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栏前文已详细论证了包括“戚序本”“甲戌本”和“庚辰本”在内的十几种“脂砚斋评本”，以及所谓的“程乙本”必定是1791年程甲本之后伪造的假古籍。“甲戌本”必伪的事实猛然提醒了我，有关“曹雪芹”的一切材料也必定是伪造的，并且跟“甲戌本”的伪造者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资料图：1987年版《红楼梦》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曹雪芹”的字或者号“芹溪”，首先是1927年7月现身的“甲戌本”上的“脂批”透露的，然后才在1955年现身的光绪刊本《春柳堂诗稿》的诗注中得到落实。“甲戌本”第13回回末有朱笔批语写道：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
（资料图：“甲戌本”第13回回末朱批；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段批语的荒谬错乱，从“因命芹溪删去”一句来看，作批的“脂砚斋”透露了“曹雪芹”的字或者号是“芹溪”。
据王利器《耐雪堂集》的说法，光绪刊本张宜泉之《春柳堂诗稿》原藏者为杨钟羲（杨雪桥, 1865～1940），后归王的“四川大学同学石晓晖”收藏；五十年代初，石晓晖想把包括《春柳堂诗稿》在内的一批书卖给王利器，但王找了郑振铎，最后由“文化艺术局”（按，文化部前身）全部买下，交与北京图书馆收藏（按，国家图书馆前身）。王利器在杨家清点这批书时，就发现了《春柳堂诗稿》上有四首和曹雪芹有关的诗，“是从未为人所知道的”，其《题芹溪居士》原注写道：“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参见王利器：《耐雪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296页。）
（资料图：《春柳堂诗稿》影印本的一页；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由于“曹雪芹”只是《红楼梦》真正作者曹頫虚拟的小说人物，从不曾真正存在，因此大家有充分的理据怀疑，《春柳堂诗稿》诗注的伪造者跟“甲戌本”的伪造者有密切渊源关系，有可能竟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伙人；其他有关“曹雪芹”的材料，如刻印本《四松堂集》及其“付刻底本”、手抄本《懋斋诗钞》、手抄本《枣窗闲笔》、手抄本《绿烟琐窗集》、手抄本《延芬室集》、手抄《鹪鹩庵杂记》和刻印本《随园诗话》等，也可能跟“甲戌本”的伪造者密切相关。
请大家注意，上文提到的材料中，“甲戌本”和《四松堂集》都跟胡适有关，而《四松堂集》和《春柳堂诗稿》都跟寓居上海的大藏书家杨钟羲有关；杨钟羲的《雪桥诗话》根据其曾经自藏后又散失的《四松堂集》称曹雪芹是曹寅之孙，胡适这才到处寻访敦诚的《四松堂集》和敦敏的《懋斋诗钞》。胡适找了一年多，不料于1922年4月19日和21日突然将《四松堂集》稿本和刻本得齐了；稿本是琉璃厂的书店“松筠阁”送来的，刻本是蔡元培从总统徐世昌的“晚晴簃诗社”借来的。（参见胡适《跋红楼梦考证》。）
现在我请大家考虑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上海高价卖“甲戌本”给胡适的藏书家“胡星垣”究竟是谁？毫无疑问，这个“胡星垣”就是“甲戌本”“脂砚斋”的伪造者；查明“胡星垣”的身份和经历，很有可能全面破解有关“脂本”和曹雪芹材料的悬疑。
令人玩味的是，自1995年《历史档案》第二期刊发杜春和编选的《胡适考证〈红楼梦〉往来书信选》，披露卖“甲戌本”给胡适的藏书家是“胡星垣”及其信件住址，以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楼梦学会为代表的“红学界”从未公开撰文研究过“胡星垣”的身份和经历。大家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由于“甲戌本”上的“脂砚斋批语”大量雷同“戚序本”上“著名小说家”创作的批语，追查“胡星垣”时首先怀疑到“戚序本”的炮制者、上海有正书局的老板狄葆贤（1872～1939）是必然的。
“红学界”早就知道，狄葆贤在“戚序本”前40回上亲自“创作”了200多条眉批（参见彭昆仑《狄平子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三辑，第337页），其他的批语又是狄葆贤聘请“著名小说家”通过大量剽窃和篡改张新之独创的评点而炮制出笼的。请大家问问大家，跟胡适关系密切、寓居上海的狄葆贤知道不知道胡适于1928年夏在上海重价买下的“甲戌本”是个彻头彻尾的假古籍？
