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偶遇或者错过，如同风雅的茶寮，或世俗的茶馆，一样都是人间滋味，一样含蓄着人情和世情，如同一缕淡淡的茶香，因为有人有心，才会有味。
几年前，无意间遇见一间明代茶寮。
实物大小，搭建在台南故宫博物院的茶文化展厅里，也是那里唯一留下的一点记忆。
茅草屋顶的茶寮，舍轩开敞，内有一案一几，感觉清雅怡人，侧有斗室，内设泥炉砂壶，几案上有茶罐等茶水用具，背衬大幅明代古画山水，使眼前小舍，宛如置身于山间水畔，古朴别致，逸趣盎然。
后来知道此茶寮是仿建自明代文征明《品茶图》画中的山间茶寮，该图为清宫旧藏，现藏台北故宫，画上跋说是绘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那年文氏62岁，其学生陆子傅来访文氏草堂茶寮，以山泉水煮茶共品。
但把仿建茶寮和原画相比，可见已有不少改动，最明显的是增添了具现代意味的透视感，但也可以令人一窥明人茶寮的格式与氛围。
茶寮，为明代首创的文人茶事活动场所，基本格式是在主屋之外，另建茅草小屋（故称为寮），可以煮茶品茗，会友待客，笑谈风月年华，或是静坐读书，感受时光悠然。
如明代万历年间文士屠隆《茶说》所说：“茶寮：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
另一位万历年间的官员及艺术家李日华设计的茶寮，则重视简单洁净，其《六研斋三笔》说：“洁一室，横榻陈几其中，炉香茗瓯，萧然不杂他物，但独坐凝想，自然有清灵之气来集我身。”
明嘉靖年间戏曲名家高濂的养生专著《遵生八笺》，除了描述茶寮内的各式茶具之外，也特别提到“可烧香饼”，这是专为焚香而制的饼状香料，让人在茶寮品茗时候，可伴以一炉馨香，让满室香气萦绕，以陶冶性情，遣怀怡神。可见茶寮也是士大夫文人修心养性之处。
茶寮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茶文化一个革命性时代的诞生；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传承上千年的中国饮茶方式，在明朝出现了重大的改变，才有茶寮的出现。
唐宋时期，茶叶均制成坚实的茶饼或团茶，饮用时须先经碾磨成碎末或茶粉，再以沸水烹煮成茶汤，形成煎茶和点茶两种方式。煎茶盛行于唐，两宋盛行点茶，但两者烹煮出来的都是茶末浓稠的茶汤，故饮茶方式，只能是双手捧碗的“吃茶”，用具只有茶碗，没有茶杯。
直到平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当政，才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下诏，说为了节省，进贡的茶要“罢造龙团，惟采芽茶（叶茶）以进”，也就是把传统须经加工制作的饼状团茶，改成保留原来茶叶形式的散茶，宫廷如此，天下风气也就随之改变。
官定的散茶，就此正式取代传统的末茶和繁复的煎煮方式，变成只须取一撮茶叶，用开水直接冲泡的“撮泡法”，这一来，茶味和茶具都发生了变化，茶壶茶杯开始出现，形成中国茶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空前巨变。
换言之，今天我们日常的饮茶方式，就是在约700年前14世纪的明代初期才出现的，正由于明代饮茶变得简单方便，才有茶寮的出现。
但私人的茶寮，毕竟只属于有能力负担的士大夫及部分文人名士，市井小民喝茶的场所则是大众化的茶馆（也称茶社），及街巷处简单的茶摊。
“茶馆”一词，在明朝以前的资料上，未曾见过，但这一“新”场所，其实也只是唐宋时期民间茶坊的延续，不同的只是唐宋茶坊里煎煮的“吃茶”，在明清的茶馆里，则变成冲泡的饮茶或喝茶。
时移世易，茶馆喝茶，成了中国茶文化的典型形式，而独特的明代文人茶寮，则在历史的云烟里，悄然消失，甚至逐渐被人遗忘。
多年前，曾随官方代表团参观日本京都御所，在庭园的林木竹篱之间见过一栋独立单层小木屋，说是御用茶室；还有在比邻的仙洞御所庭园中的茶室“醒花亭”（得名于李白诗“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专为茶事的园林小筑，颇有点茶寮情韵。只是日本茶道的茶室，延续的是唐宋的煎煮末茶（抹茶）吃茶之风，并非明式品茗之道，只能睹物观想，聊寄思古之情，缅怀之绪。
前年到日本三大园之首的金泽兼六园，洽逢难得一遇的夜园开放机会，行走暗夜花径之间，也就错过一瞥园里那茅草屋顶的茶室“时雨亭”夜景。
人生的偶遇或者错过，如同风雅的茶寮，或世俗的茶馆，一样都是人间滋味，一样含蓄着人情和世情，如同一缕淡淡的茶香，因为有人有心，才会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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