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论坛】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的回忆

发表于：2015-02-01 15:47:58

作者:只想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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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的回忆

人老了就喜欢回忆过去，我也是，尽管我不是很老。

1965年，我出生于洞庭湖畔一个农民家庭，直到1985年参加工作外出，我在老家农村生活了整整20年，也当了整整20年农民。如今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当年农村那清贫却快乐、平安的生活依然尤如昨天，沥沥在目。

一、当时农村的阶级

当时农民划分阶级，也叫阶级成份，共分四类：第一类是贫农，在当时是政治地位最高的。第二类是中农，又细分为下中农与上中农，下中农的政治地位次于贫农，上中农的政治地位次于下中农。贫农与下中农统称为贫下中农，属于专政者，而上中农属于团结对象。第三类是富农，政治地位次于上中农。第四类是地主，政治地位最低。富农与地主属于被专政对象，同被列入“地、富、反、坏、右”中。

二、当时农村的机构与集体经济

当时农村的架构是：公社－大队－生产队。公社不多说了。大队的干部有大队长一人，副大队长1－2人，大队会计1人，妇女主任1人，民兵营长1人，治保主任1人。大队集体经济有1个大队部（包括会堂），1个代销店，1个加工厂（包括榨油、棉花轧花即脱籽、打米），1－2辆拖拉机，1个知青点。

生产队的干部有政治指导员1人（生产队的最高领导），水田队长1人（专管稻谷生产），棉麻队长1人（专管棉花与苎麻生产），妇女队长1人，个会计1人，仓库保管员1人，记工员1人。生产队的集体经济有：10头水牛，1栋牛栏，1栋仓库（可装30万斤稻谷），1个养猪场（常年养猪四、五十头），2个不大的机房（1个用于棉花轧花即脱籽、打米，1个用于抽水灌溉），一大二小三台柴油机、轧花机、打米机各1台，水泵两台，还有足够400多亩田土使用的全套农具，包括犁、耙、滚、打稻机等等大大小小不下五十件。

需要多说一句的是当时的每个大队都有的蹲点干部。他们是县直各部门的普通干部职工，因为根正苗红，本人政治表现过硬，被抽调选派到农村去蹲点，理所当然地就是所在蹲点大队的“一把手”。他们由大队安排住在农民家里、吃在农民家里，白天带队劳动，晚上给农民上政治课，是真正的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民都叫他们“老师”。我们大队的是县文化馆的两个干部，一个姓于，一个姓石，就住在我家里，一直住了四三年，直到1978年底。当时我们队上一首童谣这么唱到：石老师，老师石（地方读音“杀”），天天出工挑泥巴，担担挑得两百斤，扁担一断都泼夹（地方读音“GA”）。

三、当时农村的计酬制度

当时农村是集体制度，参加集体劳动称为出工，用工分计酬，十分工称为1个工。所有能够出工的男女老少，均根据体力强弱与劳动能力大小确定底分，最高为青壮年男劳力，十分底分；最低为儿童，二分底分。计算工分有定额制与大寨制两种计方法。定额制是先确定完成固定劳动量为一个工，然后根据你实际完成的多少来计算工分。比如插田，如果是每完成3分（0.3亩）为一个工，你若完成了6分（0.6亩），就计两个工，即20分工。而大寨工则是根据各自的底分计工分，比如，十分底分的壮劳力参加一天计一个工，而二分底分的儿童参加一天则计两分工。当然，队长在排工（即安排劳力）时，都是根据劳动强度与体力来安排的，青壮年男劳力基本上均是安排重体力活，一般都是实行定额计工。妇女儿童一般是安排轻体力活，实行大寨工较多。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尽管生产队干部较多，但他们都是没有报酬的。在当时，荣誉高于一切，尤其是政治荣誉。能当上干部就是一种政治荣誉，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只有贫下中农才有资格当干部。这些干部都是劳动（出工）的带班者，他们和其它劳力一起出工，和其它劳力一起计工。搞定额工时，按他们的实际完成量计工，搞大寨工时，按他们的底分计工。

