教材”的永信,一直都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很多人以释妙祥为救世主一般的楷模,对释永信却横加指责肆意污蔑,这其实反映了大众对佛教认识的浅薄。

少林寺永信

大悲寺妙祥和少林寺永信,谁是真修行人果真一目了然吗?庵主以为,各位在评判他们之前,至少要明白佛教发展历程中的这三件大事

不捉金钱:引发毗舍离城的根本分裂

释迦入灭大约100年后,僧团因“捉金钱”的问题,而引发了著名的毗舍离城集结,也就是僧史上所说的根本分裂。

当时一直活跃在西天竺地区的长老耶舍,游方到东天竺地区时,发现当地跋耆族的比丘违反戒律。他们引发保守的长老所不满的事情,具体表现在十个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持金钱”。(依《善见律毗婆沙》)

  • 第一,盐净,能不能储藏食盐以供他日使用;

  • 第二,二指净,日影在日晷上推移到两指时能否进食;

  • 第三,聚落间净,在一处乞到食物后,能否到他处再去乞食;

  • 第四,住处净,同在一个地方的比丘,能否随意走动布萨;

  • 第五,随意净,僧团羯磨(表决商议大事)未达到规定人数,能否继续进行;

  • 第六,久处净,随顺先例;

  • 第七,生和合净,进食后能否饮用没有提取过奶酪的牛乳;

  • 第八,水净,能不能饮用未经发酵的椰子汁;

  • 第九,不益缕尼师坛净,是否要缝制不用贴边且大小便随意之坐具;

  • 第十,金银净,能否接受金银的布施并储存起来。

以耶舍为代表的长老认为“不能”,所以他在见到跋耆族比丘公然接受金银时,断定他们违反戒律,这就是僧史上著名的“十事非法”。

长老耶舍马上就召集比丘,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这种行为,并且公开地忏悔自己的过失。但东天竺的比丘们不服,认为不接受金钱的话,僧团根本无法生活下去。

因为当时的东天竺地区手工业和工商业高度发达,而西天竺地区却仍旧以农业为主,所以两边的僧侣对金钱的看法不一致。在手工业发达的东天竺地区,很多商户自己本身就不做饭,更别说施舍食物给僧人了。

“我给你们一点钱,你们拿去买点吃的吧!”

一开始,跋耆族比丘大部分人都不同意这样做,但现实是不接受金钱就要饿死。而西天竺的长老们则不同,他们的地位崇高大都被王宫贵胄供养,根本都不需要外出乞食。即便一些弟子们外出托钵,在传统的农业地区也能化来食物。

于是,跋耆族比丘们没有把耶舍的话当回事,这导致了上座部长老们的不满。

耶舍回到西天竺地区后,将此事告知了长老们,双方最终选定七百人在毗舍离城进行辩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百集结”,或者说“毗舍离城集结”,双方围绕的重点为“持金钱”。

两者最终也没达成共识,大众部的比丘由此与上座部的长老分庭抗礼,这就是佛教史上的“根本分裂”。

而它所爆发的根本原因,除了客观现实的变迁之外,还与阿难迦叶两位“付法藏者”有关。佛入涅槃后,摩诃迦叶长老召开了第一次三藏集结,与阿难尊者在“小小戒”的问题上产生分歧。

“小小戒”,其实就是一些非常枝叶末节的戒律,阿难尊者认为“小小戒应舍”,而苦行一派的摩诃迦叶却判定“小小戒不应舍”。但僧团内部对看法不同,阿难作为佛陀的近侍弟子且一直陪伴其左右,他的说法可信程度明显更高,后世基本上公认“小小戒可舍”。

由此,在上座部与大众部的经典中,关于“持金钱”是否是“小小戒”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论,前者认为不是,后者认为是。比如巴利语系的《相应部·趣相应》和《增支部·鹿品经》,就断定其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小小戒”,而梵语系的《四分律藏》和《五分律藏》中,则将其归为“小小戒”中。

摩诃迦叶

很多人看到这里就会说,那肯定是上座部更如法,因为他们守的戒律多更偏向苦行。

事实并非如此,“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佛法一味而众口难调。上座部都分布在热带地区,他们当然可以和耶舍长老那样“不持金钱”,因为那里物产丰富遍地都是食物。

