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70年，小时候住红桥。准确地说住东大地三巷，三巷是条东西走向的死胡同，出了胡同口儿过小马路往南一拐弯就到了酒铺儿。这个酒铺儿无招牌无名称，酒铺儿紧挨着公共厕所。
我很幸运在网上碰见一张老照片。这张照片疑似是无轨电车106路在红桥路口拐弯，拍摄年代大约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当年106路从永定门火车站到东直门，这是在红桥十字路口由西往东拍的，106路正在从西向北拐。
照片中的红圈里稍矮的灰房子是公共厕所，旁边略高的房子就是酒铺儿，而且酒铺对过的广告牌子还稍有点印象。
酒铺儿坐北朝南，有个三四间房。一进酒铺的门奔东是一间豁大的屋子，屋里光线昏暗，摆着几张桌子，专供人们在这里喝酒，这间屋子终日烟酒味儿弥漫。
进门正对着就是卖熟食的，熟食的柜台上用玻璃窗封着，有卖蒜肠儿、粉肠儿、小肚儿、猪头肉等荤菜，也卖鱼皮豆儿、炸开花豆儿、煮花生米等小菜儿。
卖熟食的西边是卖酒的，主要是卖白酒，分瓶装和散装两种。散白酒放在黑色的瓷坛里，瓷坛的盖子是用火红的绸缎包着，旁边放着打酒的量具——提漏儿。民间有一句话叫紧打酒慢打油，售货员给顾客打酒的时候，因为酒呈水质，用提漏儿在酒坛里一转，看着满了，迅速将酒注入顾客自带的酒瓶，实际上一斤酒不到一斤。卖油正好相反，油呈黏液状，用提漏儿打上来，四边挂满了油，而且还在不住的流淌。这时，如果马上往顾客自带的油瓶里装，那么一斤油就有一斤多了，这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无商不奸。那时大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儿，平时都是喝散白酒，瓶装白酒要等逢年过节或走亲戚串门时才会问津。小时候有几种售货的技艺是我最爱看的——打酒打油的、包茶叶包儿的、打点心匣子的。
俗话说烟酒不分家。卖烟的挨着卖酒的，香烟多为两三毛钱一盒，那时也卖零烟，超过五毛以上就算好烟了。记得小时候家里来了一位亲戚，拿出一块钱让我帮他买烟，还特意嘱咐我要买五毛钱以上的，我当时心里想这人可真有钱。
再往西一个柜台就是卖小食品的，有爆米花、饼干、糖豆儿什么的。最西头放着一个卧式大冰柜，夏天卖冰棍儿和汽水儿。冰棍儿有三分五分的，三分的是红果和小豆的，五分有奶油和巧克力的，一毛二的大雪糕是后来的事儿了，刚有大雪糕的时候只能在崇文门菜市场才能买到。北冰洋汽水儿那会儿卖一毛五一瓶，这在当时可是奢侈品，不是想喝就能喝的。
小时候经常去酒铺儿买东西，也有时在那儿玩，慢慢的就和售货员混熟了。最开心的是夏天和售货员叔叔骑三轮车去拉冰棍儿。拉冰棍儿的地方在三转桥儿，离酒铺儿不远。每次叔叔从酒铺儿的后院推出三轮车的时候，都会聚集起一帮小孩儿，大家帮叔叔拿这拿那好不殷勤，这样做就是为了能讨好叔叔，带我们去过车瘾。叔叔每次只能挑选一至两名小孩儿跟车，因为回来要拉货，人多了坐不下。因为我老实，肯卖力气，几次都受到叔叔的青睐。
为什么跟车还要卖力气呢？因为快到三转桥儿冷库的地方要上一个大坡儿，这时跟车的小孩儿要负责推车，等装完货回来的时候就舒服了，我们坐在车上，犹如今天到游乐园里坐激流勇进。每次跟车都不白去，除了过车瘾，还能得到一根三分钱的冰棍儿。
后来酒铺儿新添了散啤酒，那时候啤酒可是稀罕物儿。每天下午快要来啤酒的时候，酒铺儿前就会排起队。那时候啤酒六毛钱一升，排队打啤酒人拿什么家伙儿的都有，但拿得最多的就是暖壶，那时家里没有冰箱，暖壶可以保持啤酒的凉度。
等到了送啤酒的罐子车停到酒铺儿门前，大皮管子伸到酒铺儿里，排队的人就更多了。排队的都是老街旧邻，大家一边闲聊着一边打发时间，等送啤酒的罐车开走了啤酒还没开始卖，大伙儿就会嚷嚷起来，催促售货员赶紧卖啤酒。售货员一般都会说等啤酒沫子沉儿沉儿就开始卖，大伙儿就会打趣地说是不是往啤酒里兑水呢，随后大家就会一阵哄笑。啤酒太抢手了，后来酒铺还推出了促销方法——买啤酒搭菜。也就是说您要买啤酒就得购买一定金额的熟食。
那时我十几岁儿，大人掏钱打酒，我自然是跑腿的。二舅家新置的压力暖壶成了我打啤酒的主要盛器，压力暖壶正好盛两升啤酒，压着喝也方便。
在北京盛传几种酒腻子喝酒的方式。
其一，唆石头。这种方式我还能理解，在饭馆要上二两酒，把免费的酱油醋儿兑在一个小盘里，把一块细长的石头放在盘中，石头的一端搭在盘边儿上，喝一口酒，唆一下粘上滋味的石头。
其二，唆钉子。人穷好喝，没钱买酒菜儿，喝一口酒唆一下铁钉子。这钉子可不是一般的钉子，一说是过去酱油厂钉酱油桶的钉子，这可有咸淡味儿，二说是跟项链一样戴在脖子上的钉子，夏天的汗水会浸入钉子，这也有咸淡味儿哈。
其三，用针刺牙花。这也是穷喝的最高境界了！喝一口酒，用针把牙花刺破，鲜血流出，咂摸这略带咸味儿的血腥味儿，这种方法别说尝试，写到这儿我直反胃。