胡适对自己在1922年4月突然得手《四松堂集》稿本和刻本的经过写得很详细，时间、地点和人物清清楚楚，为何对“甲戌本”的售买经过却吞吞吐吐讳莫如深？要说胡适从一开始就不知道“甲戌本”是一部假古籍，这无法合理解释胡适的诡异言行。
“胡星垣”胆敢抄袭狄葆贤的“杰作”，属上“脂砚斋”的大名，然后重价卖给胡适，必然跟狄葆贤有密切关系，否则“甲戌本”一经胡适大肆鼓吹，很容易被狄葆贤揭穿作伪的本质。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甲戌本”的出笼，很有可能是胡适、狄葆贤和“胡星垣”共同策划实施的骗局；还有一种可能是，胡适买下“甲戌本”后，很快就认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但出于个人私利的计较，胡适至死都没有公开披露真相。
那么，“胡星垣”是狄葆贤本人吗？看起来不是。因为据胡适的说法，这个“胡星垣”曾亲自上门到新月书店去兜售“甲戌本”，而狄葆贤是当时上海大名鼎鼎的出版人，并且跟胡适关系密切，不可能做出这种以化名登门卖书的举动。无论是真名还是假名，“胡星垣”跟狄葆贤关系密切，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大家仔细回顾“戚序本”炮制出笼的经过，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狄葆贤在出版广告中明确说，“此秘本《红楼梦》与流行本绝然不同，现用重金租得版权，并请著名小说家加以批评”。狄葆贤所谓“用重金租得版权”，说的是实话吗？“戚序本”的版权归谁所有呢？“戚序本”的版权所有者跟“胡星垣”有没有关系？“著名小说家”又是谁？
关于“戚序本”底本的来历，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夏曾佑（1865～1924）售给狄葆贤。1973年1月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的《艺林丛录》第七编吴则虞《记夏别士》一文写道：“有正书局影印戚本《红楼梦》，狄平子以百金得之别士，题曰‘国初钞本’，有意欺人耳。”又据郑逸梅说，包天笑（1876～1973）在香港报刊上发表的《钏影楼回忆录》中也有此说，还说狄葆贤是从北京购得的。包天笑早年在上海曾任时报社和有正书局的编辑，魏绍昌认为“他的说法应该也是可靠的”。（参见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21页。）
（二）张开模（1849～1908）的妻子售与狄葆贤。上海古籍书店的工作人员曾访问过张开模女婿罗振常之年近八旬的长女罗仲安，据她回忆，张生前非常珍视这部《石头记》抄本；张死后，她听说过张的妻子将此抄本出售，后来到了狄平子的手里。是否有他人转手或介绍，她记不清楚了。（参见同上，第19页。）
（三）俞恪士（1860～1918，俞明震，号觚庵）赠给狄葆贤。陈寅恪的老师王伯沆（1884～1944）曾在王希廉评本《红楼梦》上作批语，其中一条批语写道：
——八十回本今有正书局已印行。俞恪士所藏原书抄写甚精，大本，黄绫装，余曾见之。后恪士以赠狄楚青，遂印行，但已非原稿影印矣。余得此本互读之，竟不逮百二十回本。曾以语于恪士，恪士亦谓然也。（《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2页。）
1979年9月16日，台湾出版的《出版与研究》第五十四期刊发王三庆写的《再谈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一文，补充了三条印证王伯沆说法的材料：
——（一）俞大纲在《红楼梦中的戏剧史料》中说：“我的家庭，和红楼梦一书还有一段渊源。有正书局印行戚蓼生本，是我伯父俞恪士先生的藏本，民国初年送给狄楚青先生，狄先生主持有正书局业务时付印，大约有正书局为了争取销路，才题上‘国初抄本’四字。”
—— （二）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一文中说：“寅恪少时居江宁头条巷……伯舅山阴俞觚庵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巷，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在印戚蓼生抄本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
——（三）俞大维的回忆。王文记：“去年四月间，曾随潘师石禅参加俞先生主持的红楼梦研讨会，在台湾大学文学院研究图书馆的休息室中，聆听俞先生对潘师的疑难作了如下的解释：‘当年其伯父任甘肃提学使后，回京师，购得戚序本。后赠予狄楚青先生而付印，虽然底本的板式行颖特征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书印成后，狄先生曾经送给他家的红楼梦印本，足足堆满房间的一大角落。’”（述闻：《戚序有正本〈红楼梦〉流传始末新证》。《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二辑，第270～271页。）
