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西游记》，使唐僧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很多人却不知道，比唐僧早两百多年还有一位中国历史上去西天取经的第一人，他就是65岁高龄的东晋高僧法显大师。更牛的是，回南京译经的同时他还写下了我国首本记述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的游记《佛国记》。
同行者曾有11人，回国只剩法显
法显这次取经，绝非《西游记》故事中唐僧所受皇帝之命一样。在后世很多研究者看来，《佛国记》书里没有攻略，没有线路，有的只是虔诚而执着的心。
“重读南京寻访团”的创立人、80后的李欣说，此前，五胡十六国之乱，法显大师研读国内佛教经典却发现，佛经很多，但西域流传进来的佛经大多都是口头传诵，无文字记述，导致了翻译的错误很多。辗转记录之后，错谬更多，残缺不全；且上层僧侣与官府勾结，欺压下层僧侣；一些僧侣不守佛法，无统一的佛家戒规。法显看到这些情形，十分感慨，便决心到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去求取“真经”。于是法显从长安出发一路长途跋涉，经过大戈壁、塔克马拉干大沙漠，翻越帕米尔高原，一路同行者曾有十一人之多；经历了千辛万苦，艰难万险，“最后回国只剩下法显一人，可以讲不一定比《西游记》里面遇到的各种妖魔鬼怪的苦难少。”
李欣认为，《佛国记》是我国第一本记述了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的游记，“虽然不到一万字，但在今天仍然是人们研究南亚次大陆诸国古代历史、宗教和风土人情的重要历史文献。”
在今天的雨花台公园的雨花阁内，至今还藏有当年道场寺的古瓦，用来追忆当年法显大师对中国佛教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至今，《佛国记》仍是世人公认的不朽之作，备受各国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的重视，近代有英、法、德等译本。
译出的《摩诃僧祗律》成为经典
南京古寺多，其中又以南郊的古寺为最多，成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一个缩影。“古往今来，南京的佛寺远远超过诗人笔下的‘四百八十寺’。”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王能伟介绍，在高峰时，南京的佛寺达700余所，佛学研究亦相当精深，雨花台一带寺庙更是成了佛经翻译中心。当时建康从事佛经翻译的中心，主要有城南的道场寺和城北的华林园，高座寺、瓦官寺、龙光寺、道林寺、祗洹寺、长干寺和天竹寺也是译经的重要场所。“这些寺院大部分集中在城南，以道场寺为首。就在雨花门外。”
王能伟介绍，“禅师窟”道场寺译经的有一批人。其中法显经30余国到达印度，取得了《摩诃僧祗律》的梵本，后又至狮子国得到《长阿含》、《杂阿含》、《杂藏经》等梵本，于公元412年返回中国。回到建康后，共译经6部，达100多万字。其中《摩诃僧祗律》成为后世研习律学的根本经典。
然而当记者询问道场寺旧址在何处，王能伟表示，在雨花台以外，但具体在哪，“我没有研究，不好说。”
法显，俗姓龚，平阳(今山西临汾)人。东晋高僧、旅行家、翻译家。除了取经第一人之外，他也堪称是我国留学史上空前的第一人。
公元399年，法显大师以65岁高龄，历时15年，穿过雪山，越过沙漠，渡过惊涛骇浪的大海……在穷游了近30个国家后，这场求法之旅最终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觅得真经戒律。
著名作家冯亦同在“南京传世名著推荐手册”中写道：“法显(公元334—420年)是中国历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人。他于隆安三年(公元399年)自长安出发，西渡流沙，越葱岭至天竺，游29国，历尽艰险，赉佛典多种以归。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抵首都建康，住道场寺五年，翻译经论的同时，将十四载取经见闻，融合着佛学智慧，写成了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国记》。此书亦名《法显行传》《佛游天竺记》，全文约万字，对行经诸国山川形势、佛教名胜和宗教活动都有真实记叙，为研究南亚次大陆各国古代史地、交通和风情保存了重要资料。自19世纪以来，先后被译成法、英、日文等，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是世界宗教史、东方文化史和南京对外交流史上的千秋瑰宝。”
相比途中肯定是没有妖魔鬼怪来捣乱的，但自然也没有各路仙人的“鼎力相助”，不过狂杀暴雨，想必法显大师取经期间所经历的又岂止是九九八十一难。值得庆幸的是，苦中也有乐，游学归来的法显大师在东晋首都建康(今南京)不但译经，还写出了这篇著名的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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