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
近百年来，语文教育的一大问题的过于重视“教科书”，以为学习语文就是学习这些教科书中的“课文”。而实际上，这些课文没有多大的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读“闲书”，主要是读整本的小说。
五四时期，胡适就积极倡导通过阅读小说来学习语文，说道：“按良心说，我们的成绩完全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新民丛报》等有系统有兴味的文章得来的。”
叶圣陶早年也主张读整本的书，主张用整本的教材做国文教材。他认为：单篇短章的教材将使学生眼花缭乱，心志不专，仿佛跑进热闹的都市，看见许多东西，可是一样也没有看清楚。并且读惯了单篇短章，老是局促在小范围之中，魄力也就不大，遇到了大篇，将会望而却步。如以整本的书为教材，虽然在短短数年读不了几部，但却可藉此养成读“书”在习惯和能力。
叶圣陶说的整本的书，主要也是小说。因为他说到：很有写些人是因为“偷空看了《三国演义》”而获得了写作能力。
陶行知也主张阅读小说，他反对只学教科书，认为语文的教科书没有什么用处，不如读小说：
中国的教科书，不但用不好的文字做中心，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学生读了一课，便以为完了，再也没有进一步追求之引导。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孙漂流记》一类小说的时候，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从早晨读到夜晚，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读完了才觉得痛快。中国的教科书是以零碎文字做中心，没有这种力量。
余冠英也说：“我想大家都曾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凡是写作和欣赏能力较高的学生都是爱看‘闲书’的。他们正因为多看‘闲书’才提高了写作和欣赏的能力。教本和教师的力量都不如‘闲书’（我们自己学国文的经验也可以印证。）”
季羡林小时候也非常爱看“闲书”。他说：
在我读小学时，小说被称为“闲书”，是绝对禁止看的。但是，我却酷爱看“闲书”。高级的“闲书”，像《红楼梦》、《西游记》之类，我们看不懂，也得不到，所以不看，我们专看低级的“闲书”，如《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封神榜》，等等。
他认为，正是这些水平并不高的“闲书”，培养了他的写作能力：
我觉得，我由文言文改写白话文而丝毫没有感到什么不顺手，与我看“闲书”多有关。我不能说，每一部这样的“闲书”，文章都很漂亮，都是生花妙笔。但是，一般说来，文章都是文从字顺，相当流利。而且对文章的结构也十分注意。
其实，西方人也是这样。如卢梭在《忏悔录》中就讲：
我母亲留下了一些小说，吃过晚饭我就和父亲读这些小说。起初，父亲不过是想利用这些有趣的读物叫我练习阅读，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兴致勃勃地两个人轮流读，没完没了，往往通宵达旦。一本书到手，不一气读完是决不罢休的。有时父亲听到早晨的燕子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
他说：这种方法，不久便使他“获得了极端娴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所谓第八次语文课改，看上去轰轰烈烈，但实际上改革非常有限。还只是在“教科书”的框子里转。而且，已经编出的几套高中教科书，实际上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除了选篇稍有不同之外，其他都一样，原因很简单：教材都得送同一个专家组评审，都只能接受这一专家组的意见，原本有些特色的，也必须将特色“清除”，否则是不能通过的。这样的改革不是改革。
若能让学生用大量的时间阅读小说，通过阅读小说快速地获得了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和写作能力，这才是真的改革。
当然，语文高考也得变。不变，大家纵然懂得阅读小说有千般好，也还是不敢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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