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學一道，博大精深，上起秦漢下達明清，多少名家輩出。筆者實屬票友，小時候出於好奇臨摹過一些漢印，初、高中時集中刻過一些分送師友，現在想想實在好笑，刻得那麼拙劣竟然還敢拿出去送人。
據沙孟海先生《印學史》中所載，文人參與治印的最早可以追尋到北宋大書法家米芾，米芾在其所藏定武蘭亭拓片的跋尾上一連鈐了七方印，雖然不知刻製是否由米芾本人親自操刀，但印文一定是他手書的。一直到元代王冕，奇跡般地發現了花乳石，這種類型的石頭，普通人就可以刻得動，不再需要工匠的輔助，這樣文人治印就普遍發展開來了。筆者猜想當時王冕用的大概是青田石。
大凡刻過印的人都知道，治印伊始，須將印石磨平，再將在宣紙上寫好的印文鋪在印面上，施以清水，輕輕地將印文拓在印面上，待干即可放刀直取了，這是比較傳統刻朱文的辦法，也有直接用毛筆寫在印面上的。刻白文則可將印面塗黑，直接開刻，效果全在治印者的心裡。總之，自古以來，凡治印者均是對文字有相當理解同時又是書寫的高手，換句話講就是印人皆“會”寫字。自鋼筆、記號筆、水性筆及電腦製版技術普及以來，對治印者的要求似乎一夜間下降了。據筆者瞭解，現在的印人爲了求穩、求快大多數採用硬筆勾描的辦法製作印稿，大概有以下幾種辦法：
一、
二、
三、
以上是筆者瞭解到的辦法，也許還有更“高明”的，待日後發現了。不管用以上那種辦法來治印，最後只能是“製作”而不是“書寫”。用毛筆書寫印文時，每一筆不論起筆落筆均有變化，這種變化是自然的，是書寫者本身功力的體現。而換做硬筆之後，所有的起筆落筆都是人為描畫出來的。連基本的文字書寫的功力都沒有了，還能刻出好的印章嗎？這樣的效果可不是我們用印的人所希望的。
當今印壇貌似繁榮，全國數得上的“篆刻大師”一大把，價錢也是貴的離譜，不論大小名家，動輒每字上萬元，這樣的印刻出來是給誰用的？畫家？書家？收藏家？還是企業家？陳巨來、方介堪這兩位近代印壇的大師生前都為許多藝術家刻製過常用印，張大千、謝稚柳先生的早期用印大都出自這兩位先生之手，倘若陳、方兩位先生也以今天之價格售予張、謝二先生的話，不知他們是否還用的起呢？活在當代的藝術家遇到的最悲慘的事情就是你的作品會在很短的時間里變成禮品或者商品，久而久之很多藝術家爲了獲得更好的生活便開始迎合“市場化”、“商品化”，這似乎證明了“印刷術的確是中國人發明的”。藝術家一旦開始迎合市場，一旦開始與同行比較價格，一旦開始心裡不平衡，那麼他的藝術水準也就會直線下降了。
治印和畫畫、寫字一樣，後天的努力固然重要但還是需要些天分的，天分的高低直接決定了後天所能達到的成就。印壇大隱吳子建先生就是天分極高的典範，不誇張的說，吳先生應該是當今印壇一等一的高手。不論是他一宿刻出三十方印的速度之快，還是他處理鳥蟲篆那種如同古人的自信，或是他那種對於印章“玩”的態度，都值得那些批命刻印賺錢的篆刻家們好好學習和深思。
當今的篆刻家們似乎都鍾愛參展，在展覽上獲得成就似乎比使用者的讚美還重要。很多篆刻家每遇參展便精心製作一印，或大或小，鈐上幾十甚至上百遍，找到最好的效果送展，這對於精於求精的人來說是應該的，但很多這樣的印張只能參展，經不起鈐蓋。好的印章應該是不論何時何地均可以鈐出不同的感覺或味道，像吳昌碩、齊白石、王福庵、方介堪的印就是經久韻足，不能是越用越不像樣，但這也與使用者的習慣有一定關係，但不是絕對的，主要還是治印者對於印章本身深湹陌盐铡
筆者算不上識貨的，但在用印上還是比較矯情的，不管名氣多大，如果東西不好我是不會用的，也不會爲了圖名氣花大價錢請那麼一方回來。又由於筆者的好古之心，所以偏重於工整一脈，但極少數“寫意印”也曾令筆者深為折服。就一己之溡姡P者認為當今如吳子建先生、石開先生之輩絕對是高手中之高手，水平可謂開宗立派，但這類印人多半五十開外，眼力不比從前，能獲得一印談何容易。
在筆者所識印人中，年輕充滿活力者，有三人極具潛能，在此一介（以年齡為序），以表我敬佩之私。
沈水孫熙春先生，人比黃花瘦，性溫和，重義氣，居瀋陽，執教中文系，印名不顯。
吉林鞠稚儒先生，酷似彌勒，性豪放，極開朗，八面玲瓏，居鵬城，兼擅主持，印壇中堅。
湖南吳汥涌先生，神交已久，尚未面晤，不敢妄言，居東莞，供職圖書館，專事研究。
按正弦曲綫的發展規律來說，波峰之後定會逐步走向波谷。近代印壇高手輩出，風光過後，當代的印壇是否已經在波谷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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