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责任，做一代经方传人
胡希恕先生研究经方的资料陆续出版后，引起国内外中医学界的注目，我也因而多次受邀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和青海、成都、宁波、台湾等地进行经方学术讲座。2008年11月2日，我还接受了专程来中国的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社长山本胜司的专题采访。这使我感受到，临床界和学术界越来越重视胡希恕先生经方学术思想，很多临床医师开始应用胡希恕先生学术思想来解读经方、运用经方。
我在河南中医药大学讲课时，一位青年学生的提问，引起了我的深思。他问到：“如象您所说，六经来自八纲，难道六经就那么简单吗？”他的提问带有普通性，因为近千年来中医界以《内经》解《伤寒论》已成传统，导致了越解越乱，致使经方六经难以理解，让学生们在临床运用中颇多困惑，这也是当代中医界经方运用并不繁荣的深层原因。虽然不少人《伤寒论》在口头上喊得很响亮，但在临床应用中并不广泛，这的确为中医学界敲响了警钟！
胡希恕先生提出“六经来自八纲”，使得经方的临床应用能够达到“执简驭繁，一通百通”，很多临床工作者如获至宝，临床疗效大为提高。比如，河南某市副主任医师毛进军曾经“应用一些时方或专病专方治疗，虽然针对性较强，辨证也较准确，但疗效并不甚理想，对此，我曾经迷茫过……”“自从接触了胡希恕教授的三阴三阳六经（病）及方证思辨治疗体系，以及将胡老的学术思想体系应用于邻证实践中，我感到中医辨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和层次，疗效的确迅速提升。”（见毛进军著《经方活用心法——六经辨治医案实录》）。类似毛进军医师的人不胜枚举，他们的临床有效率都得到了较大提升。当然，对于某些不从事临床的中医研究者，胡老得理论虽然便于理解，但也会让他们生疑，因为他们没有临床的体验，难以分辨胡老理论体系的优劣。鉴于此，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把胡希恕先生研究经方成果进行传播、弘扬，组建胡希恕学术研究会，带领我的学生们在临床上实证、在理论上提升，不遗余力地宣传、发展胡老的学术思想。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也开始在继承胡老学术思想的前提下，有着更多自己对经方的独立思考，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胡老在世的时候，对所有经方按照“表、里、半边半里（乃至于阳明病、太阴病）”进行了分类，研究成果汇集在我主编的《胡希恕病位类方解》中。但胡老没有来得及对所有经方按照六经（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进行分类，我通过临床探究，终于对所有经方按照六经进行了分类，研究成果汇集在我主编的《经方传真——胡希恕经方理论与实践》（修订版）中。
我在探讨六经形成上下了一定功夫，特别是对伤寒的千古之谜——“半表半里”理论进行了不断探究。以前这个“半表半里”的概念，有关研究和资料较少。胡老提出“六经来自八纲”，我就不断思考：这八纲怎么变成六经的呢？其中，很关键的是“半表半里”这个概念，有了表、里、半表半里，才形成了六经，才由八纲变成了六经。《伤寒论》148条：“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其中的“半在里半在外”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对半表半里，胡老在早期所讲和晚年所讲也有较大差异，可见任何学术都是有个逐渐认识、逐步深化、乃至“反复修正、不断更新”的过程。对于《伤寒论》第148条的理解，胡老原先认为“可与小柴胡汤”是没错的，但后来他就认为不应该用小柴胡汤，而应该是“可与柴胡桂枝干姜汤”。我记得在上世纪60年代，我刚跟胡老抄方的时候，也经常见胡老使用柴胡桂枝干姜汤，但是我对这个方证理解并不特别深透，只是大致知道怎么使用，见到肝炎或妇科病病人，根据口苦、咽干、胸胁苦满，脉像有些虚弱的情况，就用柴胡桂枝干姜汤，但是为什么要用柴胡桂枝干姜汤？进一步的深层原因我就说不清楚了。
胡老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这148条是干什么的？就是解释147条的。《伤寒论》147条：“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解释什么呢？“阳微结”。为什么形成阳微结？这是因为“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也就是说，是因为津液伤得厉害了，所以出现了大便干。注意，这种大便干并不是由于热，它跟阳明病大承气汤证的大便干并不一样，大承气汤证的大便干是因为热灼津液，而这个大便干则是由于津液逐渐损伤而致，没有热的原因。是因为虚寒得厉害了，而不是热的原因，所以这时候的大便干就成为“阳微结”。因是“阳微结”，用小柴胡汤就不对了，它已经是半表半里的阴证，而不是半表半里的阳证了，所以胡老的观点就变了，对于148条中的“可与小柴胡汤”原文，胡老认为“用小柴胡汤不如用柴胡桂枝干姜汤贴切”。实际上就是否定了用小柴胡汤，肯定了用柴胡桂枝干姜汤。胡老认为：148条主要在讲由半表半里阳证变成半表半里阴证，即由少阳病变为厥阴病，这就提示我们进一步认识半表半里的阴证，也就是厥阴病。也提示我们学习《伤寒论》的时候，学习条文是头等重要的事情，绝对不能走投机取巧走捷径。要把每一条原文联系临床进行反复思考。