每天晚上吃过晚饭之后（一般都天黑了），队长就会挨家挨户挨个安排第二天的出工内容，每天早晨在天亮之前还会挨家挨户挨个地喊一遍“出工了”。因为在当时天一亮就要出早工，所以队长必须在天亮之前喊工。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当时记工的办法。所有有底分的劳力都有一本记工本，在晚上吃过晚饭之后，就在煤油灯下详细记录下自己一天的出工内容。是定额的，记下定额数和自己实际完成的量（白天出工时队长会宣布定额数，收工时队长会计量你的完成量）。是大寨工的，记下出工的内容，这是自己记工。另外，队上的记工员有专门的记工帐本，所有有底分的劳力每人每月一页，队长会在晚上安排完之后把内容告诉记工员详细记录，这是队上记工。于是就需要“对工”，即记工员与劳力进行核对。每隔十天半月下雨或者农闲时，记工员就会拿着记工本挨家挨户挨个对工。对工时，如果是定额的，劳力自己报上当时队长定的定额数和队长计量的完成量，记工员就据此记上你的工分数（比如，我自己的记工本：7月8号，割草，100斤一个工，割150斤。而记工员的帐本上只记了：7月8号，割草。并没有数量和定额量。在你报上定额量和数量之后，他就会记上：工分15分。）如果是大寨工，记工员就会按你的底分给你记上工分（比如，7月9号，棉花打药，大寨工。然后记工员会告诉你：记10分。你自己就在自己的记工本上记下10分）。记工难免有差错，有时记工员记了，自己没有记，自己就补上，有时自己记了，记工员没有记，记工员就补上。这样一天一天地对下来，从出工内容到实得工分数量都一致就行了。因此，对工实际是一个劳力与记工员相互补充的过程。令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相信的是：当时的那种高度互信。记工员从来没有怀疑过劳力自己记工的不实，劳力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记工员帮自己少记、帮别人多记。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或者听说过因为对工、记工出现纠纷的。

四、当时农村的分配制度

分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人头为单位的平均分配，一种是以工分为单位的按劳分配。总体上是以平均分配为基础的按劳分配制度。这是即保证人人有饭吃，又体现多劳多得。

分配的东西包括生产队自己生产的所有东西。大宗产品比如水稻、红薯等，交完国家征购粮，留足种子之后，剩下的就分给社员作口粮。一般是先人平200－300斤，多余的再按工分分。小宗产品，比如芋头、菜油等，一般是按人平分。而苎麻、棉花等经济作物则是卖给供销社。

年底春节前，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决算。该留的留足了，该分的分完了，最后是分钱了。钱是按工分分配（五保户例外，有基本保障）。队上会计留足来年的生产资金之后，剩余的钱折算出每个工多少钱，然后按每家每户的工分数计算，就得出了各自可分得的钱数。当时，一般一个工多则二、三毛，少则四、五分，因此，每家多则可分二、三百元，少则只有二、三十元。记得有一年我家分了二百多元，全家过了一个好年，不但计划物质全部买了回来，而且老妈还把所有的布证全部扯了布回来，然后接裁缝师傅来家做了好几天衣服。

由于耕作技术和条件的限制，当时的家作物产量都不高，再加上当时国家实行“备战、备荒”，国家征购粮任务繁重，一般占到总粮食产量的一半左右，因此，农民的口粮经常不足，需要用杂粮补充。一般年景要吃一个月左右的杂粮，较差的年景要吃两个月左右，年景较好时就不需要了。杂粮主要是蚕豆、高粮、红薯、芋头等。

五、当时农村的副业

当时农村的副业（现在叫个体经济）很单纯，就是各家各户的种和养。种就是种自己吃的各种蔬菜，养就是养家禽家畜。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都有几分地的自留地，用于种植各种蔬菜，干部鼓励农民种。当时干部经常说一句话，叫“晚上洗衣白天晒，休息时间种小菜”，只要不是特别懒惰，蔬菜足够吃。

