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始于1862年3月的天京攻防战，在两年后的1864年7月以湘军破城获胜而落幕。天京最后的坚守者忠王李秀成在城破三日后落入湘军之手，曾国藩俘获了当时他所能俘获的太平军最高级别将领和最高威望领袖。
对于李秀成这样一个特殊人物的处置，原本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当时清廷也已下旨，命曾国藩将逆犯李秀成押送北京，只需照做便可。在正常情况下，曾国藩实在没有必要冒着抗旨和专擅的风险，借口李秀成“甚狡”、“不宜使入都”，私自在南京处死这个朝廷点名要的“逆犯”。
即便曾国藩原本就决意杀死这位多年来给自己制造太多麻烦的对手，那么他也完全可以将李秀成的被俘运作为毙杀去上报朝廷，而不用等到李秀成写出“乞降”的自诉后，再匆匆将他处死。
这事办的怎么看都有点杀人灭口的味道，不由得人们不猜疑李秀成在写作自诉的那几天时间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宜使入都”的事情，让深谙保身之道的曾国藩只能选择就地速杀之。
曾国藩私自速杀李秀成内在鲜为人知的原因，或者说当时曾国藩内心的考量，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在建立盖世功绩后，他必须为降低自身及家族的风险，做出伤害最小的选择。
曾国藩私自处决李秀成的杀心，便是源自于这位“伪忠王”乞求般的劝进。根据曾家后人的说法，李秀成被俘后向曾国藩倾诚，愿收拢太平军余部助曾国藩取代满清，助曾国藩干成天平军未竟的大事。
身为当世大儒，曾国藩肯定在《史记》中读过“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之语。身为满清朝廷中的汉人大员，曾国藩对年羹尧的前车之鉴也肯定颇有一番记取。身为数十万胜利之师的主帅，这位只差登高一步的曾侯爷也不难感受到“烛光斧影”的寒意。
所以，在亲手掌控下杀掉这样一位“贼心不死”，还妄想拉自己下水的“逆首”，是将“劝进事件”可能在清廷中引发的舆论危害扼杀的最好选择。即便事后有些许劝进流言流进京城，曾国藩以封疆大吏的身份亲手杀“逆首”在先，而后又主动请求裁减湘军和放弃军权的既成事实，便足以让清廷的“主子”了然自己是一个心有敬畏、没有非分之想的可靠臣僚。
在清朝的汉人中，吴三桂、洪秀全、李鸿章、袁世凯和孙文等人，如果说谁取代满清改朝换代的机会最好，那么无过于攻破天京、俘获李秀成之时的曾国藩了。要说这些人中谁最理智，显然也无过于曾国藩。
在当时那种情势下，李秀成的诚心有几分靠谱且不论，帝王之路的艰险也不说，单说成为帝王后对子孙后代的福祸，就已足以让这位饱读经史、讲求处世之道的大儒打起退堂鼓。曾国藩私杀陈秀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机杀退身边人要给自己黄袍加身的心思。
九弟曾国荃，僚属彭玉麟、赵烈文、王闿运等等许多人，都有跟随曾国藩求取更大富贵的心愿。他们明里暗里地试探，只等曾国藩点头，便就要踩着天平天国的废墟去造满清的反。而手中的天平军大佬李秀成，不仅出乎意料地乞求归降，更是拿出一片诚心要号召太平军余部助曾国藩取代满清，这简直是如虎添翼！
但对曾国藩来说，外有清廷的猜忌，内有兄弟僚属的逼劝，让他不得不做出选择，宁肯抗旨也要亲手杀掉李秀成。用这位忠王的人头向身边人表明心志和示警：李秀成虽是朝廷点名要的人，但犯了我的忌讳，一样照杀不误；你们要是在这等事上有过火的言行，那就想想后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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