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儿时，通常是晚上在某大队、小学操场上看露天电影，也有的是白天学校包场到大会堂看电影。一般是早几天知道消息，大家激动地互相转告，期待着电影内容，有时知道有电影却不知道什么电影，想象空间更大了，反复探问“消息灵通人士”，如问老师，问大队干部，而大队里、同学中有“假内行”，会振振有辞地发布消息。我们一边期望着好电影如战斗片，一边怕没电影。有的同学会打赌，赌烟壳纸，赌柿娘、弹珠等，直到老师宣布消息明天看电影，或者看到大队部开始挖洞，竖起毛竹架，拉上电影布，我们心理踏实了。此时班级就会沸腾起来。
在大会堂看电影，同学们要排队去，一路上唧唧喳喳的。我们进去看电影，要把幕布拉好，整个窗户光线全封闭。记得有人要上厕所出门，就拉一下幕布，光透进来，电影布幕上就会一片白，人群中就会有一阵响动。电影开始前，一声铃响，一束光照在“静”字上，铃声特别刺耳，通常要响半分钟一分钟，逼得大家安静下来。接着开始放电影。
后来我们长大了，是自己去看夜场电影的。一般是晚上两场，除非特别好看，要三场，日场基本上是学生包场的。我记得电影票是从五分一场开始，到八分、一毛、两毛、五毛等。也有卖站票的，通常便宜一半。记得箬横大会堂卖票员叫荷香，大家买票时总大叫：荷香票来一张。那是一个小窗口，人们没有排队的习惯，总是挤挤挤，有时同学结伴，后边推过来，把旁边的人挤掉，有时人斜挂进去，才买得到票。被挤的人也没有怨言，怪自己力气不够。人太挤时，我们也不敢往里冲。看那场面，那气势，就好像往里面扒黄金。如果当时有高考，让我填志愿，我准会填放电影、卖电影票、站岗验票员，还有卖书、图书馆文化站等职业。在我们眼中，荷香比镇委书记更重要，正如我们把箬横中学图书馆陈老师看得比当时的卢校长更重要一样。
大队里看电影也是常有的，往往老远的也去。有时是大队算帐后有盈余，放一场电影，有时抓了小偷、赌博人要他们罚一场电影的，有时是电影下乡巡回放。夜里放电影，油鼓摊、甘蔗摊等早摆好了，我们也悄悄地向父母要来了零钱。一般来说我总随着哥哥、堂哥一起走的，一路谈论什么电影，一路想象着怎样拍电影，想象着革命英雄战斗豪情，那时文革，经常放革命样板戏，经常重复着看，李玉和、李铁梅、杨子荣还有座山雕等形象和他们的唱腔深深地烙在我们的脑海里，后来有了《平原作战》《平原游击队》，再有《南征北战》《上甘岭》等。看电影时，大家就议论纷纷，剧透是少不了的，已经看过的人总要表现他们的优越地位。电影结束后，也是一路评论，那晚上，我们反复回味电影镜头，琢磨人物故事细节，第二天到学校，同学们就不断地交流最精彩的内容，评论起来，对英雄、军人充满了崇敬与向往，比如重复着“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很有不怕死的壮烈感。我们的从军热情都是这样被教育出来的。
那时电影放影要换片的，有32毫米、16毫米，后来有宽银幕。换片时，人们总是议论纷纷，猜测下一步情节，有的是跑片，就是这大队先放，后面的跟上，这样一片一片接上，有时不湊巧，要等好长时间。后来八十年代的温岭电影院也常常与温岭大会常互相跑片放的。
大队部看电影常常留给我们遗憾。有时下雨不能看。如果说三天后放电影，我们就关心天气预报，企盼着天气晴朗，真吊人胃口。还有风不要太大，风大了，电影幕布前后晃动，幕中人也随着动起来，看得不踏实，也把喇叭声吹散了，我们听不清楚。再就是我们小孩子人太小，站在后面看不见，站到前面太近，站到旁边太斜。如果自己大队放，我们会早早带凳子到操场上搁那儿。在别的大队，带着不便，我们就只能远远看，有时索性到银幕反面看，反面就是农田，放电影有时会踩坏庄稼的，老农们总这样抱怨。
有时我们被谣言欺骗，误以为晚上某大队有电影，我们非常高兴地早早吃了晚饭，兴致勃勃地结伴去看，结果到半路被返回的人截回，他们总说一句：“白布战斗片。”就是没电影的意思，于是我们就说：“白影影，某地放电影。”大家打趣着回家了。
我现在还经常在温岭电影院看电影，舒服地坐着，享受着美妙逼真的音响，惊心动魄的三D四D，却一场场如过眼烟云。我的老朋友福玲总结说：过去看电影，我们只记角色名字不记演员名字的。现在电影没看就知道谁是演员，这是不正常的欣赏。我听了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
浙江省温岭市新河中学东校区 江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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