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论》新解

《 词论》为李清照所著，继承了苏门论词的菁华，并提出了她自己新的词学观点，对南宋中后期江湖词派的词学理论具有深刻的影响。 

　　李清照《词论》全文如下：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矣。

　　词论新解（作者郭峰）：
　　李清照《词论》继承了苏门论词的菁华，并提出了她自己新的词学观点，对南宋中后期江湖词派的词学理论具有深刻的影响。 
　　北宋中后期，苏门盛行作词论词之风。这种风气和当时词坛是息息相关的。苏轼继柳永以后登上词坛，追求一种与柳词不同的风格。苏轼有意提高词的品位，常常以柳词的低俗为戒， 
　　他批评秦观道：“不意别后，公学柳七作词耶？”还把秦观和柳永相提并论，调侃道：“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其实，秦观与柳永自有雅俗之别，但秦词气格不高、纤弱细腻，引起苏轼的不满。 
　　黄庭坚认为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他评苏轼《卜算子》云：“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跋东坡乐府》）他还非常重视词作情感的雅正，认为晏几道词是人品学问的自然流露，如平生潜心六艺、玩思百家等。晏几道用至诚至善的心态待人接物，其词不含世俗社会的一点杂质。黄庭坚称之为“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小山集序》）这和元代陆行直所说词的特质“正取近雅，又不远俗”（《词旨》）很相近。词就是用通俗的题材来表现高雅的情感，是一种介于雅俗之间的文学形式。 
　　陈师道论词注重本色，认为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从本色出发，他推举秦观、黄庭坚为词坛典范，认为唐人尚用不及；还自诩他自己的词作，不在秦、黄之下。 
　　晁补之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高处矣。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要皆妙绝，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辞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辞，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着腔子唱好诗。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薄桃花扇底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张子野与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晁补之评当世词人与李清照《词论》在评价词人范围、观点上大体是相近的。 
　　张耒《东山词序》指出了贺铸词的两个特点：其一，贺铸词虽然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但其内在的精神是一致的，“直寄其意耳。”（《贺方回乐府序》）其二，贺铸把博学业文之才与天理自然之情统一起来，化才学为清空，这是一个很高的词学境界。 
　　苏轼的门生兼幕僚李之仪，也擅长论词，他说：“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唐人但以诗句而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诗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由是知其为难能也。张子野独矫拂而振起之，虽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余。良可佳者，晏元献、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余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嚼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见于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平可得仿佛哉！师道殚思精诣，专以《花间》所集为准，其自得处，未易咫尺可论，苟辅之以晏、欧阳、宋，而取舍于张、柳，其进也，将不可得而御矣。”（《跋吴师道小词序》）李之仪所说的词“自有一种风格”、词难于诗以及对北宋词坛诸公的褒贬，对李清照《词论》影响很大。他所指出吴师道提高词品的途径，正是李清照论词的目的之一。 
　　上文，我们不厌其烦的胪列苏门论词的基本观点，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李清照《词论》不出苏门论词的畛域，不仅所讨论的问题一致，就连词学观点也有一定的承传关系。其中以晁补之、李之仪对李清照的影响较为显著。李清照论词为什么出自苏门呢？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游学于苏轼门下，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多与苏门诸君子、学士切磋交流。李清照跟随其父生活在汴京，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前辈词人的影响。所以，由她来荟萃苏门的词论是顺理成章的。李清照除了继承前人的论词观点以外，还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主张，这就是本色雅正论和宋词才学化的发展趋向，体现在她把北宋词人分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以及她对两类词人的批评和回护态度上。 
