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流传很广的一句话，意思是清廉的地方官员做上三年，收入也会有十万银两之巨，更何况是贪官呢？据考证此话最早出现在宋朝，但是达到鼎盛时期却是在清代。恰恰在此句中把清廉和清朝合二为一，成为绝佳的讽刺和写照。
清代官吏俸禄制度：作为四品官的知府每年俸禄为105两，养廉银为4000两左右，二者合之其合法收入三年不过12300多两，那么怎样会有十万雪花银?而且还是清正廉洁的知府，贪赃的知府又能有多少收入呢?这就要从清代官场的陋规说起。
清朝官场的陋规，初为火耗、升斗耗、仓场牦、鼠雀耗等所加征的数额，归地方官分肥，实行养廉银火耗归公后，主要是名目繁多的“敬”，如冰敬、炭敬、拜礼、贺礼等，加上额外分肥，每年即可达数万两，这样一任知府下来，十万银子即可到手。以上述及的只是地方官的所谓合法收入，至于贪污、勒索，贿赂大捞外快，其收入则难以计算。
那么，上面提到的“养廉银”又是怎么回事呢？此举有效果吗？话题就要从康熙大帝说起了。
康熙晚年，对贪污腐败官员大多抱有一种宽恕态度，由此引发吏治腐败和国库空虚。康熙六十一年时，国库的存银最低到过800万两。
继任皇帝雍正把“养廉银制度”作为整顿吏治和财政的突破口。“养廉”的本意是想借由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避免贪污发生。养廉银通常为本薪的10倍到100倍。江苏、安徽、江西总督的养廉银高达1.8万两，是原有俸禄银的116倍;湖广、两广总督高达1.5万两，是其俸禄银的100倍。地方官员的薪俸收增长幅度基本与官员的职务成正比，官职越高，薪俸收入提高幅度越大。
“养廉”的钱从哪里来?当时国库严重亏空，财源绝大部分来自各省的“耗羡”银两。“耗羡”是附加在正税之上征收的抵补实际损耗后的盈余部分，州县一级官员，常以征收耗羡盘剥民众，蚕食国家收入。比如：征收地丁银时，州县表示所征收得散碎银两按规定成色、大小熔化成块后有所损耗;征收“漕粮”时，州县表示粮食晾晒、簸扬及长途运输中会有雀啄鼠啃的损耗，要求征收“鼠雀耗”;解运钱粮时，又以人力所需费用之由，征收“脚耗”。这些损耗除去实际开支就是“耗羡”。耗羡本是州县官员额外征敛的非法所得，现在解归省府国库，作为国库收入一部分，实则把暗征变为明征，把非法变为合法，把州县私取变为省府公取。
随着养廉银制度的深入，官员们逐渐将养廉银作为自己的正常收入，而忽略了该项收入设立的初衷，“提解已久，耗羡渐同正项，州县官员，重新征收，与耗羡之外又增耗羡，养廉之中又私取养廉”。
从乾隆开始，对于官吏的约束放松，各种陋习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收取“别敬”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至于使费、部费、门敬、跟敬之类，各地方、各衙门、各官员都照收不误。
不难想象，在这种制度和监管环境下，一定会有更大的奇迹发生。果然乾隆晚年，清代历史上诞生了一位震惊世界的巨贪，他为官20余载，贪污的钱物超过了10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十年财政收入，法王路易十四私产的14倍；也相当于雍正五年国库储银的16倍，康熙末年国库储银的100倍。
他就是和珅。一位拿着“养廉银”而依旧不清廉的清代官员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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