这些奇葩的喝酒方式只是听说，但没亲眼见过。
我亲眼见过街坊郑叔喝酒，郑叔在房管局工作，住在8号院的东北角儿。有一天郑叔在院里喝酒，搬个凳子当桌子，自己蹲着，喝二锅头就着大蒜，我看着都辣的慌。
东大地酒铺儿也有几位酒腻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高大肥胖的大老爷们儿。据说此人是北京运动衣厂（原来就在天坛东路路东）的职工。这位得有一米七几的大个子，圆脸、平头、大肚子、没脖子，一到夏天永远穿一条黑色人造棉大裤衩，光着膀子，肚子好像要流出来的似的，肩膀上搭着一条分不出颜色的毛巾。
这位大叔好像天天长在酒铺儿，他有几位固定的酒友，基本上是穷喝，根本不要什么酒菜儿。有两回最惨，我亲眼所见，一次看见他们几个人的下酒菜儿只有一个咸鸭蛋，咸鸭蛋一切两半儿，每人拿一根儿筷子在咸鸭蛋里一转，喝一口酒嘬一下筷子头儿。还有一回，下酒菜儿只有两个桔子，每人手里捏着一瓣桔子，喝一口酒咬一下桔子瓣。大家注意一下！我说的可是咬一下桔子瓣，而不是喝一口酒吃一瓣桔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这位大叔还有一次接触。那时我四姨的女儿也让姥姥看着，我比妹妹大十岁，有一次我放学后用小车推着妹妹去酒铺儿玩，妹妹看上了一种叫米乐的袋装膨化食品，当时的售价是一毛五，可我翻遍了兜才有一毛钱，我哄着妹妹说回家拿钱去，可她就是不肯，我这妹妹脾气巨大，随后就大哭大闹了起来，再后来就索性攥着酒铺儿的大门拉手不松开了。这下我可没辙了，妹妹的哭声惊动了酒铺儿里的人，这位酒腻子大叔正好经过，上前问我是咋回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大叔二话没说，掏出来五分钱给了我，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别让这孩子哭了。
我谢过大叔，给妹妹买了米乐，连忙把妹妹推回了家，管姥姥要了五分钱还给了大叔，从这次起我对大叔还有点儿肃然起敬的意思。
起敬归起敬，可这位大叔喝酒是一天比一天没出息了。有几次我在厕所里看见他喝醉呕吐，还有一次他靠着厕所的墙睡着了。最最崩溃的一次是，大叔喝醉后倒在小便池旁边睡着了，等我再次上厕所的时候，他整个人骨碌到小便池里了（吃饭者勿喷！）。
街坊里也有爱喝的，在东大地街上就有这么一位，人送外号“二仰脖儿”。这外号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此人酒量不小，每次到酒铺儿就是二两酒一口干。有一次给售货员都弄晕了，给他打了二两酒，找钱的功夫他都干了，售货员以为还没给他打酒呢。
酒铺儿里还有一些喝酒的是重体力劳动者，以蹬三轮儿的为主。那时的主要货运工具就是三轮儿车，小件货物的短途运输和哪家添置点儿家具啥的都指着三轮儿车。到后来家里买个冰箱、彩电、洗衣机都是雇三轮儿运到家。蹬三轮儿的师傅一般都得五十开外，因为在北京三轮儿车又叫板儿车，所以大家尊称蹬三轮儿的师傅“板儿爷”。那时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冷，“板儿爷”们都穿着军大衣或蓝色的棉大衣，进入三九天还要在大衣的腰间系上一根布带字。
干了一天活儿的“板儿爷”到晚上收工的时候是又冷又饿，哥几个来到酒铺聚齐儿，在屋里也不脱大衣，等二两酒下肚儿，身上有点儿热乎气儿了再蹬车回家吃饭。酒对于他们来说是好东西——增加热量、舒筋活血，晚上睡觉也安稳，容易恢复体力。
喝酒也分“文喝”和“武喝”。像那帮酒腻子就属于“武喝”，喝点酒就口若悬河，唾沫星子四溅，再喝高点儿就大呼小叫，猜拳行令。我也见过在酒铺“文喝”的，但是这种人不多，我只见过这么一位。
此人也是中年，在冬天穿呢子大衣戴前进帽子，在我小时候一般这种装束的都是干部。每次来酒铺儿都是二两酒一盘炸开花豆儿，这位根本就不去里间落座，这是站在外屋的窗台边，把酒和酒菜儿放在窗台儿上，一边看着外面，一边不紧不慢地喝着。这个人我见过好几次，当时觉得挺神秘。
酒铺儿给了我太多的记忆，小的时候觉得和得社（副食店）是我的嗅觉天堂，酒铺儿好像我饕餮盛宴。酒铺儿后来拆了，遗址就在现红桥市场北门马路对面的广告牌的地方。
其实在我看来酒是好东西，适量饮用可以舒筋活血，喜庆聚会酒也会把气氛推向高潮，关键是在于把握。这就是古人所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道理
如今的我偶尔也会喝点儿小酒儿，但从来不会过量，这估计和我小时候在酒铺儿的所见所闻有关。
最近看了一句话，关于喝酒的，挺有意思——我喝酒是想把痛苦溺死，但这该死的痛苦却学会了游泳。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