比较而言，“俞恪士赠书狄葆贤”比前两种关于“戚序本”底本来历的说法更为可靠。黄炽认为这第三种说法“属于亲目所睹的第一手证据”，而且有“几项材料与之互为参证”，因此“确凿可靠，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参见黄炽：《有正书局〈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底本补证》。《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一辑，第173页）。
对比种种说法，大家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戚序本”的底本来自俞恪士。那么，“胡星垣”会不会就是俞恪士呢？当然不是，俞恪士1918年就去世了，而“甲戌本”是1928年才现身的。
王伯沆所说的“戚序本”“已非原稿影印”，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般研究者都认为，狄葆贤只是在“戚序本”上添加了眉批，其余回前回末总评，尤其正文中的双行小字夹评，都是底本“原有”的批评。熟悉本专栏前文的读者知道，这种判断当然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如果王伯沆仅仅因为“戚序本”比俞恪士原藏的底本多出了眉批就说“已非原稿影印”，那么他的说法完全不合逻辑。曾经撰写专文介绍狄葆贤生平及其与“戚序本”关系的彭昆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王伯沆教授既然是大学问家，焉不能分辨出《戚序本》（按，彭在此处指代“戚序本”的“原稿”“底本”）与《有正本》的区别，难道因为仅有狄的眉批，就不认识吗？似说不通。只有他从回目、脂评和正文内容等发现巨大差别后，才作出如此断语。（彭昆仑：《狄平子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三辑，第341页。）
彭昆仑为维护“甲戌本”的地位，刻意回避了狄葆贤请“著名小说家加以批评”的事实，所以他的话并没有说透。大家仔细想一想就知道，“已非原稿影印”的意思，一定是说出版印行的“戚序本”并非狄葆贤以底本直接影印，而是重抄加批之后以重抄加批本影印的，底本上原来一清如水并无批语。如此看来，“甲戌本”、“脂砚斋”的线索最早还是归到狄葆贤的“戚序本”上。
狄葆贤的“戚序本”重抄加批的事实还可以对比王伯沆的评点得到印证。
王伯沆（1871～1944）名瀣，一字伯谦，晚年自号冬饮，又别署沆一、伯涵、伯韩、无想居士等等，祖籍江苏溧水县，是清末至民国年间著名学者。曾先后执教于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金陵女子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院校。王伯沆由清末入民国，曾作过陈寅恪兄弟的家学业师，与当时的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均有往来。
王伯沆终生嗜爱研读《红楼梦》，曾于1914年至1938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反复阅读自己收藏的清道光年间“护花主人”王雪香（王希廉）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120回本），并先后用朱、黄、绿、墨、紫五色笔进行评点。王伯沆评点的这个本子，全书分订二十四册，各卷多有破损，王伯沆一一加以抄配。
（资料图：《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
据王伯沆于第二十四卷卷末“自记”：
——朱笔作于一九一四年夏天；
——黄笔作于一九一七年初秋至一九一八年六月；
——绿笔作于一九二一年春天至一九二二年冬初；
——墨笔批语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于一九二七年六月竣工，第二次到一九三二年除夕前二日写完；
——紫笔则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完成。
（《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前言》，第2页。）
据《汇录》编者统计，朱笔批语计有1385条，黄笔批语计有2961条，绿笔批语计有2200条，墨笔批语共有5411条，紫笔批语计有430条。五种颜色的批语共计12387条。在这一万多条批语中，除三十多条是行侧批和回末批之外，其余都是眉批和底批。批语之外，并用五色笔对原文加了圈点。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戚序本”和“甲戌本”批语的源头，当然是“太平闲人”张新之的独创评点，但“戚序本”和“甲戌本”批语更有直接沿袭、概括或批驳王伯沆评点的事实；王伯沆的评点明显参考了张新之的独创，“戚序本”和“甲戌本”对张新之的独创进行大肆剽窃和篡改的同时，明显参考了起来是王伯沆的评点。