我在伤寒治学的道路上，也继承胡老的这种“探赜索隐、临床求证”的精神，通过很多年反复研读原文、反复对比同类条文，对“半表半里”和“柴胡桂枝干姜汤”有了自己的独立体会。柴胡桂枝干姜汤是治什么的？是治半表半里的阴证，也就是厥阴病。
我拜读了杨绍伊的《伊尹汤液经》，进一步明确了《伤寒论》是由《论广汤液》而成，并由其考证得知，汉前的《汤液经法》用八纲理论进行辨证论治，并无“半表半里”概念，到了东汉张仲景以后才产生“半表半里”概念；汉前的《汤液经法》虽有六经名，但无六经提纲内容。由此考证，我坚信六经的形成当在东汉，是因加入“半表半里”概念才由八纲形成六经。于是，我把这些自己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加入注解胡希恕先生的论著中，既宣传了胡老研究经方的成果，也激励自己更深入地独立思考、精研经方。我的经方之路，能够有机会师承胡老，真是人生之万幸。当然，我也接触了不少其他门派，感觉各有所长，各有特色。然而从对临床疗效的提高上，我认为，胡老的经方体系，无疑是最有实效的。实践是检验某个学术派别的唯一标准。学习经方，要参考其他学科，参考其他的学派，经方和时方并不对立，而是相互补充。我有幸跟随了好多名老中医学习，比如说焦树德老师治疗痹症，就是“时方派”运用经方进行专科研究，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后世许多学派或名家，其学术渊源多来自经方。
最后，我想和大家说点肺腑之言：大家都津津乐道于胡老做学问的严谨，不少人劝胡老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时，他总是就说：“再等等吧，我还没有考虑成熟”，固然有当时的学术环境不容胡老发表论著的罕为人知的特定背景，但也的确反映了胡老内心深处做学问的严谨风范。现在，我也是深有体会，越是深入研究经方，就越感觉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考虑成熟、透彻。真可谓是“经方越学，问题越多”。我最近正在写一本关于经方的新书，内容是探讨经方用药规律，写作中，我和助手们就遇到了好多问题，比如说关于六经、八纲，胡老说“中医辨证是先辨六经，继辨方证，临床运用大致如此”。但是，辨了六经以后，辨方证就要把每个方证都归属六经，多数方证还算好归，但有些方证归起来就左右为难，似乎既可以归入这经，也可以归入那经，颇让我们感觉困难。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感觉到，真是越学感到问题越多，真是学无止境啊。这里再次体会到胡老回答“还没考虑成熟”的真正含义。比如说，五苓散属于什么方证？归于哪一个经？有人说，它属于太阳病；还有人说，属于太阳阳明合病；还有人说，属于太阳阳明太阴合病……众说纷纭，如同盲人摸象一样，或许每个人都真实触摸到大象的某一部分，但或许都不全面完整。所以，对于经方的探讨，是没有止境的，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经方学人不断努力，才能渐渐逼近真理的本质。
方证是辨证的尖端
方证是由方药和证候以八纲为基础对应的理念，它起源于神农时代，方证的积累丰富，至汉代产生了六经辨证，形成了完整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经方、《伤寒》的主要内容及六经辨证理论，都是由方证发展而来。经方之源，始于方证，它既属基础理论，亦属临床证治。因此，认识方证，是学好《伤寒》、认清六经实质的关键。
学习《伤寒》的主要功夫，重在掌握各个方证，后世许多经方家对此皆有论述，如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指出：“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 因此，辨方证是六经辨证、八纲辨证的继续，是更具体、更进一步的辨证，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辨方证是否正确。方证相应是临床治病取效的前提，故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把辨方证称之为最高级辨证，把辨方证称之为辨证的尖端，并指出家传秘方亦属辨方证，谓：“众所周知，农村常有以家藏秘方专治某病者，虽于辨证论治毫无所知，但于其秘方的应用，确心中有数(掌握适应证)因而往往有验。不过读者于此必须注意，凡是有验方剂，无论用者知与不知，若分析其主治（即方证），则均属六经八纲的细目，这是可以断言的”。辨方证的科学性、学术价值，不但为遵用方证理论者所证实，而且也为不遵用其理论者所反证。如日本的“小柴胡汤副作用死亡事件”，震惊日本，耐人寻味，汉方研究者栗岛行春指出：“让慢性肝炎、肝硬化等患者长期服用小柴胡汤，发生间质性肺炎、死亡，是由一个追求名利的医师发表论文开始的……是不学习中医理论，只用西医的病名来决定处方的结果，是研究失败的根本，而把责任诿过于小柴胡汤有副作用，是错上加错。” 更强调了“让没有了小柴胡汤方证的患者，长期服用小柴胡汤”是造成间质性肺炎的根本原因。《伤寒》是中医经方辨证论治体系，更讲求辨方证，全书主要讲辨方证，第317条方后附：“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这是后人的注释，是对方证的认知。论中对小柴胡汤的用法有明确说明：“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早已明确指出，没有小柴胡汤方证就不能服用该方药。“小柴胡汤副作用死亡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是不辨方证，以血的教训说明了辨方证的重要性、科学性。
