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大禹治水

《史记·河渠书》引《夏书》曰：“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这段真《夏书》内容，应是伪《尚书·夏书·禹贡》删掉的内容。大禹治水关键，就在大邳撕二渠北引黄河并载于高地，解决了“害中国也尤甚”大问题，使“诸夏艾安”。

真实《夏书》载明大禹之前治水失败原因：“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今河北威县、清河临近山东之处，遗留下很多鲧堤，按照其地理位置，应是崇伯鲧在大伾以东的“平地”筑堤，也是为北引黄河。但在平地上筑起高高的河堤，即使有崇伯鲧构筑城郭的先进技术，也难以抵抗波涛汹涌的黄河洪峰。所以，大禹采取“北载之高地”的方法，向下深挖河道，水在地面以下北流，即使有再大的洪峰，也不存在冲垮河堤的可能。

大禹治水体现出极高的智慧、魄力，和巧夺天工的设计：

一是在大邳山北引高地：这是大禹详尽勘察地形后做出的最英明决定。大伾山以北约30公里是地质活动单元的内黄凸起，与太行山东麓台地连接为一道阻水的高地，高地东北部就是地势很低的一马平川，不像小九州一带有泰山山脉的余脉阻水。只要挖掘开太行山台地与内黄凸起之间的薄弱之地，顶多也就是40多公里的地下河道，就能长期的引水北流入海。在4000多年前就有这种大智慧大格局的宏伟设计，堪称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创举。

二是保留了河的故道：《史记·河渠书》：“乃厮二渠以引其河。”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厮，分也。二渠，其一出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则漯川。”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禹导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东北流，首经东武阳，至高唐合漯水。”可见，“厮二渠”是将黄河故道一分为二，北载高地的禹河宽阔且河床高，可通畅的分流洪水；原河道的河床底，枯水期仍能保障九州地区灌溉。此结构冠绝千古，是华夏文明独特大智慧。

三是挖掘排洪渠道：《淮南鸿烈解》：“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许慎注解：“河水自昆仑由地中行，禹导而通之，至积石山。”这是排洪关键工程，在今阳谷山和吾山之间，大禹“身解阳盱之河”、“掘昆仑墟以下地”、凿龙门，将黄河水疏通到东北12公里黄河艾山卡口，就是“禹所积石之山”。《说文解字》所：斫木声也。禹所积石：应是在积石山、即黄河艾山卡口的艾山与外山之间，斫木清根，再烧石成灰，用原始方法尽力将两山之间的河道拓宽拓深。同时，在古雷夏泽东岸，聊考断裂带东侧鲁西隆起部位疏通徒骇、马颊等九河，并将今茌平县教程铺遗址，《汉书·地理志》“莽曰功崇”的大禹之父崇伯鲧封地“坏城平池”，使九河畅通。

四是修筑人类文明最早的人工河汶济水：此事未见文献记载，但只要在实地调查就能清晰发现：汶水出泰山西麓，应流入雷夏泽或大野泽，但《尚书·禹贡》记载济水“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已考证此地没有济水，只能是汶水在此向北，再向东“入于海”。此流道，只能流经阳谷山与凌门之山之间，因为凌门山西北下方就是与吾山之间的黄河！黄河与泰山山脉之间，唯有凌门山东南与阳谷山之间一个通道。此通道最窄处不足50米，与约200米宽的汶水相比，流量会小很多，可见只是引少量汶水在山前台地上北流。据此可知，禹凿龙门是为引汶水在台地上环流，经冀州五帝之都，过龙门到达伏羲故地正东阳州，再向东北就是在济南市区北部东流的小清河，经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以北入海。河、济出阳谷山向东北4公里，有狼溪河入汶济水小河口村，入黄河的大河口村，这也证实小清河今济平干渠才是远古汶济水，黄河夺大清河入海只是回归故道。

反复在实地调查领悟大禹治水患、兴水利的工程，越来越震惊于华夏源头文明的大智慧。大禹在大伾撕二渠北引黄河，解决大伾黄河下游约150公里小九州水患，即“害中国也尤甚”问题，使诸“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大禹治水约在公元前2070-公元前2235年间，直至周定王五年即公元前602年，禹河才再次南决，保护诸夏至少1400多年！这是后来封建统治者都没有做到的。

特别在黄河入海最近的阳谷山与吾山之间：汉武帝《瓠子歌》“吾山平兮巨野溢”，证实吾山周边地势最低，河应当长期流经于此；汶济水环流在泰山山前台地上，水面应当较高。凌门之山处于汶济水北流再向东转弯处，沿河总长度不足300米，两端都是平地，而凌门山与“吾山平”吾山之间地势很低，要使汶济水不流入地势低的黄河，还要在较高的凌门山与阳谷山之间通过，确实需要大胆设计谨慎施工。《淮南子·修务训》：“禹之为水，以身解于阳盱之河。”古人多认为“身解于阳盱之河”是祈祷，所以有“具祷阳纡”之说。其实，解字最早的含义是分解，具祷阳圩阳盱之河就是：禹之在此为水，要分身兼顾一高一低两个河道。将此工程领悟明白，鱼跃龙门之谜也解开了：以狼溪河入河济的东阿镇大小河口村为例，狼溪河贫水时只注入汶济水，水大时就会注入黄河。汶济水水大时也会注入下面的黄河，黄河鲤鱼特喜欢逆水跳跃，即鱼跃龙门。

《史记·殷本纪》引《汤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由此可见，大禹在大伾山北引黄河的禹黄河，奠定了古四渎格局，“西为河”即北引黄河的禹河。“东为江”的江只能是指泗水。《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四渎咸在山东。”四渎都在山东也证明泗水为东渎。司马迁写《史记》是要“整齐百家杂语”，自然难免矛盾，“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与“四渎咸在山东”就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科学客观的分析不难发现：此前记载洛水并非豫洛，显然三代之居在河洛为百家杂语，“四渎咸在山东”才是司马迁认定的事实。直至周初，历史文献对今长江流域文明仍鲜有记载，大禹“四渎已修”显然是泗、济、河、淮这古四渎。北渎沇济水也应为大禹时期所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