这就好比很多人总是疑惑,为什么非洲人那么散漫,而东亚人尤其是中国人如此勤劳?答案很简单,在非洲随便找点野果子就能填饱肚子,你到中国来试一试。饥饿,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记忆,这注定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不可能靠托钵乞食的方式生存下来。

再举一个例子,高寒的西藏僧侣可以食肉,那他们为什么不素食呢?因为那个地方遍地牛羊却中不了庄稼,蔬菜水果属于极为奢侈的食物,根本无法满足日常所需。所以,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必须食肉,这是现实环境所导致的。

我们试想一下,把汉传不食肉的传统强加给西藏僧侣,会引发什么后果呢?同理,将东南亚热带地区上座部僧侣次第乞食、不蓄金钱的传统强加给汉传,也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西藏僧侣

更何况,上座部同样与当地的社会融合了,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就一直保持着释迦弘法时的面貌。

比如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等地,僧人不持金钱却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举世闻名的缅甸僧兵难道就如法了吗?很多人都是叶公好龙,其实当真生活在这些国家,他们又接受不了了。拿泰国来说,当地大部分人一生中必须要出家一次,而且对僧侣必须极为敬重,这放在中国谁又受得了呢?

我们再说苦行的问题,很多人都怀有一种偏见,认为苦行的就一定是好和尚,这同样相当之荒谬。

提婆达多:带领僧团出走与佛陀分庭抗礼

在佛陀的晚年,僧团内部由苦行引发了相当严重的分歧,爆发性的事件就是提婆达多反佛。

提婆达多是佛陀的堂弟,与阿难陀尊者是亲兄弟。释迦觉悟后度其出家,他修行上一直非常精进,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与阿难陀一样,提婆达多长相俊美颇有威仪,出家12年持戒精严且极为刻苦,在僧团中拥有相当高的地位。

但因为在苦行方面与佛陀的分歧,他最终犯下了三重大罪——出佛身血、杀比丘尼、破和合僧。

提婆曾三次设计杀害佛陀,最后一次是从山顶推下巨石,导致经过的佛陀足部受伤。此后,他又设计杀死以神通著称的莲华色比丘尼,提出五件事情与佛陀对峙。在阿阇世王的供养下,提婆带领五百比丘出走分庭抗礼,险些导致了僧团的大分裂。

  • 第一,不吃盐;

  • 第二,不吃一切牛乳以及其制品;

  • 第三,终生不得穿完整的好衣服,只能穿破烂的布条缝制的“粪扫衣”;

  • 第四,不吃鱼和肉等食物;

  • 第五,只能住在山林间的草房子里,不得住在好房子里。

这五件事情都带有典型的苦行色彩,佛陀本人对此并不提倡,甚至他的意见是相左的。

比如不吃盐,这根本就没办法做到,僧众乞食难道还能挑挑拣拣吗?牛乳,佛成道之前就是接受了牧羊女的乳糜,放弃苦行后才恢复体力得以悟道的。完整的好衣服,这无关紧要,只要符合僧制就可以了。鱼肉,佛教有三净肉和五净肉之说,全然不食肉是梁武帝之后才有的。只能住在草房子里,那祇园精舍、竹林精舍虽然不算豪华,但也绝对不是林间的草房子。

这是典型的婆罗门教和耆那教所倡导的苦行思想,佛陀在修道之初就反驳过,而且他也是放弃苦行才证道的。

或许有人会拿摩诃迦叶举例子,实际上佛曾劝说晚年的迦叶放弃苦行,回归到僧团中协助自己管理(《摩诃僧祇律》)。但迦叶这个人比较固执,他解释了自己苦行的原因,由此得到了释迦的赞叹。此外,摩诃迦叶只对自己这样要求,他很少要求别人也如此。

即便是后来他主持“七叶窟集结”,也没有因为自己行苦行,就将其完全推广到僧伽中,而提婆达多则不然。这就好比素食主义者和极端素食主义者,前者说“我自己吃素,这就行了”,后者说“你们也要吃素,不吃就不行”。