由于经方的方证来自临床实践，不论是经方派，还是时方派，都注重其应用和研究，对其认识也就不断深化，逐渐认识到方证的科学性。如沈自尹认为：“从广义上说，以汤方辨证亦属辨证范围，故称之为方剂辨证……，以药物的系统──方，来调节病理的系统──证，寻找方剂效应值的一体化，就是方剂辨证的涵义所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可概括整个辨证施治的内容”。这里很清楚地指出了，辨方证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而是更详细、更具体、更全面的辨证论治。不少人认识到了辨方证的重要意义，中药治病，不在用药味多少、药量轻重，而在方证相适应、对应。如何天麟说：“在临证处方时，一般认为对‘症’下药疗效较好，实际亦不尽然。笔者曾治一女孩，因感寒而发热喘咳，脉浮，苔白，初投小青龙汤加杏仁两剂，热平，咳减，但喘仍作，小便甚少。二诊见原方已效，乃加茯苓利水，服后病不减而尿仍少。三诊，前方去麻黄续服，喘咳止，小便亦畅；岳美中治一妇女，慢性肾炎，血尿、尿频、腰痛，投猪苓汤三剂而愈。月余，病又复发，因虑其虚，增入山药一味，病反转重，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后病再复发，又增海金沙一味，竟又不效，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于此获得更大启发，正如《沈括良方·自序》所说：药之单用为易知，药之复用为难知。世之处方者，以一药为不足，又以众药益之，殊不知药之有相使者、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可知方有常方，法无常法，在辨证论治基础上，执一法不如守一方”。是说辨方证一定要准确，加减用药也要像桂枝加桂汤那样要对证，而不是对症、对病。
我国历来重视方剂和其适应证的研究，后世方如潮涌出现，皆是证明，如《千金要方》、《和剂局方》、《太平圣惠方》等等，其内容主要是讲方证。《伤寒》因不但有方证经验，而且还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尤其对日本汉方医学影响深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决策者要取消汉方医，当时身为西医的汤本求真先生，眼看着亲生女儿因腹泻用西药治疗无效被夺去生命，因之悲愤感慨不已，转而发奋学习经方(初读《医界铁椎》)，临床应用效如桴鼓，并结合临床体验，著成了《皇汉医学》，于是又使日本的汉方医学重振旗鼓，使方证对应派成为日本的主流派。也有人从临床和实验室探讨了方证对应关系。如伊藤嘉纪通过五苓散方证的研究认为：五苓散方证的病理状态，是渗透压调节点的降低，其利尿作用是通过调整调节点来恢复水液代谢正常的。给正常人和动物服五苓散看不到利尿现象，如让人和动物出大量汗，造成津伤表虚出现五苓散方证后，再给服五苓散，则看到明显的利尿作用。因而，认为五苓散与五苓散方证之间，存在着特异的方证对应关系。藤平健在论述出血病的治疗时指出，中医的处方，是由几个生药组成发挥一独特治疗效果的方剂，这个处方可看作一个齿轮，而出血病表现各种症状，这些不同的症状好似不同的齿轮，两者如能紧密咬合，则可使疾病很快治愈，如两方面的齿轮咬合不紧，就像汽车中的齿轮咬合一样，齿轮不合，则汽车不能开动，也就是说，治病方药不对证，治疗也就无效。
近治愈眩晕一例感触颇深：07年10月17日，82岁老妪患起则头眩，到某大医院急诊，CT、B超、心电图等查未见异常，而静脉输入丹参等药，同时给服多种中成药、西药，花去二千多元，得到的结果是起则扑地，头破血流，无奈找中医诊治，我仅根据患者的症状特点，判定为苓桂术甘汤方证，给服一剂效，三剂愈。此事引人深思，深感是有关《伤寒论》的科学内涵值得探讨。“伤寒”的主要核心科学内涵，当是六经、八纲及方证所形成的辨证理论体系(其中还有痰饮、瘀血、水毒、七情、六淫等致病因素)，应用于临床百试百验，国内外称奇，显示了其科学性。章太炎盛赞“《伤寒》为吾土辨析最详之著作”，认为“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主要是因经方以疾病反应出的症状和用药反应规律，总结治病经验，这些在汉代以前道家医学就积累了丰富资料，张仲景的伟大功绩是，“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方证名但以某药名之，更突出的是弃五行理念，而只用八纲来总结症状、方证经验，从而使方证更能反应疾病的实质和标准化，使其理论更具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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