　　词是音乐文学，一旦离开了歌唱的氛围，艺术价值要大打折扣。这正是《词论》一开始就谈到李衮歌唱技艺的原因。从本色歌唱出发，李清照把词人分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对于“知之者”，她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词不仅仅要配乐歌唱，还要唱出雅正的情感来。晚唐五代的郑卫之音、流靡之变太低俗，南唐君臣的亡国之音太哀伤，都不适合大一统王朝的时代气氛。真正的好词和时代精神是一致的。经过宋初百余年的涵养，产生了第一位大词人柳永。柳氏长期混迹于歌楼妓院，能移宫换羽，翻旧谱为新声，词作流传极广。但柳词意趣萎靡，多是一些闺门淫亵、羁旅狎妓之情。同时的其他词人，张先、宋祁、宋郊、沈唐、元绛、晁次膺等，格调有所提高，也不乏精彩之处，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影郎中”、“红杏尚书”之类。但他们总体才情不高，还不能成为当世的名家。李清照所谓的“知之者”，包括了本色和雅正两点。符合这两点的仅有晏几道、贺铸、秦观和黄庭坚四人。就这些为数寥寥的“知之者”还各有一病，集中表现在运用才学上。晏几道多短章小令，纯任天籁，看不出其中的人力功夫；秦观长于写情，运用才学的功夫较差，用典多是照搬引用或简单的改头换面，很少像苏、黄那样给传统的故实赋予全新的意义，达到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黄庭坚不愧为江西诗派的宗师，化用故实水平很高，但他的某些言情词意趣不高，是“使酒玩世”和“笔墨劝淫”的产物。李清照对“知之者”，皆摘其短，无一人能够幸免。而对“不知之者”又比较宽容，在指出他们“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缺点之后，还发掘出许多优点。这些优点也集中在运用才学上，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因为他们学识渊博，贯通了天然和人力，作词就像是从大海中舀取一勺水那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心所欲而雍容典雅。散文家王安石、曾巩的小词令人绝倒，也能把才学演化到极致。张炎《词源》承李清照之观点，认为王安石词和苏轼、姜夔词一样，也具有“清空”的特点。李清照指出的宋词才学化途径就是坚守词的本色雅正，汲取“不知之者”的长处，把二者融会贯通、扬长避短，达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这很接近张炎《词源》的清空骚雅。 
　　苏门词人之后，执北宋词坛牛耳者为周邦彦和李清照。周邦彦从词的创作方面，探索出本色雅正、运用才学的法度；李清照则从理论方面阐明了这个趋势。根据我们今天的研究成果，周、李二人没有什么交游，但他们在同一时代、从各自擅长的角度、殊途同归地指明了宋词的发展趋向。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直到南宋中期姜夔登上词坛，才把这个趋向演化成“清空骚雅”的词风，形成一个声势空前的南宋江湖词派。正是在这一点上，凸现出了《词论》所具有的词史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李清照《词论》全文翻译：
　　古乐府歌与诗并列发展的最高峰，是盛唐时期。 
　　唐开元、天宝年间，有一位歌者叫李八宝，唱歌妙绝天下。有一次，刚刚及第的进士们在曲江大开宴席，其中有一位及第的名士，吩咐李八宝故意穿一身旧衣，戴一顶旧帽子，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并装成神情惨淡的样子，一同参加宴席。然后对众人说：这是我的表弟，让他坐末席吧。参加宴会的众人都对他毫不在意。众人边喝酒边听歌，许多歌者轮流唱歌，其中只有曹元谦、念奴二人歌唱得最好。唱完后，大家对二人的歌声称叹赞赏不绝。这时，那位名士忽然指着李八宝对大家说：请让我表弟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吧。众人都晒笑起来，甚至还有人生气起来。等到李八宝一曲歌唱完后，却引得众人都哭了起来。团团拜伏在李八宝周围，都说：你肯定就是李八郎啊。 
　　从此以后，郑地和卫地的乐声在当时更加流行起来，这些声乐的柔糜之处、音节变化也更见烦琐。唐朝时已经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曲调，不能一一枚举。 
　　到了五代的时候，各路诸侯纷纷建国，中华大地战乱不断，斯文扫地，更无人作新曲沿途传唱了。这时只有南唐李璟、冯延巳等君臣温文尔雅，时有新作问世，其中有名的作品有李璟的《浣溪沙》、冯延巳的《谒金门》，“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更是其中的名句。句子虽然很奇特、很优美，但是要灭亡的国家所唱出来的歌声也带着很深的哀伤，就不能算曲子词中的上品了。 