下面我以小说前五回中王伯沆评点、“戚序本”和“甲戌本”对相同小说正文语句作的批语为例证，直观比较它们的异同，再作进一步的分析讨论。需要说明的是，以下举的例证中，“戚序本”对某些小说语句未作批语，因此罗列的只是王评本和“甲戌本”。另，王评本的页码指的是《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一书的页码。大家现在来看看例证：
——小说正文：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
——张新之批：十里，“实理”也。此书不演虚无。无中生有，则惟一仁。仁，种也；仁，人也。清，无所淆，则先天也。去水加心，则人情也。是此书大落墨处。
——王氏朱批：“十里”者，势利也；“仁清”者，人情也。（第11页。）
——戚序夹批：开口先云势利，是伏甄、封二姓之事。又言人情，总为士隐火后伏笔。
——甲戌侧批：开口先云势利，是伏甄、封二姓之事。又言人情，总为士隐火后伏笔。
——小说正文：只有一女，乳名英莲。
——张新之批：英莲，音应怜。全书之人无不应怜也。后名香菱，香菱，镜也，风月宝鑑所自出，故生于真而混于假，卒于雪。
——王氏朱批：“英莲”者，应怜也。（第12页。）
——戚序夹批：设法应怜也。
——甲戌侧批：设云应怜也。
——小说正文：姓贾名化，表字时飞。
——张新之批：化，变化也。能变一时之非，则假亦可化而为真，奈何其不化也。有多少期望意。又，“化”、“话”同，便是村言。又变化飞腾，及时通显。一名一字，中边俱彻。
——王氏绿批：“贾化”者，假话也；“时飞”者，实非也。（第16页。）
——戚序夹批：假话也。实非也。
——甲戌侧批：假话，妙。实非，妙。
——小说正文：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
——王氏黄批：“湖州”，言胡诌也。（第16页。）
——甲戌侧批：胡诌也。
——小说正文：便狂喜不禁，自谓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风尘中之知己。
——王氏绿批：多少穷酸，偶得名公卿一笑，便自谓受国士之知，正与此类耳。（第17页。）
——甲戌侧批：今古穷酸皆会替女妇心中取中自己。
——小说正文：士隐令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
——张新之批：霍然而起，甄士隐从此仙矣，是正意。又，“火起”、“祸起”音相通。书中人名借音者类此。
——王氏绿批：“霍启”者，火起也，又祸起也。（第19页。）
——戚序夹批：妙！祸起也。此因事命名。
——甲戌侧批：妙！祸起也。此因事而命名。
——小说正文：又半载，雨村嫡配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将他扶作正室夫人。
——王氏黄批：此是娇杏尤“徼幸”处。（第25页。）
——甲戌本在上文“娇杏”侧作批语：侥幸也。
——小说正文：人命官司一事，他竟视为儿戏，自为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
——王氏绿批：眼明手辣，薛公子大是雅俊人。（第59页。）
——甲戌侧批：是极！人谓薛蟠为呆，余则谓是大彻悟。
——小说正文：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
——王氏墨批：两地谓二“土”。加木即“桂”字，谓金桂也。
——甲戌夹批：拆字法。
——小说正文：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王氏墨批：上四字似“冷”，下三字似指“秦”，但句意仍未解。
——戚序夹批：拆字法。
——甲戌夹批：拆字法。
——小说正文：此茶名曰“千红一窟”。此酒“因名为‘万艳同杯’”。
——张新之批：千红一哭也。万艳同悲也。一茶一酒，包括全书，何尝有一欢喜境地。
——王氏墨批：上文“一窟”即一穴，此“同杯”即同杯，已寓葬花之意。又窟音同哭，杯音同悲，直摄二十七回一段幽咽文情。
——戚序夹批：隐“哭”字。戚序夹批：与“千红一窟”一对，隐“悲“字。
——甲戌侧批：隐哭字。甲戌侧批：“千红一窟”一对，隐悲字。
大家可以看到，当三者对同一语句作批时，戚序夹批和甲戌侧批看起来要么是对王伯沆批语的简化、概括，要么是对王伯沆批语的推演发挥。
比较一下仅有甲戌侧批与王伯沆批语并存的情况，第一回批语中“穷酸”一词用得多么具有“共时性”，它们出现的时机和位置多么巧合。再看看第四回对呆霸王薛蟠流氓行为的评价，又是多么具有“历时性”，显然是甲戌侧批在王伯沆批语的基础上作了类似的褒扬；换句话说，这简直是甲戌侧批在肯定王伯沆的批语，并对呆霸王薛蟠的流氓行为作了进一步的夸赞。