而对于养殖家禽家畜，不但是当时国家的号召，还是要求。当时的口号是：大力发展养猪，支持国家建设。鸡鸭不管养多少均可，没有要求，但猪必须养，每家每户每年必须向国家交售一头合格肥猪，合格标准是达到135斤以上，交售到公社肉食站。多余的就可以自由处理了，出售或者杀了吃均可。记得有一年，我们队上一家富农只有老两口，没有养猪，队上报到大队，大队报到公社，于是就在队上开批斗会，说他“破坏国家建设”。当时我家每年都要养两头猪，于是我和最小的姐姐放学回家之后就一人拿一个大竹蓝出去扯猪草。沟旁、水旁、田旁、土旁，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猪能吃的野菜，扯回家，切碎了，掺上细米一起煮熟，就可以喂猪了。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农药、草甘铃，有毒。到年底，两头肥猪长大了，一头交公社肉食站，一头自己杀了过年。当然大部分肉也卖了，只留下少部分自己过年吃。

有手艺的人，农闲时也可以外出做工赚钱，只要和本队政治指导员说一声就行了。主要有木匠、篾匠、桶匠、裁缝等，还有走村串户打“神仙米”（即爆米花）的人。木匠、篾匠、桶匠、裁缝等都是有需要的人接到家中做，而打“神仙米”的人则是走村串户的了。远远看见师傅挑着担儿吆喝着来了，小孩们就迫不及待地拿一升米、两小块干柴，再问大人要一毛钱交给师傅就行了。短短十来分钟，随着“砰”地一声巨响，白花花、香喷喷的“神仙米”就装满了一大筐。四十年过去了，那种清香至今还深深地刻在脑海里。

六、当时农村的医疗

在我的记忆中，尽管当时农村生活清贫，但却很少有人生病，特别是大病就很少有人患上，即使生病也只有感冒发烧、头痛脑热什么的，到大队赤脚医生那儿花几分钱、最多几毛钱买几粒丸子吃吃就行了。到公社卫生院去打吊针，那是了不起的大病，是很少见的。

不管现在的年轻人信不信，在1981年前，农村的医药费是可以百分之百报销的。因我母亲患了严重的支气管哮喘，需要常年吃药，药就两种：雷米锋与鱼肝油。队上的会计就住在我家隔壁，我曾经就去报过几次医药费，记忆中好像也不要什么领导签字。将医药费发票拿到队上的会计那儿，就可以报销了。1982年、1983年就只能报销50%了，1984年以后就完全不能报销了。

七、当时农村的教育

当时的农村，每个大队都有一所完全小学，包括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班都有。当时的小学是五年制，初中、高中是二年制。小学是春季入学，即发蒙读小学第一册是春季的3月1号。小学、初中不用考试，直接入学，高中也不用考试，是推荐入学。只有贫下中农的子弟才有资格被大队推荐去读高中，“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弟是没有资格读高中的。当时的学费不高，小学是1－2元一学期，初中是2.5元一学期。但尽管如此，因为当时农村农民没有什么经济收入，经济困难，这点学费对部分人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然而却不用担心会因此而缀学，因为当时的农村学校还有一项政策——减免制度。这是针对贫穷的学生专门设立的，学费减免额度分三等：甲等，可减免学费的1.5倍，乙等，可减免全部学费，丙等可减免学费的一半。占总数约一半的学生可以享受学费减免。减免的申请也极容易，只要学生自己写一个减免申请书、写清楚减免等级交给班主任老师就行了。班主任老师到队上去核实情况之后就会在班上宣布减免等级。我因家穷，几乎每学期都享受了减免，从小学到初中毕业，几乎没有交过学费，有的学期甚至还有钱拿回家——因为我享受到了甲等减免。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的女儿和我同班读书，在我的印象中就从来没有享受过减免。这也就是为什么确定减免的权力由班主任老师一人掌握、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论的原因，因为当时的人是那么地公正无私。

正是因为有减免制度，有执行这一制度的无私的人，才在当时经济清贫的状况下，农村基本上没有因家贫而缀学的孩子。

到了1977年，全部改变了。高考恢复了，小学六年制了，夏季入学了，初中、高中三年制了。高中推荐制取消了，要考试入学了。到了1979年，减免制也取消了。

八、今天，农村已经消失了什么？

三十年过去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许多东西已经随风而去，消失了、、、、、

消失了，那个时代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干部和他们大公无私的品质；

消失了，那个时代艰苦朴素、努力奋斗的精神；

消失了，那个时代的平安、真实与快乐、、、

消失了的，已经永远无法找回。我们只有在心中默默地回忆，默默地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