这就是典型的外道思想,它只在无用的形式上下功夫,没有触及到佛法的核心。

印度苦行僧

在古印度有这样的传统,那就是他们认为光明无比崇高,而只有干枯的草木才能引火照亮周围。所以,外道行苦行都是要让自己断绝饮食和饮水,以达到身体干燥的程度。同时,他们认为一个人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情,那就相当了不起,能够得道。

这种思想至今仍深深地影响印度人,比如甘地。此外还有一位印度人,将一只手举起来数十年,一辈子都没放下而受到尊崇。他们的做法庵主不评价,但确实与解脱毫无关系。色身是修行的基础,在不放逸的前提下滋养它,反而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提婆达多最后还是回归了僧团,但他所造成的影响极坏,许多外道弟子混入僧团当中。佛陀晚年将僧团的管理事物交给舍利弗和目犍连,但双贤入灭之后他失去了左膀右臂,很多流弊都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为日后埋下了诸多祸患。

唐朝的玄奘抵达那烂陀寺以后,还发现周围存在不少提婆达多派的弟子,他们遍身褴褛地居住于山林之间,这件事情记载在《大唐西域记》中。

玄奘

在南亚的印度,提婆达多派的弟子能生活下去,因为那里邦国林立且物产丰富。但换到长期集权且地形复杂的中土,这种经济制度是无法生存的,僧众根本无法赓续千年心灯。连传法的人都活不下去,那法还能如何流传呢?这是大家应当深思的问题。

我们学佛,一定要有一个宏观的认知,不能仅凭自己的主观道德去判断。

比如,很多人看到“四大皆空”这几个字,就认为僧众一定要一无所有。其实,“四大皆空”是胜义谛上的说法,它本身是一种佛教缘起论。娑婆世界的一切都以“地水火风”结合而成,各大要素相依缘起,所以万法的本质就是空。

“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

要将其放到世俗谛上来讲,那肯定是要闹笑话的。马路上的车奔驰而过,你能说它是空吗?出家人有圣贤、凡夫和粥饭之分,不可能每个人都是道德上的完人,其实与在家人在这方面是一样的。而僧团作为社会组织,必然要考量经济上的问题,不问世事是无法生存的。

所以,一天睡4个小时、外出托钵乞食等等行为,与修行本质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汉传丛林早就解决了僧团的经济问题,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条例去规范僧众日常的起居。

百丈怀海:解决汉传丛林经济问题的改革家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要了解汉传丛林制度,梳理出它最基本的源流。

汉传丛林

佛教公认传入的时间为东汉末年,一般以汉明帝修建洛阳白马寺为肇始。作为外来者,它要想在中土立足,就必须要解决两大问题——思想与经济。

起初,西来的僧侣将其依附在民间巫教上,中国人也就将其作为一般信仰看待。汉末三国开始大规模译经后,僧侣们采用“格义法”大量借用老庄孔孟的词汇,算是完成了其中国化的第一步。

不过,这种方法带来的弊端十分突出,经典佶屈聱牙且极易被附会。因此,东晋时期的道安大师改进了翻译方法,同时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不立”的基本原则。其高足庐山慧远大师,更是斡旋于三教僧俗当中,解决印度固有思想与中土的矛盾冲突。

比如,“袒服论”、“沙门不敬王者论”等等,都是针对两者间的矛盾冲突进行调和。慧远极大地推荐了其中国化的历程,使得这一外来思想能在中土真正扎根,而同时期的鸠摩罗什以译经的方式,真正地将佛学思想大规模地传入中土。

到了唐朝时期,大量的僧侣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解决经济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

庐山慧远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数次的毁佛运动,使得僧侣必须要在王室供养之外,创造全新的经济模式以保证僧团生存。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禅宗,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达摩至慧可、僧璨这三代法脉,几乎都游荡在山林之间,保持着原始的特色。而到了四祖道信开创的东山法门一系,就提倡“农禅并重”以实现自给自足,五祖弘忍更是将其发扬光大。