大家再来看看另外两处批语的情况，就能完全明白谁先谁后了。下面的两处批语，显然是甲戌侧批分别对王伯沆批语的补正和反驳。
——小说正文：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
——王氏黄批：三个无考。（第30页。）
——甲戌侧批：贾蔷、贾菌之祖，不言可知矣。
——小说正文：宝玉“面若中秋之月”。
——王氏墨批：此满月相也。（第47页。）
——戚序夹批：此非套“满月”，盖人生有面扁而青白色者，则皆可谓之秋月也。用“满月”者不知此意。
——甲戌眉批：此非套“满月”，盖人生有面扁而青白色者，则皆可谓之秋月也。用“满月”者不知此意。
小说第二回叙述宁国府的谱系，宁公有四个儿子，但小说只写了宁公长子贾代化、孙贾敷贾敬一系，丝毫不提贾代化三个弟弟的谱系，因此王伯沆批说“三个无考”。甲戌侧批看起来是作伪者认为王伯沆对这个谱系问题没有结合小说后文看明白，所以他批到“贾蔷、贾菌之祖，不言可知矣”。这是对王伯沆批语补正的情况。
第四回，王伯沆认为宝玉“面若中秋之月”，就是一个大圆脸。戚序夹批和甲戌眉批显然共同反对这种看法，批语的内容完全针对王伯沆的看法而作，实际上就是认为王伯沆不懂得“人生有面扁而青白色者皆可谓之秋月”。这一反驳，是一个关键性的证据，恰恰证明了“戚序本”和“甲戌本”的批语在王伯沆之后。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立即反驳我说，王伯沆的批语按其“自记”最早作于1914年，可是“戚序本”前40回早在1911年已经出版发行了，怎么可能在王伯沆作批之后呢？
我要强调的是，首先，针对第四回“面若中秋之月”的批语是关键性的证据；其次，王伯沆在自批本第二十四卷卷末所谓“自记”的真实性有待考证，需要对“自记”做出笔迹鉴定，确认是否为王伯沆的亲笔。
据王伯沆的学生钱堃新于1945年5月9日所撰《冬饮先生行述》：“清末，（王伯沆）尝一为上海某局编书。俞恪士为南京陆师学堂监督，征为其教习。嗣又为两江师范学堂教习。皆四十以前事也”。（参见1948年9月南京市文献委员会《南京文献》第21号，第32～33页。）
又据王伯沆的藏书题记《红楼梦冬饮五色手批本》，这部《红楼梦》是1911年3月得之于友人斋中，而到1938年11月15日他已读过20次（同前，第28页）。在这篇题记中，王伯沆明确记录了朱笔、黄笔和绿笔三种颜色批语的写作时间，但并没有谈到墨笔和紫笔批语，更没有谈到这两色批语的写作时间。数量远远多出其他各色批语的5411条墨笔批语为何不是在1911年3月之后开始写作的呢？
王伯沆曾为“上海某局”编书，“某局”是哪个书局呢？是不是老乡狄葆贤的“有正书局”？狄葆贤是不是请了“著名小说家”王伯沆参与“戚序本”的重抄加批工作，然后对王伯沆的批语进行了修改和反驳？我认为事实一定如此，否则无法解释两个“满月”批语的关系。
我对所谓王伯沆“自记”真实性的严重怀疑，还基于一个事实——王伯沆的女儿王绵珍藏的这部批本，在1964年到1966年之间“原书另二十二册为某亲戚家借去，‘文革’中被抄走，不知下落”；直到“文革”后期，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的同志“经过多方奔走，在各有关方面协助下，终于在查抄物资中找到了散失的部分”（参见《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之《后记》，第1175页）。请问，一度遗失的批本，难道没有被人做过手脚吗？
对照所谓的“自记”和王伯沆的藏书题记《红楼梦冬饮五色手批本》，前者简直就是按照王伯沆题记给出的多次阅读《红楼梦》的时间填写了墨笔批语和紫笔批语的写作时间。如果事实如此，这些妄添“自记”的作伪者跟1955年突然现身的《春柳堂诗稿》又有什么关系？此乃后话，我会跟大家一一揭露清楚。
（资料图：1948年9月南京市文献委员会《南京文献》第21号王伯沆纪念专辑之一页；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总而言之，在未拿出证据确凿的笔记鉴定之前，王伯沆批本第二十四卷卷末的所谓“自记”是不足为据的，而《南京文献》第21号这本王伯沆纪念专辑的记载才是立论的基础。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几个基本推断：王伯沆一定参与了狄葆贤“戚序本”的重抄加批工作，但是他的大量批语并没有被狄葆贤采纳，转而在多次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写到了自己的藏本上；“戚序本”的批语沿袭、概括和反驳了王伯沆的评点，“甲戌本”继续沿用了“戚序本”的这些批语；“甲戌本”的伪造者“胡星垣”跟狄葆贤关系密切。
我们能查明“胡星垣”的确切身份吗？我们能彻底揭穿“脂本”和有关曹雪芹材料作伪的骗局吗？可以，造假分子一个都跑不掉，且听我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