　　到了宋朝，礼仪、声乐、文章、武功都已经齐备了，又休息生养了百余年，才有柳屯田柳永，变乐府旧声为新声，有《乐章集》传世，确立了他在宋词大家中的地位。但柳永的词虽然非常适合于音律，但词句却俗不可耐。又有张子野（张先）、宋子京（宋祁）宋公序（宋庠）兄弟以及沈唐、元绛、晁次等人辈出，虽然时时有妙语传世，但却整篇破碎，不能称为名家。到了晏元献（晏殊）、欧阳永叔（欧阳修）、苏子瞻（苏轼）这些人，他们学究天人，填这些小歌词，应该就象是拿着葫芦做的瓢去大海里取水一样容易，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细细琢磨他们的词，句子都嫌雕琢得不够。而且他们的词又往往不协音律，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诗和文章只分平仄，但词却要分五音（宫商角徽羽），又分五声（阴平、阳平、上、去、入），又分六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还要分发音的清、浊、轻、重。比如当世（北宋后期）的那些词牌名叫《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的，既可以押平声韵，又可以押仄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来是押仄声韵的，如果押上声韵则与音律协调，但如果押入声韵，就不能作歌唱了。王介甫（王安石）、曾子固（曾巩），他们的文章有西汉时风格，但如果他们作词，只怕会让人笑倒，因为这样的词读不下去。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词别是一家，但知道的人却不多。后来晏叔原（晏几道）、贺方回（贺铸）、秦少游（秦观）、黄鲁直（黄庭坚）一出，才得词中三味。但是晏几道的词短于铺叙，贺铸的词短于用典。秦观的词却致力于婉约、情深一片，词中却少了实际的东西，就象一个贫穷人家的美女，虽然长得很漂亮，打扮也很时尚，但骨子里却始终缺乏那种与生俱来的富贵气态。黄庭坚的词内容倒是充实，却有些小毛病，就象一块美玉，却有些斑点，所以价值自然要打些折扣了。 
　　李清照的《词论》，叙述词的源流演变，总结以前各家创作的优缺点，指出了词体的特点及创作的标准。从《词论》中可以寻出三个要点：
　　（1）一 词的雅俗问题；二词的音律问题；三词“别是一家”的解说。
　　（2）一二两点是为了论证第三点而作的具体阐述，故其“词别是一家”说，是三点中最核心的问题。
　　（3）对此说的看法，历来词评家褒贬不一。　　李清照《词论》中，以阐述唐世乐歌的繁荣，及乐歌和词曲的密切关系，作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说”的根据。她指出：词是“歌词”，必须有别于诗，词在协音律，以及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应保持自己的特色。她就词区别于诗的种种特点，进行了认真的考索，提出了许多精到的见解，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高雅，不满柳永“词语尘下”；
　　（2） 浑成，不满张先、宋祁诸家“有妙语而破碎”；
　　（3） 协乐，要分别无音六律和清浊轻重，不满晏殊、欧阳修、苏轼的词只是“句读不葺之诗”；
　　（4） 典重，不满贺铸的“少典重”。
　　（5） 铺叙，不满晏几道的“无铺叙”。
　　（6） 故实，不满秦观“专主情致，而少故实”，黄庭坚“尚故实而多疵病”。

　　李清照依据这些要求，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主张分别诗词畛域，对两种不同形式的文学应该做出不同的对待。就这方面说，是合理的。各种问文体的艺术特征，应该有它相对的独立性。词是经过百年的发展而后形成的，它有自己固定的形式、发展规律和创作方法。自然，词从晚唐五代到北宋末年，一直局限于“艳科”的面目，柳、苏两家先后崛起，从词的形式和内容上，突破了传统的规模，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都是必要的举措。在抗金救亡的风云时代，一些有民族气节的词人用“横放杰出”的风格，激切高昂的声调，写出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作品，这是他们不可磨灭的文学业绩。然而，在北宋时代，确有一些文人，包括苏轼的某些作品，想运用词体来表达玄深的哲理思想。李清照对那些既疏于音律，又毫无词境的制作提出批评，是为了救敝补偏，矫正词风。故有的词家认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就是针对苏轼“以诗为词”的倾向而发的，是不无道理的。据夏承焘先生的考证，《词论》是李清照于战乱前所作，至于其后因时局变化而带来的词风的转变，是李清照所不能料及的。我们看北宋末年的词坛趋势，可以知道 ，李清照的论文虽然只表示她个人的主张，但是她的主张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多数人认为词应该以婉约为正宗的看法。实际上，从宋至清的整个词坛的情况来看，词的内容是以婉约风格为主的。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必须有别于诗，较正统地反映了历代人们对于词的看法，从整个词史上看，是符合词的发展实际的。
　　李清照关于词“别是一家”的理论，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直至明清之间，李渔诸人论词，有“上不似诗，下不似曲”的要求，就是沿循此说而来的。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上，女性有能依据创作经验写的理论文字的，李清照之前未之或闻。《词论》不但是宋代词坛上有独特见解，有组织条理的第一篇词论，而且是我国女性作的文学批评第一篇专文。与她那“花间第一流”的词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的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