曹溪六祖惠能法嗣下的南岳怀让一系中,出现了“马驹踏杀天下人”的马祖道一,他总结历代经验并开创了丛林模式。在江西洪州地区弘法40余年的道一,始终将丛林建设放在重中之重,他彻底改变了以往禅僧“游而不居”的面貌。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这种将劳动看得无比重要的精神,结合其倡导的“平常心是道”的思想,完美地契合了中土风俗。而门下的百丈怀海禅师,虽然在义理上的成就不突出,但他是中国丛林清规制度的奠基人,是中国佛教伟大的改革家。

百丈怀海

我们至今所沿用的很多清规戒律,都是由百丈禅师而来的。

他沿袭并发扬了“法食双运”的惯例,要求僧众无论职务如何,都必须按时出坡参加劳动。同时,打破了“过午不食”的规则,允许部分参加过重劳动的僧众吃晚饭。而且,人人在饮食方面平等节俭,不存在特殊情况。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从戒律的角度,解决了“掘地戒”的禁条。因为种地挖土,会在翻土的过程中伤害虫蚁等生物,这就犯下了杀生的罪过。他对此事做出了具体回答,而且比较巧妙。

“不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无罪,有罪无罪事当在人。”

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的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背景使得僧众必须自给自足。饮食问题是大问题,像以往那般依靠他人供养根本行不通,唯有自给自足、自立自强、自力更生。同时,为了避免大量混饭吃的流民混入僧团,怀海禅师规范了僧众日常行为准则。

比如“饮食之法”、“劳作之法”、“行香坐定之法”、“开示之法”、“止息之法”等等,相当繁琐而且细致,成为戒律之外的规范补充。前者是印度来的,它未必完全符合中土风俗,而清规则解决了两者之间的冲突。

直到今天,汉传丛林都沿袭着怀海清规的基本框架,整体上的变化并不大。而他那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更是成为丛林千百年来的立身之本,佛法在中土赓续至今,与其有着莫大的关系。

通过上述的三件事情,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佛教中国化的脉络,理解其背后存在的客观矛盾与解决过程。因而,评判某位僧人并非那么简单的事情,不了解佛教史、不通晓清规戒律,往往只会沦为傲慢的偏见。

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过往中,它一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一定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挑战。如今就是这种情况,佛教日渐式微的形式下,如何生存、弘法是一个重大问题。

民国时期的太虚大师,曾经针对元明清以来的“经忏佛教”进行改革,使其回到释迦本怀的清净源流。以解脱生死为第一要务,将视线重新投射到人本身的问题上,“人生佛教”的理念可谓影响深远。

太虚大师

曾遭受冲击的释教死里逃生,在赵朴初等一众居士以及一众大德的共同努力下,才逐渐地恢复了元气。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之后,僧俗两界都面临着时代的难题,墨守成规甚至走倒退路线肯定是行不通的。

总要有人站出来进行探索与尝试,少林寺永信作为三坛大戒的佛子,他做得其实已经足够好了。疫情之前,我这个人是不问世事的,但遭受波折之后,方知无论何处都摆脱不了柴米油盐的影子。

穿衣吃饭是头等大事,人生不过百载,却仍旧为其奔波劳碌。今日他起高楼,明日他楼塌了,哪里有什么万全之策呢?个人与家庭的问题都如此难断善恶,遑论整个僧伽的生存与发展。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其实大家都是凡人罢了,过多的附会与幻想终究一场空。这就好比庵主四年之前开始写佛教文章,一开始专职写佛教史,为何后面又写点家长里短的古诗词故事呢?其中艰辛难以对外人道也,无非是碎银几两,一日三餐罢了。

很多人,仍旧相信此处存在圆满的净土,因而容易被表象所蒙蔽。我们应当尊重客观规律,就如同尊重人的生老病死、物的坏空成住一般,承认人本身的缺陷,同时更应以广阔而幽深的视野,发现其光辉与灿烂之处。

赵朴初老居士

永信和妙祥二人谁是高僧?这件事情的争论没有任何意义,也不必去花费口舌。很多人都向往月亮,以为其皎洁光明不染尘垢,然而,真实的月球表面也遍布疮痍,与你我的周遭并无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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